任頤花卉冊

『壹』 晚清國畫家、書法家吳昌碩簡介，吳昌碩書法作品的特點是

人物生平

少學書畫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1日，生於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一個讀書人家。幼時隨父讀書，後就學於鄰村私塾。10餘歲時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點，初入門徑。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與清軍戰於浙西，全家避亂於荒山野谷中，弟妹先後死於飢饉。後又與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雜度日，先後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數年。

同治四年（1865年），中秀才。是年，海上先輩名家任薰與周閑合作，為吳昌碩繪畫像。

同治八年（1869年），赴杭州，就學於詁經精舍，從名儒俞樾習小學及辭章。編成《朴巢印存》。

廣結朋友

同治十一年（1872年），赴上海，得以認識高邕之。

光緒六年（1880年），寓吳雲（平齋）兩軒，以《篆雲樓印存》請教，吳雲為之刪削，更名為《削觚廬印存》。識吳秋農、金心蘭、顧茶村、胡三橋、方子昕等。與楊峴（見山）結為朋友。

光緒八年（1882年），居蘇州。友人薦作小吏以維持生計。與虞山沈石友結為朋友。

光緒九年（1883年），在滬識任伯年。任伯年為作《蕪菁亭長小像》。

光緒十三年（1887年），至滬，任伯年為作《棕蔭納涼圖》。

光緒十五年（1889年），在蘇州。時伯年來訪，為之作《酸寒尉像》，自題詩。施旭臣、譚復堂為《缶廬詩》作序。

光緒十六年（1890年），居上海。識吳大澄。

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伯年又為作《蕉蔭納涼圖》。

光緒十九年（1893年），在上海編選壬辰年以前所作詩三卷刊行，題名《缶廬詩》。

光緒二十（1894年），在北京以詩及印譜贈翁同。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任伯年為作《棕蔭憶舊圖》、《山海關從軍圖》。十一月，任伯年病歿滬上，作詩哭之並撰聯。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得丁葆元保舉，任安東縣令，一月即辭去。

致力書畫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日本河井仙郎投之於門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自訂潤格。編選壬寅以前所作詩為《缶廬詩》第四卷，連同前刊三卷，又《別存》一卷合為一冊。

光緒三十年（1904年），移居桂和坊19號，名其齋曰「癖斯堂」。趙子雲（趙雲壑）投門下。

光緒三十五年（1909年），在滬加入上海豫園書畫善會。

民國元年（1912年），至杭州與西泠諸友宴集。始以字行。

民國二年（1913年），西泠印社成立，任社長。秋，梅蘭芳來會。與王一亭結為至交。王一亭在上海商界、金融界推介吳昌碩的書畫金石藝術，使其名聲大振。

民國三年（1914年），王一亭為吳昌碩在六三園舉辦生平第一次個展，使吳派藝術開始為日本藝界所了解和推崇。上海書畫協會成立，任會長。

民國四年（1915年），上海「題襟館書畫會」推先生為名譽會長。

民國六年（1917年），吳昌碩繼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

民國九年（1920年），日本長崎首次展出其書畫，東京文求堂繼刊《吳昌碩畫譜》，長崎雙樹園刊行《吳昌碩畫帖》。諸樂三列為門弟子。

民國十年（1921年），赴杭西泠印社宴集。《漢三老碑》被日商購去，與西泠同仁奔走呼籲，作畫義賣，終募款八千大洋將碑贖回。日本朝倉文夫為范銅像。

民國十二年（1923年），潘天壽由諸聞韻引見來謁，撰聯以贈。門弟子陳師曾去世。

民國十四年（1925年），沙孟海由王賢引列為門弟子。為已逝師友周閑遺作《花卉長卷》作引首並題。

病逝上海

民國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於上海寓所。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遷葬於浙江餘杭縣塘棲附近超山報慈寺西側山麓宋梅亭畔。

人物成就

篆刻

少年時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書，印刻。楷書始學顏魯公，繼學鍾元常；隸書學漢石刻；篆學石鼓文，用筆之法初受鄧石如，趙之謙等人影響，以後在臨寫《石鼓》中融匯變通。行書得黃庭堅、王鐸筆勢之欹側，黃道周之章法，個中又受北碑書風及篆籀用筆之影響，大起大落，遒潤峻險。

吳昌碩篆刻從「浙派」入手，後專攻漢印，也受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人影響，善於留白，或對角欹斜，氣象崢嶸，構圖塊面體積感極強。刀融於筆，篆刻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變而正。上取鼎彝，下挹秦漢，以「出鋒鈍角」的刻刀，將錢松、吳攘之切、沖兩種刀法相結合治印。

吳昌碩在繼承前人沖刀法和切刀法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融諸家之長，在大量的篆刻創作實踐中，不斷探索，將沖刀和切刀兩種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沖切結合的刀法。這種刀法靈活多變，或沖中帶切，或切中帶沖，甚至切中帶削……這種多變的刀法，把沖刀的猛利、挺勁、爽快與切刀的含蓄、渾朴融為一體，將書意和刀意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他的篆刻刀法雄渾朴茂中寓秀逸的個性化特點凸現了出來。

殘缺刀法是吳昌碩篆刻創作中的一種常用手法。我們知道，秦漢古印大多因年深日久，水土的浸蝕，自然的風化，印面及文字線條失去了原先的平整和光潔，變得殘缺不全。恰恰是這些殘缺給我們以古樸、含蓄、渾厚、蒼拙等特殊的審美效果，這是自然的造化使然。吳昌碩善於巧奪天工，在傳統的沖、切刀法的基礎上，輔之以敲、擊、鑿、磨或借用砂石、鞋底、釘頭等，極大地豐富了篆刻藝術的表現手法，並創造性地將篆刻藝術中刀石效果產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殘缺美的審美新境界。

主要篆刻作品 ：《壽山老坑巧色雕獅鈕》《作了天下事》《讀遍千古書》《好學為福》《黑青田》《一月安東令》《湖州安吉縣》《泰山殘石樓》《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暴書》《千尋竹齋》《千尋竹齋》3刻《吳俊卿信印日利長壽》《安吉吳俊章》《雷浚》《鮮鮮霜中菊》《歸仁里民》。

繪畫

內容

繪畫的題材以花卉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頤指點，後又參用趙之謙畫法，並博採徐渭、八大、石濤和揚州八怪諸家之長，兼用篆、隸、狂草筆意入畫，色酣墨飽，雄健古拙，亦創新貌。其作品重整體，尚氣勢，認為「奔放處不離法度，精微處照顧氣魄」，富有金石氣。講求用筆、施墨、敷彩、題款、鈐印等的疏密輕重，配合得宜。吳昌碩自言：「我平生得力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

