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廷鎮花卉圖

① 明清時期為什麼流行花鳥圖案

明代初期一般指洪武、永樂到宣德、成化、弘治時期，此時的花鳥畫最突出的表現為繼承元代水墨畫法和宋代院體花鳥。最能代表兩種畫風的作家莫過於夏昶與邊文進。

夏昶（1388-1470）乃被稱為畫竹「開山手」的王紱（1362—1416）的高足，以墨竹著稱，時諺有「夏昶卿一個竹，西涼十錠金」之謂。在永樂中舉進士，官至太常寺卿直內閣，故後人稱之為夏昶太常、夏昶卿。他繼承了元人傳統，在其師蕭散自在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形成自己墨色蒼潤、灑脫自然的風貌。他的墨竹，題材、內容極為豐富，在表現風雨中飄舞之竹方面尤見功力。史稱其竹「煙姿雨色，偃直濃疏，動合矩度，蓋行家也」【4】，從其《奇石清風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96.80，以下簡稱中大）可看出其端倪。該圖表現清風輕拂下搖曳偃仰之竹。作者用墨層次分明，筆勢遒勁，系其同類作品之佳構。傳其衣缽者有魏天驥、屈礿（一作約）、張益、張緒、吳巘、王儀、楊廷端、朱端、何喬福、喬昶、馮起震及婿虞瑛等。其中晚明馮起震（1553－1642年仍在）的《湘江新雨圖》（廣東省博物館藏B5007,以下簡稱粵博），仍然系墨竹，在承繼夏氏的同時，也能有所創新。

曾於永樂至宣德初期授武英殿待詔的福建人邊文進可稱明初院體花鳥的代表，畫史稱其花果翎毛「妍麗生動，工緻絕倫」【5】。他繼承宋畫院工筆重彩的傳統，用筆精細，設色明艷，所繪《雪梅雙鶴圖》（粵博B5588），工整細膩，雙鶴施以白粉，梅干及花朵也細致精確，筆墨瀟灑。邊文進以畫花鳥著稱，尤以畫鶴見長，該圖堪稱其代表作。其子楚芳、楚善、楚祥及外甥俞存勝、婿張克信等均能傳其家學。

與邊文進大致同時供奉內廷的繆輔的生平事跡一直史載闕如，從其傳世的畫作看，他曾供職於武英殿直錦衣鎮撫，擅長畫魚。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魚藻圖》，上署「武英殿錦衣鎮撫蘇郡繆輔寫」，鈐「良佐」、「赴清光」二印，則他為江蘇人，「良佐」則有可能為其別字或號。他所繪之魚藻，多寫碩大的錦鯉游弋於深水雜藻間，旁有各類小魚作襯。錦鯉或跳躍，或昂首，或俯游……各盡其態。《魚藻圖》（粵博B674）描寫的便是其中錦鯉戲水一景，筆法仍然是兩宋院體花鳥一路，工細別致而賦色濃麗。繆輔與其他宮廷畫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在題材上的創新，他能別出心裁，將當時很少為人所關注的魚藻類生物入圖，而且能生動傳神地再現錦鯉在水中的各種表現，實屬難得。他的生平傳記雖然不為人所知，但所繪之各類《魚藻圖》則在明宮廷繪畫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明代初期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畫家，那就是以畫梅見稱的陳憲章錄。陳錄出生於人文薈萃的浙江會稽，工詩善畫，論者將其畫梅與同時的冰壺道人王謙（字牧之）相比，並謂「二家雖格意不同，憲章筆力，實過於謙」【6】。《推蓬春意圖》（粵博B4067）系其傳世作品中之鴻篇巨制，全用水墨寫就，繼承了元人如王冕、鄒復雷等人的墨梅傳統，所繪梅干及枝葉遒勁挺拔，古意盎然，梅花則情態各異，正如楊殿邦題詩所言：「萬花飛動墨香遲，寫遍南枝與北枝；彷彿羅浮人入夢，一雙翠羽欲來時」。該圖歷經周右、徐世昌等遞藏，名人題詠殆遍，實屬不可多得之藝術佳構。

這一時期繼承元人水墨傳統的畫家如王紱、姚綬、宮廷畫家如周文靖、商喜、倪端、孫隆，浙派畫家如戴進等也都擅長或兼擅花鳥。
清代初期獨特的政治與人文環境產生了燦爛輝煌的文化。繪畫上出現了受官方扶持的、以王時敏、王翬、王鑒、王原祁為主流的正統畫派和以四僧（朱耷、石濤、漸江、髡殘）等遺民為主流的反正統畫派。花鳥畫和山水畫分庭抗禮，共同成為畫壇的主流。

