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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花藝桶花

發布時間: 2024-11-07 12:23:39

A. 一枝談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一枝談貯書窗下,

人與花心各自香

——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插花是藉以消憂的好辦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會被生命的能量感動。現代城市生活,很少機會接觸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內插作一瓶代表情緒心象的瓶花、一盤描摹自然景色的寫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記當下煩惱事,獲得一瞬間歸返自然的輕松喜悅。花朵是有力量的。它們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語言,它們身上藏著宇宙人生的奧義。讀懂一朵花,便能讀懂一個世界。科學技術從中解碼自然知識,而文學藝術,從中解碼人的故事。

縱觀中國古代文人插花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歷代文人們在其身處的時代,是如何運用插花這一「生活藝術」作為他們表達的載體,講述著自我與自然、自我與時代、自我與世界的反觀。

宋代無名氏《南歌子》:「閣兒雖不大,都無半點俗。窗兒根底數根竹。畫展江南山景、兩三幅。彝鼎燒異香,膽瓶插嫩菊。翛然無事凈心目,共那人人、相對弈棋局。」歌詞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狀態的風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藝術在生活中的影子。

歷代詩詞歌賦中,亦充滿了花的身影,或專為詠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詞曲里借花的符號,表達著自己的隱喻。

插花陳設歷來並非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況味乃在於文人之審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現。花之身影姿態也是文德修養的狀態,文人雅士對花的吟詠,大多數時候,並不是刻意唯美而為之,而是發自內心的詠嘆。

而時至今日,人們普遍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插花」只是一門倡導生活情趣的「技術」,和藝術不沾邊,頂多算一項「藝能」,不過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傷春悲秋的賦閑生活中一項趣味活動;抑或婚慶、會議、典禮時才會使用到的一種「職業技能」。早就不再將它和「道」相提並論。甚至已不能區分出「中式傳統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間有何異同。

台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創始人黃永川先生曾在《中國插花史》一書中寫道:「插花乃生活藝術,與政經發展之枯榮同其消長。故而雖經六朝隋唐之孕育,歷經宋明之繁榮,但降至清代以後卻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風氣雖盛,但時下所見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噓!」(《中國插花史》)

大眾不知,作為一種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緊緊聯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晉竹林七賢;至唐代,王維、盧鴻、陸羽,都是插花、賞花、詠花之極高造詣者。在唐代,整個時代都有愛花的風氣,詩詞吟詠中盡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學著作,如李贊《花木記》、賈耽《百花譜》、羅虯《花九錫》(隋唐時期插花學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數盡陳。

中唐名士歐陽詹曾作《春盤賦》雲:「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綉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新。」說明在當時,盤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學觀念和審美特點,對於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線條、構思及維持花命的方法與技術都有了足夠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詩窺其盛況,大概便是楊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唐人愛花的時尚可見一斑。

到五代十國之時,由於社會的分裂與長期戰亂,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詠嘆之大氣象,頹轉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與文人相隨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態而轉向野花閑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來。時人倡言返璞歸真,如陶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幸而當時已有盛唐之鋪墊,人們對於花之情狀、花之性格,以及花種、花品、花命的體會和研究,都有了較成體系的認識,於是歷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誕生——蜀漢·張翊《花經》,根據花材的顏色、香氣、性狀、氣質等等,模擬人類社會的官階,分出九品九命。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將花代語,並以此寄託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徵。譬如《花經》中評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蘭花、蠟梅、牡丹、酴醾、紫風流(瑞香)。皆是花中最為清雅、高格、富貴、大器者。插作什麼樣的花,便是什麼樣的人,心中對花的品評和認識,也體現著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再說到當時的南唐後主李煜,更是傳統中式花道走向藝術巔峰的締造者,他不但是後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發明人,他創辦的「錦洞天」更是歷史上最早、也最為盛大的插花藝術「展覽會」。

到了宋代,宋太祖勵精圖治,宇內昇平,各地插花風氣回暖提升,「插花、掛畫、焚香、點茶」被奉為生活四藝,成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修養,甚至連僕役也不例外。當時最有名的「萬花會」,是宋人在「花朝節」(農歷二月十五日)舉辦的盛大賞花宴會。元佑七年(1086)時,洛陽太守為花朝節的舉辦,「一次用花千萬朵」,被斥為:「勞民傷財,達於極點」。宋代傳於後世的插花著作更是豐富,有趙希鵠《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蘇東坡《格物麤論》、周密《癸辛雜識》等等。而當時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頤的《愛蓮說》、曾端伯《花十友》、黃峪《花十客》、張敏叔《花十二客》……這些經典文論和文章觀點,皆成為後世文人插花賞花的審美准繩。

後至元代,又是社會離亂,戰火不熄的時代,文人階層保受異族壓迫而求安心切,於是偏重感性,表現空靈之心境的風格,成為了文人階層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現,任性率真的自我表達,使得插花再次成為了文人的另一個張嘴唇,講述著他們不能開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風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脫離政治排場,形成一個專門性學術的世術類型,並有完整體系的花道著作問世,整個時代所追捧的審美格調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這部著作堪稱插花史上最具學術性、最成體系的經典之作,後人爭相傳譯,奉為准則。對後世和海外插花藝術的傳播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他文人編撰的經典花道著作,還有張謙德《瓶花譜》、陳洪綬的《瓶花畫作》、王世懋的《花疏》、陳繼儒的《嚴棲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說》《草花譜》、文震亨的《清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歷》、《花小名》等等。那是一個文人審美成為社會主流審美的時代,也是民間處處爭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黃金時代。

而到了清代,國勢漸衰,學術走向考據之路,文人與花道日俱衰頹,民間對自然之美也較少關心,或審美日漸庸俗化。成體系的中國傳統花道和大清國運一同式微,直至緩慢的消亡。

當然,文人與花的歷史關系,不只是這樣粗淺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盤根錯節的連結,值得用許多篇幅去書寫。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譜》中說,花是「天地慧黠之氣」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種擬人的靈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動物,有感知、有感情、有靈性。花朵,的確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達。集結植物的「精氣」。而白居易又曾這樣寫:「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類世界的精英,將自然界「精氣」凝結的花卉用以自喻,間中姿態亦值得玩味。

時常思索,中式傳統花道的現實意義應該是什麼?畢竟這不是一門與衣食相關的技藝,更不是人們生活中「剛需」的藝術。過去它的存在,除出對生活審美的高層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義便是「成教化,助人倫」,如今,它還具有這樣的作用嗎?

資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經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通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後,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我想,所謂「生活美學」的意義,恰恰就在此處。美的作用,何其潤物細無聲,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內在教育。所以資先生還說:「對美有了足夠的感知力,對那些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一笑了之的醜陋便難以忍受,如鯁在喉。」

而這種難能可貴的「如鯁在喉」,我想,不單是對「美」而言,更是「真」與「善」的底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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