他以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筆力老辣，氣勢雄強，布局新穎，構圖也近書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對角斜勢。用色上似趙之謙，喜用濃麗對比的顏色，尤善用西洋紅，色澤濃艷。

吳昌碩因以「草篆書」入畫，狀物不求寫實，形成了影響近現代中國畫壇的直抒胸襟，酣暢淋漓的「大寫意」筆墨形式。

他酷愛梅花，以寫大篆和草書筆法為之，墨梅、紅梅兼有，畫紅梅水分及色彩調和恰到好處，紅紫相間，筆墨酣暢。又喜作蘭花，喜以或濃或淡的墨色和用篆書筆法畫成，剛勁有力。畫竹竿以淡墨輕抹，葉以濃墨點出，疏密相間，富有變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為「雙清」或「三友」。菊花也是他經常入畫的題材，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與菊花情狀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黃色，亦或作墨菊和紅菊。墨菊以焦墨畫出，菊葉以大筆潑灑，濃淡相間。

晚年較多畫牡丹，以鮮艷的胭脂紅設色，含有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葉相襯，生氣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經常入畫的題材。

菜蔬果品如竹筍、青菜、葫蘆、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畫，極富生活氣息。推崇周閑果蔬風格，作品色墨並用，渾厚蒼勁，對於近世花鳥畫影響深遠。

主要繪畫作品 ：《天竹花卉》《紫藤圖》《墨荷圖》《五月枇杷圖》《杏花圖》《花卉十二屏風》《梅花》《花卉四屏》《牡丹》《蘭石圖》《松石圖》《花卉》2幅《紫藤圖》《雜畫冊（之—、二）》《依樣》《天香露圖》《杞菊延年》《泥盆菊草圖》《牡丹圖》《牡丹水仙圖》《大富貴》《佛像圖》《富貴神仙圖》《紅梅圖》2幅《薔薇蘆桔圖》《秋艷圖》《三千年結實》《人物》《三千年結實之桃》《神仙福壽》《石梅》《石竹圖》《松梅圖》《歲寒交圖》《桃實圖》《瓜果》《燈下觀書》《姑蘇絲畫圖》等。

特點

①金石氣息：吳昌碩繪畫藝術的第一大特色是有金石氣息。所謂金石氣息，指的就是鍾鼎上所鑄的金文與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所具有的味道。人們常說誰誰的畫作有金石氣息，其實這種評論標准都是從吳昌碩的繪畫風格出現以後才有的。比如，人們在談到徐青藤、八大山人時，就從來沒有聽說過評價他們的畫作有金石氣息。

②筆力雄渾：吳昌碩繪畫藝術的第二大特色是筆力雄渾。所謂筆力雄渾，指的就是其畫作中的筆觸樸拙、蒼茫、老辣，極具 *** 、雄強的力量感。人們常說吳昌碩繪畫的氣息很厚、很重，按照書畫圈兒里人的說法就是「筆頭子」很大。所謂「筆頭子」很大，並不是說他用的毛筆很大，而指他筆下的氣息非常渾厚，一筆下去，渾金璞玉，力透紙背，又意蘊豐富、氣象萬千。

③設色濃麗：吳昌碩繪畫藝術的第三大特色是設色濃麗。過去人們總是說中國畫不能搞那麼多顏色，用太多顏色容易俗氣。不過，張俊東卻指出，吳昌碩繪畫的用墨就特別濃，設色也特別大膽，特別鮮艷和濃麗。比如，吳昌碩畫過很多牡丹，很多都是大紅大紫的，但是卻不會讓人覺得俗氣，而且非常有文人的那種風骨。所以張俊東認為，中國畫設色的關鍵不在多少，而在誰來用以及怎麼去用。

④富於變化

吳昌碩繪畫藝術的第四大特色是筆法和墨法富於變化。這里邊又體現在幾個方面。張俊東舉例介紹說，比如吳昌碩在畫菊花時，可以將一朵菊花無論是正面的，側面的，靜態的，動態的，都能畫得非常豐富。

書法

吳昌碩的楷書，始學顏魯公，隸習漢代石刻，篆學石鼓文

吳昌碩書法。行書學黃庭堅、王鐸。

吳昌碩書法作品，以篆書、行草為主，晚年所書隸書，結體變長，取縱勢，用筆雄渾、飽滿，具有篆書痕跡，將篆、隸溶為一體，形成獨特面貌。

吳昌碩的隸書遍臨《漢祀三公山碑》《張遷碑》《嵩山石刻》《石門頌》等漢碑。中年以後，博覽眾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選擇石鼓文為主要臨摹對象。數十年間，反復鑽研，故所作石鼓文凝練遒勁，風格獨特。60歲後所書尤精，圓熟精悍。喜將石鼓文字集語書寫對聯。晚年以篆隸筆法作草書，筆勢奔騰，蒼勁雄渾，不拘成法。

《西泠印社記》是吳昌碩71歲時為紀念西泠印社成立而書寫的碑文，辭章與書法俱佳，是吳昌碩人書俱老時期小篆藝術風范的傑作。

詩文

吳昌碩善作詩文，苦吟數十年，未嘗間斷。其詩文，奇崛古樸，用典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絕句純用白描手法，活潑自然，接近口語，具有明麗俊逸的特點，風格上與民歌很相近。有些絕句則活潑自然，接近口語，時含有諷刺意味，抒發生活實感。所作題畫詩寄託深遠，頗有浪漫主義氣息；評論前人書畫，尤多獨到見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諷刺意味，揭露了當時黑暗社會某些不平現象。他的散文作品寫得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證和題畫小品之類，寫的都很朴質淳厚，平易近人。題畫小品中尤多精心之作。發抒生活實感，鞭撻丑惡現象，頗能以少勝多；讀時依稀與作者一燈相對，娓娓而談，意味非常深長。

刊行作品

《朴巢印存》，施旭臣（浴升）撰序為同治九年，歲在庚午（1870年，時二十七歲），吳瑤華跋。扉頁吳氏自題篆書「朴巢印存」四字，另題「金鍾玉磐山房印學」八字。譜中有先生早年手抄的五言八韻「試帖詩」六首墨跡。共鈐印103方，皆無邊款，線裝二冊，未出版。

《蒼石齋篆印》，自題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十一歲）甲戌春仲題於蕪園逸光。」

《齊雲館印譜》，自署「吳俊昌石著。1876年（三十二歲）。

《篆雲軒印存》，1879年（三十六歲）。《鐵函山館印存》，1881年（三十八歲）。

《削觚廬印存》有二冊、四冊本及一冊本，為平時治印後隨手鈐拓的散頁印稿，故今所見裝訂的佳本，印數多寡不一，內容亦不盡相同。成書在光緒癸未1883年（四十歲）。有徐康光緒九年（1883）二月題識。