惲壽平是這一時期花鳥畫壇的重鎮。

以沒骨花卉見長的惲壽平(1633-1690)初習山水，後因見王石谷畫，自以才質不能出其右，遂舍山水而改工花鳥。他繼承了徐崇嗣的沒骨法傳統，創造出色彩鮮明、筆墨簡潔的清新畫風，畫史稱他「不用筆墨鉤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間妙極自然」、【26】「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以至於當時「無論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戶戶正叔」【27】，一時從之者眾，形成「常州派」。作於1686年的《菊花圖》（粵博B2205）所繪菊花為寫生之作，亦能得其神，色澤鮮麗，生色活香，代表了成熟時期的風格。

當時受其影響的畫家有百人之多，最主要的有馬元馭、范廷鎮、鄒顯吉、外甥張子畏及族曾孫女惲冰等。其中馬元馭(1669-1722)得惲南田親授，又與蔣廷錫切磋，因而畫藝日進，王石谷極稱之，論者謂其超縱似陸治，老健遜沈周，作於1694年的《萄萄圖》（粵博B2252）和1704年的《花鳥圖》（中大99·522）可見其畫藝之一斑。前者寫生，形神皆備，堪稱入室之作；後者蒼勁放逸，運筆瀟灑，設色雅緻，於南田外別開生面。其女馬荃得其家法，與以沒骨著稱的惲冰並稱江南「雙絕」。作於1750年的《花鳥游魚圖》（粵博B201）和1779年的《荷花翠鳥圖》（中大99.322）分別代表不同時期的畫風。前者工整秀雅，設色清淡；後者縱筆放逸，賦色亮麗。

與惲壽平同時的王武和稍後的蔣廷錫、鄒一桂等也都是成就卓著的花卉畫家。

王武(1632-1690)與惲壽平同時稱譽畫壇，他精鑒賞，據說家裡藏有很多宋元名跡，這就使其有機會和能力從前人的藝術佳作中吸取養分，融入到自己的畫藝中。他一方面繼承了黃筌的寫生傳統，另一方面取法明代的周之冕、陸治諸家，畫史稱其「所寫花竹禽蟲神韻生動，流麗多風，當入妙品」，又謂其能「得動植之生意，根蒂五參，精神設色，亦極精巧」【28】。作於1677年的《芍葯蝴蝶圖》（粵博B1861）正是其風格的代表。該圖芍葯用細筆鉤勒，墨氣明雅，氣韻生動。傳其藝者有周禮、張畫等。
蔣廷錫(1669-1732)早年受「常州派」影響殊深，後期師法陳道復、徐渭，筆墨簡逸。作品早年以妍麗工筆者居多，晚年以水墨寫意取勝，梁章鉅謂其「以逸筆寫生，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賦色，或暈墨，隨意而成，筆筆名貴」【29】。他曾官至大學士，位顯名尊，其畫代筆、贗品也多，所傳長卷大軸皆其贗品，馬元馭父子及門客潘氏常為其捉刀，據說世間流傳有設色極工者大多由潘氏代筆。作於1723年的《瑞蓮圖》（粵博B223）所繪蓮葉用墨染，筆墨淡逸，工寫結合，不施粉黛而神韻自足。傳其藝者有子蔣溥、馬元馭子馬逸及蘇國士、錢元昌、鄒元斗等。

以傳統山水見長的「四王」亦偶有花卉之作，如「四王」之首的王時敏(1592-1680)，作於1661年的《午瑞圖》（粵博B832），構思簡潔，用墨暈染，墨色層次分明，筆簡意遠。王石谷（1632-1720）的高足楊晉(1644-1728)不僅常為王石谷山水補畫人物、輿橋、駝馬、牛羊等，亦善花鳥，他與黃衛合作於1692年的《梅竹雙禽圖》（粵博B233），其中竹石為其所寫，用筆簡潔；黃衛寫梅雀，蒼秀簡淡。此外，與「四王」、惲壽平並稱「清初六家」的吳歷亦擅畫竹石。其畫取法吳鎮，筆墨雄渾蒼勁，廣東省博物館亦藏其竹石。