《元蓋寓廬詩集》，1885年（四十二歲）。

《缶廬印存》，初集四冊本，扉頁及自記皆木刻版，1889年（四十六歲）。有印63方，附邊款，有楊峴題識和吳氏自記。

《缶廬詩》三卷，又集題畫詩，硯銘等署日：「別存」，1893年（五十歲）。

《缶廬印存》二集編成，四冊本，存印51方，附印款，有吳氏自題。1900年（五十七歲）。

《吳昌碩石鼓臨本》，1902年（五十九歲）書，日本平尾孤往1960年發表在《書品》101期上。

《觀自得齋徐氏所藏印存》六冊，光緒壬寅（1902年），徐士愷輯吳昌碩刻印成，存印149方，其中13印系吳昌碩為徐氏所刻，附印款，有徐士愷序。

《吳昌碩石鼓文墨跡》，1908年（六十五歲）書，即錢經銘藏本，譚澤閩題冊首。197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吳蒼石印譜》四冊1911年有正書局出版。

《吳昌碩石鼓文》，錢經銘以吳昌碩六十五歲（1908年）臨本鐫刻入石，1910年由上海求古齋印石印本行世。

《吳昌碩先生花卉冊》，1914年（七十一歲）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缶廬印存》三集四冊本，1914年（七十一歲）上海西泠印社刊行。有葛昌楹（書徵）序，吳隱（石潛）題詞。存印58方，附印款。四集四冊本是吳隱「近所訪獲或借之友人」之作，徐印47方，附印款，有吳隱序。

《吳昌碩臨石鼓文》，末題「甲寅(1914年，七十一歲)六月臨阮刻天一閣北宋本石鼓全文。」上海大眾書局1914年普及本，鈍根題簽。

《西泠印社記》，1914年吳昌碩撰文並書。

《苦鐵碎金》四冊，1915年（七十二歲）上海西泠印社石印刊行。其中一冊為「石鼓文臨本」。

《吳昌碩臨石鼓墨跡》，1918年（七十五歲）臨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出。

《缶廬印存》八卷，張弁群集拓先生刻印。1919年（七十八歲）。

《缶廬印精拓》一冊本，此譜為吳氏以自刻自用印拓贈其友潘飛聲者，存印36方。1919年，自輯刊印，有潘氏小記。

《吳昌碩、趙子雲合集》，孫雪泥輯，1920年（七十九歲）。

人物評價

中國網 （《吳昌碩》）：

中華人民共和國 *** 網 ：（吳昌碩）我國近、現代書畫藝術發展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詩、書、畫、印」四絕的一代宗師，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是我國書畫界劃時代人物。

畫家齊白石（《白石詩草》）：①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縱橫塗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於門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②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吳昌碩為中國畫開辟了一個世紀新風。

書法家於右任：元明清以來及於民國，風流占斷百名家。

後世影響

吳昌碩，一位中國畫壇上頗具影響力的大師。在傳統文化融合、會通的大背景下，吳昌碩也受到影響，他的最大特點和優點也就是通融和超越。雖然時代對於他一生有巨大的推動力，但他自身的刻苦努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吳昌碩與傳統文人畫家不同，兼詩、書、畫、印四絕於一身，能博採眾長，兼收並蓄，將四絕融會貫通，特別是他以金石入印，入書，入畫，以最傳統的藝術因素和審美理想塑造了嶄新的藝術風格和風氣。吳昌碩不僅實現了讓繪畫體現野逸與高古之氣，還把中國畫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對現代中國繪畫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吳昌碩最擅長寫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響最大，由於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吳昌碩作畫用「草篆書」以書法入畫；線條功力異常深厚。雖然從狀物繪形的角度看其線條的質感似乎不夠豐富、切實，但恰恰是舍棄了形的羈絆，吳昌碩的繪畫才步入了「意」的廳堂，從而形成了影響近現代中國畫壇的直抒胸襟，酣暢淋漓的「大寫意」表現形式。

作為海派繪畫的創立者，他的藝術對於中國近現代繪畫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20世紀以來，許多傑出的畫家如：齊白石、王震、趙子雲、陳師、陳半丁、陳師曾、朱屺瞻、劉海粟、錢瘦鐵、潘天壽、吳之、王個、諸樂三等都受到吳昌碩藝術的影響與啟示，他們是研究吳昌碩藝術具有代表性的實踐者，在對吳昌碩藝術的學習、傳承與研究中，也對於闡釋，承襲與引領近中國現代花鳥畫的發展歷程具有了相當重要的價值與作用。其中，王個是吳昌碩門生中的佼佼者。他窮極畢生精力，全面繼承吳昌碩藝術，在詩、書、畫、印領域造詣卓著。

吳昌碩在日本稱之為印聖，與書聖王羲之、畫聖吳道子、草聖張芝齊名。

史籍記載

《吳昌碩墓誌銘》（國學大師陳三立作）

《吳昌碩年譜》

親屬成員

祖 ：淵，舉人，官海鹽教渝；

父 ：辛甲，舉人，截取知縣；

夫人 ：章恭人，死寇難。續娶施恭人，精勤慈儉，能佐先生成其志。繼配夫人施氏；

子女 ：育、涵、邁、女一。育殤。涵出為從父後，能記得印與繪事，邁及婦、女並工篆隸，互傳先生一藝以自名；

孫子 ：長鄴、瑤華。

人物軼事

愛梅也愛狗肉

勞家是塘棲旺族，勞少麟民國初期曾擔任國務院僉事，後告老還鄉，回到塘棲。聽說鎮上一些旺族汪家、姚家、吳家、陸家等與吳昌碩先生多有往來，且有不少大師的書畫墨寶，便也託人向吳求字求畫，哪知大師一聽勞的官場頭銜，偏偏托詞不給，急得他四處探聽先生的脾性嗜好，動起腦筋。

這年冬末，雪後初晴，吳昌碩先生又像往年一樣，到超山踏雪尋梅。行至超山腳下，見路旁梅林之中有一新搭的草舍，頗為雅緻，而且，寒風中除了飄來濃郁的花香外，還別有一股誘人的香味，便不覺停了腳步。這時，只見草舍里踱出一位老者，與吳點頭通姓後，隨即邀他入內小坐。先生見他舉止有禮，談吐不俗，便進去閑談。不一會，那老者說是正巧備有野味，不妨喝上一杯。結果端上來的雖不是什麼野味，卻是先生最愛吃的狗肉。於是乎，兩人邊飲邊吃邊談，很是投機。

兩年後勞少麟做壽，前來祝賀的親友們發現，廳堂上已經掛出不少吳昌碩的字畫佳作。

感悟親情

吳昌碩初配夫人姓章，新婚不久即於兵亂中死於飢病，後於29歲時續聘菱湖施氏夫人。育有子女六人。吳昌碩早年生活飽經憂患，17歲時因兵亂隨父出逃，甚至有過幾乎餓死的苦痛經歷。這一段流離失所的生活，使吳昌碩失去了不少骨肉至親，這使他更懂得家人親情的可貴，所以吳昌碩成家後的家庭生活是溫馨而和睦的。「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這位以畫風豪邁凌厲著稱的藝術巨匠，在面對子女時，卻表現出更多的深情和溫厚。

智諷哈同

民國初年，一天，上海著名的房地產商哈同過生日，想請吳昌碩代畫一張三尺立幅的畫，用以烘托生日氣氛。不料，吳昌碩早就聽說哈同最早是靠販鴉片起家的，況且，他平素最憎惡這幫橫行十里洋場的人。於是吳昌碩決定不畫。

當時，哈同是英、法兩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他深知像吳昌碩這樣的人是值得拉攏的，於是，一方面誘以重金，另一方面又托當時在上海畫界聲望略遜於吳昌碩的吳杏芬、沙輔卿等人向吳說情。礙於同道情面，於是便磨墨提筆，畫了一幅柏樹圖。畫完尚未題款時，哈同就已經親自來取畫了。但當他看到柏樹葉子畫得比自然界的柏樹大時，就問：「柏樹葉子如此之大，這里是否有什麼含義？」吳昌碩說：「正看這是一幅怪柏，但不妨倒過來看看。」哈同依言倒過來看後說：「是一幅葡萄。」此時吳昌碩正色慨然說：「我就是這個意思。」哈同不解地問：「為何要倒畫呢？」這時，吳昌碩忍不住笑了，說：「我是按照你們辦事的邏輯畫的，你們喜歡顛倒，把黑說成白，把好說成壞，當然我給你的畫也只好顛倒掛了。」一聽此話，哈同哈哈大笑，忙說說得好，但心裡卻是十分惱怒的。

銅像戲題

吳昌碩是杭州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日本雕塑家朝倉文夫酷愛吳昌碩的書畫金石，民國九年（1920年）慕名來華，與吳昌碩結成忘年之交。回國後，朝倉文夫運用洗煉的手法，塑造了一尊吳昌碩的半身銅質胸像，並親自將塑像送到杭州。吳昌碩觀後，贊嘆不已，並在銅像之後題字道：「非昌黎詩，詠木居士；非裴岑碑，呼石人子；鑄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問彼都之賢士大夫，用心何以。辛酉八月昌碩戲題年七十八。」字里行間流露出這位藝術大師的寬廣胸懷。

後世紀念

吳昌碩紀念館

吳昌碩紀念館，1995年9月12日建成開館。坐落於上海浦東川沙鎮附近華夏文化公園，佔地6畝，按原上海山西北路吉慶里12號吳昌碩故居式樣建造，為二層石庫門建築，辟有「藝術生平」、「作品陳列」、「卧室」、「畫室」、「海上畫派」5個廳室。建館後，經常輪換陳列吳昌碩書畫篆刻作品和有關生平活動史料，以及吳昌碩的藝術創作用品、生活用具等，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還多次舉辦中、日、韓三國書畫篆刻交流活動。

浙江吳昌碩故居

吳昌碩故居，地處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鄣吳鎮鄣吳村上街。故居是座四合院式的深宅大院，原有主樓、東、西側廳、倒廳和「狀元橋」、半月池等建築，總佔地約2500平米。吳昌碩在此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

吳昌碩墓

吳昌碩墓，位於杭州市餘杭區超山大明堂外西側200米山坡上，1989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墓高2米、直徑3米。墓碑刻「安吉吳昌碩先生墓」八字。高1.4米，寬0.65米。系諸樂三補書。墓右前側亭內立墓表一通，記述其生平事跡。，墓台下左前方塑吳昌碩全身立像一軀。

『貳』 哪個人的國畫畫的好

徐裴鴻、齊白石

『叄』 揚州八怪有哪些

揚州八怪是中國清代中期活動於揚州地區的一批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的總稱，他們也稱揚州畫派。「揚州八怪」有8人，他們是羅聘、李方膺、李（魚旁加單）、金農、黃慎、鄭燮、高翔和汪士慎。揚州八怪多數出身於中下知識階層，他們中有的是被罷官去職的州縣官吏，有的是沒有考取功名的文士，還有家境貧寒、以畫謀生的畫師。他們或生長於揚州，或為外省來此僑居，各有一段坎坷經歷，先後集結於揚州，在揚州繁華的書畫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書畫作品。

揚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官場的腐敗，富商的巧取豪奪，都有所了解。他們面對現實生活中的貧富差別，結合自身的遭際，對社會產生了強烈不滿。對遭受苦難的人民，他們常寄予深切的同情，並代為發出憤怒之聲。但由於他們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當時的清王朝又正處於盛世，他們的感慨和不滿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籬。他們當中，作官的力爭能有所建數，使百姓安居樂業，以維護封建秩序。無意官場的，則潔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標榜。然而，他們又不可能擺脫對地主官商的經濟依附，所以常處在思想矛盾的極端痛苦之中，在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協以求生存。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鄭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論，可謂揚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魚旁加單）在作品中表現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為受攻擊的主要對象。

揚州八怪在藝術觀上最突出的是重視個性表現。他們提倡風格獨創，主張「自立門戶」,他們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為了賣錢謀取生活，撕破了過去文人畫家把繪畫創作視為「雅事」的面紗。在作品的題材上，他們一方面繼承了文人畫的傳統，把梅、蘭、竹、菊、松、石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以此來表現畫家清高、孤傲、絕俗外，另一方面他們還運用象徵、比擬、隱喻等手法，通過題寫詩文，賦予作品以深刻的社會內容和獨特的思想表現形式。如：李方膺的《風竹圖》用不畏狂風的勁竹象徵倔強不屈的人品；黃慎的《群乞圖》、羅聘的《賣牛歌圖》表現了他們對的現實社會的細致觀察，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出社會的不平。揚州八怪在繪畫的風格上，主要繼承了前人繪畫中的水墨寫意畫的技巧，並進一步發揮了水墨特長，以高度簡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於枝枝葉葉的形似。在筆墨上，他們不受約束，縱橫馳騁，直抒胸臆。由於他們的作品和當時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鳥畫風相違背，所以常受到評論家猛烈批評，被稱之為「怪」。