清「野逸」派主要以「四僧」等明遺民為代表，他們用筆荒寒、率意，不拘成法，試圖藉助筆墨來表達或排遣心中的積郁，著名的畫家有朱耷、石濤、弘仁、蕭雲從等。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所繪擬人化的花鳥、蟲魚一直被視為個性化的主要特徵，所繪魚、鳥之眼睛白多黑少，被認為是對現實的輕蔑與不滿。他繼承「青藤白陽」潑墨寫意傳統，更多地將思想情感融入畫中，竭力表現對現實的消極關懷及其對人生的理解，他的畫成為自己生命意志的體現。作於1689年的《眠鴨圖》（粵博B44）和無年款的《疏柳八哥圖》（粵博B2704）均為其典型的作風。前者構圖簡練，筆墨酣暢，為其盛年力作；後者筆意疏淡，墨色淋漓。兩圖均緣物寄情，別有懷抱。

自稱苦瓜和尚的原濟(1642-1707)本為明宗室，姓朱，名若極，出家後改名原濟，字石濤，擅畫蘭竹，畫史稱他「筆意縱恣，脫盡窠臼」【30】。《墨竹圖》（粵博B1603）筆墨縱橫宕逸，不拘法度，張大千在跋語中謂其以怒氣畫竹，「槎槎枒枒如在萬馬軍中」。鄭板橋嘗評其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31】，此圖可作為最好的例證；《花果圖冊》（中大96.68）於用墨之外，敷以淡色，神完意足，筆致高遠。

與查士標、孫逸、汪之瑞並稱「海陽四家」的漸江學人弘仁(1610-1664)是「新安畫派」的重要代表，以畫黃山著名、能「得黃山真性情」，所繪之梅、竹亦別具風致。作於1663年的《梅竹石圖》和《梅花圖》扇面（粵博B3646）簡淡荒疏，構圖簡潔而意境深遠，其韻如同所繪山水，蓋從倪雲林中來而別出新意。

安徽蕪湖人蕭雲從(1596-1688)的畫風與「新安畫派」相似，與「海陽四家」的孫逸齊名，畫工山水、人物，「筆意瘦硬清快，設色古雅」【32】，花卉是其餘興，但卻體現出高超的技藝與神韻。作於1668年的《梅石水仙圖》（粵博B94）用筆荒率，筆墨簡練，與弘仁相類。

此外，花鳥畫成就突出的尚有以擅畫梅花著稱的金俊明(1602-1675)。近人鄭昶稱其花卉「獨斟酌於花光、補之之間，別成雅構，疏花細蕊，豐致翩翩，名重當世」【33】。《梅花圖冊》（粵博B2544）可代表他的風貌。該畫冊墨色清淡，筆意簡潔明快，運筆勁健、寓意深遠，王世禎曾題其《畫梅圖》，中有「一幅生綃千載意」句，也是指其意境而言。

這一時期的嶺南地區成為南方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南明政權播遷、抗清斗爭的延續、大批遺民南下，使本來僻居海隅、較為清寂的這一區域活躍起來，文化也空前繁榮。遺民畫家如高儼、張穆、伍瑞隆及以深度、成鷲、大汕為代表的嶺南畫僧群體等，為原本並不發達的嶺南繪畫帶來了生機，並掀起廣東繪畫的高潮。以善畫或兼畫花鳥著稱的畫家有楊昌文畫蘭、伍瑞隆寫牡丹、張穆畫鷹、成鷲寫雜卉等，各擅勝場。其中張穆(1607-1683)以畫馬名世，兼擅畫鷹【34】。所繪鷹多為水墨寫意，蓋從林良處取徑，參以青藤白陽之筆意，形象生動。《蒼鷹圖》（中大99·604）所繪獨立枯枝之雄鷹，墨氣渾穆，用筆老到、蒼勁，雖不是張氏寫鷹之精作，但仍得其形、神。

清初花鳥畫對後世影響甚巨，中期的揚州畫派、晚期的「海上畫派」、「居派」等都受其感染。鄭昶《中國畫學全史》謂髡殘、道濟所寫孤高奇逸，不類南田而亦卓然為後世法，反映出「野逸派」的影響；近人陳師曾則將清代花卉畫分為兩個主要的派別，即以惲南田沒骨為主的「惲派」和以蔣廷錫鉤勒為主的「蔣派」。兩派各有傳人，影響及於後世，以後的花卉畫大多由此兩派衍生【35】。雖然陳氏所言不免偏頗，但確乎反映出兩派花鳥畫承前啟後及其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