盡管揚州八怪的藝術當時只流行於揚州及其鄰近的地區，但是它在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水墨寫意畫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高翔(1688--1753)，號西唐，又號樨堂，一作西堂，江蘇揚州人 。終身布衣。晚年右手殘廢，常以左手作書畫。與石濤、金農、汪士慎 為友。清. 李斗《揚州畫舫錄》雲:〖石濤死，西唐每歲春掃其墓，至 死弗輟〗善畫山水花卉。其山水取法弘仁和石濤，所畫園林小景，多從 寫生中來，秀雅蒼潤，自成格局。畫梅〖皆疏枝瘦朵，全以韻勝。〗亦 善於寫真，金農、汪士慎詩集開首印的小像，即系高翔手筆，線描簡練，神態逼真。精刻印，學程邃。亦善詩，有《西唐詩鈔》。
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揚州。平生 未做官，曾被薦舉博學鴻詞科，入京未試而返。好游歷，〖足跡半天下〗。博學多才，精篆刻、鑒定，善畫竹、梅、鞍馬、佛像、人物、山水 。尤精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機勃發，還參以古拙的金石筆意 ，風格古雅拙樸。但不少作品由羅聘代筆。又長於題詠，〖每畫畢，必 有題記，一觸之感〗，也擅長書法，刻印。書法取法於《天發神懺碑》、《國山碑》、《谷朗碑》。寫隸書古樸，楷書自創一格，號稱〖漆書〗。篆刻得秦漢法。詩文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其書畫題跋被輯成有冬心畫竹、畫梅、畫馬、自寫真、雜畫題記等。
黃慎（1687--1770 尚在），字恭懋.躬懋、恭壽、菊壯，號癭瓢子 ，福建寧化人。青年時，學習勤奮，因家境因難，便奇居蕭寺，〖書為 畫，夜無所得蠟，從佛殿光明燈讀書其下。善畫人物，早年師法上官周 ，多作工筆，後從唐代書法家懷素真跡中受到啟迪，以狂草筆法入畫， 變為粗筆寫意。多以歷史神話故事，佛像和文人士夫的生活為題材，也 畫流浪乞丐、纖夫、漁民等，衣紋線條，兔起鶻落，變化多端，往往寥 寥數筆，即能形神兼備。亦善畫山水、花鳥。黃慎草書，得懷素筆意， 用筆枯勁，上下勾連，喜作怪筆，人多難以辨認。他的詩被同鄉人雷宏 收集起來，編為《蛟湖詩抄》。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應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范縣、濰縣知縣，有政聲〖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作官前後，均居揚州， 以書畫營生。擅畫蘭、竹、石、松、菊等，而畫蘭竹五十餘年，成就最為突出。取法於徐渭、石濤、八大諸人，而自成家法，體貌疏朗，風格勁峭。工書法，用漢八分雜入楷行草，自稱〖六分半書〗。並將書法用筆融於繪畫之中。主張繼承傳統〖十分學七要拋三〗，〖不泥古法〗， 重視藝術的獨創性和風格的多樣化，所謂〖未畫之先，不立一格，既畫之後，不留一格〗，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詩文真摯風趣,為人民大眾所喜誦。亦能治印，〖接近文何〗。有《鄭板橋全集》、《板橋先生印冊》等。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號巢林，別號溪東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縣，居揚州以賣畫為生。工花卉，隨意點筆，清妙多姿。尤擅畫梅，常到揚州城外梅花嶺賞梅、寫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見稱，清淡秀雅，金農說；〖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疏枝〗。（《畫梅題記》）但從他存世畫梅作品看，並 非全是繁枝，也常畫疏枝。不論繁簡，都有空裹疏香，風雪山林之趣。五十四歲時左眼病盲，仍能畫梅，〖工妙騰於示瞽時〗,刻印曰：〖 左 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歲時雙目俱瞽，但仍能揮寫狂草大字，署款〖心觀〗，所謂〖盲於目，不盲於心〗。善詩，著有《巢林 詩集》。
羅聘（1733--1799），字遁夫，號兩峰、花之寺僧，祖籍安徽歙縣 ，寓居揚州，曾住在綵衣街彌陀巷內，自稱住處為〖朱草詩林〗。是金 農入室弟子。一生未做官，好游歷。工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竹 ，既繼承師法，又不拘泥於師法，筆調奇特，自創風格。作品面目有多 種，尤以畫鬼著名。《鬼趣圖卷》是他的存世名作，畫家以誇張手法描 繪出一幅幅奇異怪譎的鬼怪世界，藉以諷喻社會現實，堪稱古代傑出的 漫畫。袁枚、姚鼐、錢大昕、翁方綱均為之題詠。兼能詩，有《香葉草 堂集》。妻方婉儀，子允紹、允纘皆善畫梅，有〖羅家梅派〗之稱。
李鱓（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又號懊道人，江蘇興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舉，五十三年以繪畫召為內廷供奉，因不願受〖正統派 〗畫風束縛而被排擠出來。乾隆三年以檢選出任山東滕縣知縣，〖以忤 大吏罷歸〗。在〖兩革科名一貶官〗之後，至揚州賣畫為生。與鄭燮關 系最為密切，故鄭有〖賣畫揚州，與李同老〗之說。他早年曾從同鄉魏 凌蒼學畫山水，繼承黃公望一路，供奉內廷時曾隨蔣廷學畫，畫法工緻 ；後又向指頭畫大師高其佩求教，進而崇尚寫意。在揚州又從石濤筆法 中得到啟發，遂以破筆潑墨作畫，風格為之大變，形成自己任意揮灑， 〖水墨融成奇趣〗的獨特風格，喜於畫上作長文題跋，字跡參差錯落， 使畫面十分豐富，其作品對晚清花鳥畫有較大的影響。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號秋池、衣白山人、抑園、借 園主人等，江蘇南通人。雍正八年出任山東蘭山（今臨沂）知縣，因得 罪上司被捕入獄，乾隆元年獲釋，官復原職。後在安徽潛山和合肥任知 縣，仍以不善逢迎，獲〖罪〗罷官。為官時〖有惠政，人德之。〗去官 後寓南京借園，常往來揚州賣畫。善畫松、竹、蘭、菊、梅、雜花及蟲 魚，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畫梅。作品縱橫豪放、墨氣淋漓，粗頭亂服 ，不拘繩墨，意在青藤、白陽、竹憨之間。畫梅以瘦硬見稱，老乾新枝 ，欹側蟠曲。用間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題畫梅詩有〖不逢摧折不 離奇〗之句。還喜歡畫狂風中的松竹。工書。能詩，後人輯有《梅花樓 詩草》，僅二十六首，多數散見於畫上。

『肆』 求「海上畫派」相關資料

海上畫派
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吸引了各地畫壇名家雲集滬濱，各施所能，逐漸形成「海上畫派」。當時寓居上海的名畫家有虞谷、任熊、任薰、任頤（伯年）、胡公壽、高邕之、顧鶴慶、吳昌碩、倪墨畊等人，他們大都平民出身，以賣畫為業，創作題材豐富，畫面清新通俗，深受工商人士和平民階層的歡迎。其遺風流波，影響至今。他們的作品在今天的書畫藝術市場上仍佔有很大的份額。
海上畫派,一般指的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1843年),至廿世紀初期(1927年)時,一群畫家活躍於上海地區,並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就區域性而言,上海的開埠,所引發的社會發展——屬於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業的頻繁已成為中國的活動特區,人民的生活也隨著商業興趣,而有更廣泛的視野;就經濟的發展,使之富裕的象徵,甚至酬謝禮物,便落在精緻文化的發展上；就文化特質來說,繪畫創作是極為適宜的主題藝術。因此,自古雖也有賣畫的記載,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贈,或停留在教書授徒,以求「束修」的供養,雖然先有鄭板橋等人,有類似職業性的主張外,真正以畫為職業的事件,上海地區的繁榮,成為此風氣的催發者。究其原因,當然是上海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劃入外國道商的港口;本身傳統文化的承繼,如揚州畫派的存留,事實上商賈與仕紳交往之間,繪畫與書法的贈酬,是極為現實性的禮品,典雅適宜；這項經濟狀況的衡量,也間接促成上海地區藝術活動的蓬勃發展,所以說上海的畫風已接近職業性、專業性的畫作,並且頗有現實性的題材,包括傳統人文精神的形式,諸如吉祥意義、道德品評、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緒」性的創作,如喜怒哀樂為內涵,這便是海上畫派大都以花鳥畫為主的主因。因為山水畫較不易表現出大富大貴的即興題意,言及此,這又要檢視繪畫完成的快慢問題,花鳥畫頗具象徵性的意義,配合人物畫亦近於人情世故的題材,只要安置妥當,畫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山水畫雖有簡筆畫法,畢竟無法草率,因此海上畫派的風格趨向民俗性的畫作,亦歷歷可數。當然就繪畫發展而言,外延於內斂的充實,當畫家感受到仕紳與商業之間有所牽動時,如何引導人情高雅又簡明的畫法,是促成畫風的主因。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文可從海上畫派諸多畫家,歸納出以下幾點特點。

其一是花鳥畫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畫,依序再為雜項題材,就傳統的意義上,有來自古詩詞、文學作為基調,再佐以西方反襯法、結構法、設色法等,在筆法墨法的應用上,簡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頗具象徵性的表現,不論是花鳥或人物畫,富貴寓於牡丹等花卉,結義於桃園等借古喻今,山川風光於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徵的手法,講究內涵的充實。

其三是造型與色彩華美,為了實用性與現實性,在造型的流暢上,以及較濃麗的色澤上,頗能迎合商業性的活動,也較受一般人所喜愛,此一風格顯然也受西風美術表現法的影響。

其四強調畫法的根源,與清代的考據學有相當大的關系,因此常有模仿或模擬的同類畫作出現,然求畫者絡繹於途,即表現出此畫作其來有自,已開始有形式化的趨向。

除了這些特點外,畫家的作畫數量也有大量生產的趨勢,至今尚能檢視的海上畫派的畫作,恐仍無法估計。

就比較常被討論的畫家,依其畫風可略提幾位代表性的畫家,以為進一步深層研究的參考。 在此可分為：

民間畫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師法白陽山人,尤有簡逸之筆；張熊［花卉冊

1872］,工花卉,畫風保守,晚年作沒骨、水墨淋漓,用色艷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禮,習花卉,取徑新羅、陳老蓮、惲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構圖奇特、變化多樣,善人物、花鳥等,與任熏、任頤、任預等人被稱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偁,初學張熊花鳥,後師承王禮,從其學者亦多；錢慧安以人物畫為多,花卉次之,從其學者亦眾；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師其兄任熊之筆法:吳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鳥等為專長；任頤，花鳥、人物走獸均佳,畫風更近民間現實精神。此一派風格,延續在中上層社會中,所傳承之美學理念,除了文人畫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實題材,有借景寫意的意義,並且開始有西方式的寫生事實,顯然受到近代西方美術觀念的影響,其影響近代五十年的中國畫風,也歷歷可屬。

金石畫派者：融書法寫意為主,雖也具文人畫意或形式,更為重要的也是使中國畫形式化的開端。作者計有虛谷，畫作以寫意為主,將自然景物變形、簡化、書寫化；趙之謙,書畫皆佳,善金石考據,畫以花鳥畫為佳,筆調涵有金石氣,即枯濕濃干白,以書法線條為行筆方式;蒲華,以青藤、白陽為宗,筆墨恣肆、奔放、真率。學生楊士猷傳其方法；吳昌碩［紫藤1919］,書畫印均為所長,行筆如寫,畫境質朴,力求畫面光整與平衡,受其影響者如齊白石、潘天壽等等；高邕，以書法為主,用筆深重,畫宗八大、石濤,對於書畫活動貢獻大,此畫派特色,均強調畫法如書法,書畫同源,以書法筆法應用於繪畫形質,力促筆墨的老辣古樸

『伍』 任頤的繪畫史上的意義

任伯年作為清末「海上畫派」的重要畫家，在人物、花鳥諸傳統繪畫領域都有建樹。就其個人的藝術成就看，他的花鳥畫可能並不亞於其人物畫，但就「海上畫派」而言，在其前後的虛谷、蒲華乃至吳昌碩諸輩，都主要以花鳥畫享名，與這些同人們相比，任伯年在花鳥畫上的成就相對就不甚突出了；換言之，如果任伯年畢生沒有其人物畫的成就，那麼也許就沒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謂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頤（伯年）、任預，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說，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與任預的「二任」，也還可以存在，但名氣會小得多。無疑，就繪畫史的意義而言，具體地說，在清末乃至19世紀的近代中國繪畫歷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畫（尤其是 「寫真」畫像即肖像畫）而顯示其別具一格的意義的。這一點，也正是美術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認為，「對於任頤的藝術造詣，就其個人來說，花鳥畫的本領比較高，若以當時畫壇的情況而言，他的人物畫影響比較大。因為畫人物的畫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頤那樣的造詣，自然比較出眾了，作為畫史上的評價，當然首推他的人物畫。」2 這個看法，我自然是贊成的。但是，在我們考察任伯年人物畫的時候，實際上又不能把它與他的花鳥畫完全割裂開來，因為在他的人物畫創作最成熟的時候，也正是他的花鳥畫創作最成熟的時候，這兩者可以說是一條道上的「雙軌」，是同時或共時地「與時俱進」的；而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看到他進入成熟期後「本領比較高」的花鳥畫對其同時從未中斷的人物畫創作的深刻影響；這甚至也牽涉對任伯年總體繪畫成就的估量與評價。本文將主要從這一角度提出問題與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過渡時期人物的過渡性特徵任伯年誕生之年正好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年。中國近代史的起訖，從1840年到1919年，不過80年3，這是一個從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會向此後的現代民主社會艱難轉換的過渡時期，充滿了可歌可泣的斗爭與磨難。在這一大時代洪流中，比起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義政權的腐朽統治而奮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則徐、黃遵憲、康有為、孫中山等等）來說，像任伯年這樣的一介畫人，也許實在算不了什麼——以他「嗜吸鴉片」4成癮乃至折壽（無獨有偶，「四任」中無一有年過六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處在這一前後歷史時代之過渡時期中的任伯年，事實上不過是帝國主義當時對華政策包括鴉片政策下的一個受欺凌受磨難的舊文人、舊畫人之典型代表吧。但與此同時，若就當時的中國畫壇，尤其是在中國人物畫方面，他作為近代中國畫家因而作為一個過渡時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兩種不同因素相互並存或相互融合的過渡性特徵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們的具體表現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其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一是其寫真性品格與寫意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所謂過渡時期人物基本的過渡性特徵，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徵。在這三方面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的過渡性特徵是決定性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其後續的另兩種並存或融合的特徵；或者說，是由於畫工性品格帶來了其相應的寫真性品格與世俗性品格，又是由於文人性品格帶來了其相應的寫意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而由於任伯年所處的先天的與人文的歷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訓」的家學）的獨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時代及社會環境的獨特性，從而在他個人身上與作品中帶來了這兩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並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個畫家，由於他沒有或較少帶有這樣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獨特性，那麼，往往是相互抵牾的這兩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較難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現了。任伯年的畫工性與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鳥畫的成就如果說任伯年的畫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學（其父任鶴聲「原是民間寫真畫工」，「善畫，尤長寫真術」5；任伯年「少隨其父居蕭山習畫」6），其寫真性品格也率先是從學習、從事作為寫真術的肖像畫之基本要求而來，那麼，其世俗性品格，就不僅是來自其直面對象繪制現實中真人的肖像畫這樣一種從來屬於人見人愛、人皆求之的行當，更與他自25歲起即以鬻畫（包括肖像畫，但主要不是肖像畫）謀生有關，尤其是與他「直到晚年，潤例還是半塊錢一尺」7的「隨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畫作營銷作風有關。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於，他不僅具有畫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則，在帝國資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經濟相對發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個混跡其間的小有名氣的畫匠而已），還有其同時體現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這一文人性品格領銜而來的寫意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歲（1869年）到上海後，也許是出於賣畫謀食的需要，更由於是完全進入了後來被史家稱作「海上畫派」的文人畫畫家的圈子裡（其中有任薰、胡公壽、周閑、張子祥、陳允升、虛谷、楊伯潤、高邕之、蒲作英、楊峴、吳昌碩等），他除了畫寫真肖像畫之外，主要是致力於學習與創作作為傳統文人畫最經典題材與圖式的花鳥畫作品（論家有所謂「近追南田，上窺宋人」9的說法）：他先「經胡公壽介紹在古香室箋扇店畫扇面，『不數年，畫名大噪』」10；同時也畫《花卉四條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學瞎尊者法」11語）等卷軸畫，又畫冊頁小品——正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他逐漸鍛造自己具備了屬於更高一個社會文化層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種品格，即文人性品格。從他在自己畫作上題寫的「略師宋人設色」（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綉球芭蕉》12）、「擬元人設色」（故宮博物院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花蔭小犬圖》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枇杷雞雛》14）、「效元人沒骨法」（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花卉冊》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識，說明他已經完全投身於那種文人畫家應有也必須有的創作境界中，他的寫意性品格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堅實的鍛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領略傳統精髓中顯示的非凡悟性，並在具體創作中表現出的那種繪畫功力——我們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繪制那些摺扇與紈扇扇面作品，無論是沒骨寫意的還是工筆勾勒的，絕大多數都堪稱真正叫人「嘆為觀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幾幅紈扇扇面，其中屬於工筆勾勒彩繪的《牽牛菖蒲》（中國美術館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圖）、《瓜瓞綿綿》（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己卯/1879年作，第122圖）、《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圖）、《天竹棲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圖），它們無論在畫材布置、用筆或賦色上，都做得到位、得體，體現的正是那種中國繪畫正統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沒骨寫意的作品，如《花月棲鳥》（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庚辰/1880年作，第124圖）、《藤蘿小鳥》（光緒辛巳/1881年第125圖），則以其文人氣質的瀟灑，體現的則是又一種精英性品格，即新銳性品格。畫工性與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畫的過渡性特徵讓我們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畫創作中來。在人物畫作品中，任伯年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相互並存或融合的過渡性特徵同樣是決定性的，甚至有更明顯的表現。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從任伯年的生平記載看，他的畫工性品格除了是來自人物寫真術的家學影響之外，一定意義上又可以說是從他喜好臨寫具有工筆與畫工畫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帶來的。比如他早年為姚小復作的《小浹江話別圖》（故宮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這幅就「話別圖」題材來說本應畫成那種自敘傳式的人物畫的，然而在此畫的題跋中他自稱「爰仿唐小李將軍法以應」，結果當然畫成了一幅工筆模樣的山水畫——畫中雖然還可辨別出他與同好「話別」的場面，卻全然是被表現在一個大遠景的構圖中——話別的人物僅僅是微小的「點景」人物。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畫創作圖式的另一個源頭，即「山水圖式+點景人物」的源頭——他的「人物」的出場方式，將是從「山水」中自遠而近地向我們走來；而這種提供人物出場的「山水圖式」所採取的工筆筆法，則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畫作中無可迴避的畫工性品格的潛質。同樣作為「話別圖」的《東津話別圖》（中國美術館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於前一「話別圖」的兩年之後。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話別圖」的「山水圖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筆筆法，不過由於人物來到前景成為主體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圖式」轉換為僅僅是用以襯托主體（群體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話別圖」的「立軸」在此圖中也變成了有利於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橫卷」）。這可以說既是一幅「山水圖式」的人物畫，又是一幅「人物圖式」的山水畫——或者說是典型地表現了從山水畫圖式向人物畫圖式演變的過渡性形態，一種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獨特形態。如果我們從這幅作品所表現的題材內容與思想意境來看，它應該說已經、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這說明，此時的任伯年，就其人格與修養水平而言，不啻已經是文人化了的（由於有關任伯年25歲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幾無，對於此點，筆者無法在此作出進一步的說明）。不過，總的來說（即單就畫面形態來說），此畫仍然可將它說成是任伯年人物畫創作在30歲之前的那種尚未怎麼受到文人性品格影響的形態——一種基本的、多半表現為畫工性品格的形態。30歲到上海之後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開始進入「海上畫派」的文人畫畫家的圈子裡，他通過「上法古人」與學習海上同人的文人筆墨，仿作與創作了大量的具有傳統文人畫品格的花鳥畫，並把文人花鳥畫的筆墨精神帶到了他的人物畫創作中來。此時他的人物畫已經有了兩類不同的手法或風格樣式：一種是信筆胸臆的寫意人物，大多是傳統的古裝人物題材，它們基本保留著此前中國傳統人物畫最一般的非寫真的習性，如1872年作的《遊艇吟簫圖》（摺扇）18；另一種正相反，是對中國傳統人物畫最一般的非寫真習性的基本克服，即轉變為對人物採取寫生手法而體現的寫真性，其描繪的對象當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對的現實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華二十七歲小景」的寫真人物《葛仲華像》19。就上述這兩例看，其信筆胸臆的寫意人物與對人寫生的寫真人物，分別以不同手法表現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創作心態（自主性/客觀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畫面情境（創造性/寫生性）、用筆方式（隨意性/謹嚴性）與寫形風格（想像性/寫實性）；而這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的是其過渡性特徵中那種「並存」的「二重性」特徵，而且它們是通過不同的作品分別來體現的。任伯年1877年（38歲）畫的《飯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對於論證筆者的看法也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間偏左的主體人物（飯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襯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採用完全對人對景寫生的手法，因而是屬於寫真的；而右端的兩名陪襯人物（提壺的與端茶的僕役），明顯是因為右邊畫面太空而信筆添加上去的，由於沒有寫生的模特（在寫生飯石先生時，可能真有兩名僕役進來上過茶，但轉身即離去了——後者作為僕役，事實上也沒有資格像主人那樣作為模特來獲得肖像寫生的權利與榮耀），只能是由作者憑空或根據記憶將他們畫出來，成為信筆由韁的非寫真的寫意人物。主人與僕役，寫真與寫意——前者（包括陪襯景物）畫得精妙絕倫；而後者與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與結構比例上就大為遜色，不能不相形見絀，盡管我們看得出作者在兩者具體衣紋處理上力求了風格的一致。這是把「對人寫真」與「信筆寫意」的兩種手法在一幅畫中實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這幅畫在這兩方面的不和諧與不統一，在明眼人的眼中還是顯然的，不能不是一種瑕疵或破綻。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某種過渡性特徵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時候也會是一種走向成熟過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現。任伯年人物畫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歲以後。也許任伯年進入不惑之年以後也自覺到像他在《飯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會造成畫面事實上的不兼容與不融合，他此後的人物畫就沒有再重復他的這種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張益三像》21中，其主體人物與陪襯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筆筆法寫真的（主體人物坐的石頭可能有一點意筆筆法，但絕無傷大雅）；1885年作的《趙德昌夫婦像》22 也是風格與手法渾然統一的：兩個主體人物與其陪襯景物均為工筆寫真，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現上略施意筆（或沒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為與其「亦師亦友」的同好吳昌碩作的《蕉陰納涼圖》（浙江省博物館藏），當屬任伯年這類工筆寫真人物畫臻於「傳神」的藝術最高成熟度的顛峰之作——作者顯然對自己所面對描繪的對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幾次為吳昌碩畫過寫真肖像，如1886年的《飢看天圖》、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畫起來已是那麼胸有成竹。此畫無論畫面布局，還是對人物的造型與精神面貌的刻畫，即使我們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來加以挑剔都將無懈可擊！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畫可以說又有了一種質的飛躍。此時，他已經完全進入了傳統文人畫筆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寫真的信筆人物畫中，但與他早年那些強化「釘頭鼠尾」筆法而用筆較死的傳統題材信筆人物畫已不可同日而語。我特別欣賞他56歲臨終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運用文人花鳥畫意筆筆法畫的《人物冊》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圖，即《人物冊之一》、《人物冊之二》、《人物冊之三》，就是這樣的作品。其中第87圖《人物冊之二》畫的是一位依杖於荒郊山路旁的白發駝背老翁，正扭頭仰望遠處上空。主體人物神態生動，造型精確，陪襯景物逸筆草草，點到為止。這是一幅以信筆寫意的精神畫出（寫出）的兼工帶寫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達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說是一種有機的「融合」，進入了一種渾然天成的「化境」。這里的所謂「化境」，意味著他的畫工性品格已經並僅僅是作為一種純粹技巧的熟練，並已完全滲透到了文人性品格與意境的具體表現中。無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則他會為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復興帶來更大推動，並取得更豐厚的創作實績。任伯年的人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任伯年以他在清末傳統中國人物畫創作上的獨特成就，成為近代中國傳統人物畫別開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畫品格中包含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既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過渡時期畫家的一般特點，又與他的家傳家風以及社會生活與藝術環境的獨特性相關，同時也與他既作為人物畫家又作為花鳥畫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緊密相連。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他僅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他的這種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種從無機性與外在性到有機性與內在性的轉變或轉化，即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轉變或轉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這種轉變或轉化的人，才能對他的藝術成就有充分、客觀的估量與評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畫中的畫工性品格所表現的寫真性特點，又具體體現了他所處的近代中國畫壇面臨日趨強盛的「西畫東漸」時風的影響的特點——這同樣是處在一個過渡時期：西洋畫在中國已經得到傳播，但這一畫種本身在中國還沒有完全確立其獨立存在的位置。但是這一寫真性特點（無論是來自中國繪畫傳統的工筆寫真，還是來自西洋繪畫傳統的寫實寫真），對於描繪真實的歷史（現實）人物來說，卻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在另一門西洋技術即照相術（它發明於任伯年誕生的前一年）還不是相當發達（也處在過渡時期）的近代中國來說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寫真肖像畫，至今仍將作為他的那一時代歷史的重要考證資料。因此對於他的人物畫的畫工性品格與寫真性特點，在這個角度上說，更應當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畫中應有的時代特徵與非常寶貴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畫作為晚清「海派人物畫」的代表，不僅是明清以來中國畫壇優秀人物畫傳統的新的集成與發展，而且直接成為形成此後現代中國人物畫不同畫派的源頭與先聲：其人物畫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直接發展形成了現代上海「海派人物畫」兼容並蓄的特色（如程十發、賀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國人物畫）；其人物畫包含的畫工性品格一定意義上成為強調造型與寫實風格的「京派人物畫」（40年代徐悲鴻、蔣兆和的中國人物畫）發展的基礎；而其人物畫（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為在寫實造型基礎上更強調文人畫意筆筆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畫」（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國畫系形成，如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筆中國人物畫）形成的基礎。就這個意義上說，任伯年的中國人物畫不僅是中國近代海派繪畫在人物畫方面的代表，還是現代「海派人物畫」與其他學派人物畫直接與間接的共同源頭；而就任伯年本人並以他的創作實績而言，他不僅應當被視為中國傳統人物繪畫從古代向現代轉變的推動者與啟蒙者，還應當視為開辟通向20世紀中國畫全面復興之路特別是人物畫復興之路的先驅者。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