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本畯插花

⑴ 山茶插花始於何時

前面提到的唐代詩人溫庭筠的《海榴》詩，不僅寫了重瓣山茶，還寫了山茶插花，「葉亂裁箋綠，花宜插鬢紅」，意思是說山茶的綠葉如剪裁精美的箋紙，它的花是婦女喜愛的插鬢飾物。「花宜插鬢紅」，正好說明了在唐代，山茶已成為「簪花」習俗，當時婦女把花卉簪插於鬢發之上作為飾品。山茶從地栽、盆栽，發展到瓶供（插花），這是山茶的藝術深加工、再創作，其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升華。如果說插花藝術是中國花文化的一部鴻篇巨制，那麼山茶的插花藝術則是其中的瑰麗篇章。插花，中國古代稱之為「瓶供」、「瓶玩」，所插之花稱「瓶花」。現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宋代畫家董祥的《歲朝圖》，就畫有山茶的「瓶供」。特別是明代袁宏道插花專著《瓶史》的問世，對插花藝術進行了全面的理論總結，使山茶在插花藝術中嶄露頭角。關於山茶在插花藝術中的運用，《瓶史》雲：「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為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也品評：……山茶鮮妍，瑞香芳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也。」山茶，不僅在「瓶玩」中扮演「花使令」的配角，還出演「花客卿」、「花盟主」的主要角色。在袁宏道的《瓶史》「使令」論中，將主角之花稱為「花盟主」，將花種搭配時地位次於「花盟主」的花，稱為「花客卿」。「客卿」為秦代的官名。請其他國家的人到本國做官，他的地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故稱「客卿」。明代屠本畯的《瓶史月表》中山茶所司的職是：「正月——花盟主：白寶珠、茶梅；花客卿：山茶花……十一月——花客卿：漳茶。」山茶「瓶花」還被古人排列了品級次序。明代張謙德的《瓶花譜》中，山茶被列入譜的有四種：一品九命：滇茶；二品八命：黃、白山茶；三品七命：蜀茶；六品四命：茶梅。「九品」，始於東漢末的「九品官人法」，到了魏晉就成為官吏等級，一品最高，九品為末級。「九命」，是周代官爵的九個等級，九命最高，一命為末級。在前三個品級中都有山茶，山茶真可謂「名列三甲」。

⑵ 讀《瓶花之美》

        常見的插花可能是常在花店見到的花籃或花束，也可能是風頭正盛的「小原流」之類的日本花道。中國的插花是怎樣的？古代的中國人也插花嗎？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古人的花生活可能是你無法想像的。古人用花很日常。不僅王公貴族和文人雅士們插花，百姓的日用中也常用到花，宋代市井中竟以花飾作「花牌樓」用以招攬生意。

       

        徐文治的《瓶花之美》一書梳理了中國歷代插花典籍（如羅虯《花九錫》、高濂《瓶花三說》、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等），介紹了花之插貯、滋養、節令等，十分詳盡。作者考據的嚴謹態度也值得稱道。比如近代以來受日本花道的影像常認為東方插花會有三大主枝，甚至有學者將中國插花中的「主、客、使」概念套用到日式三主枝概念中。《瓶花之美》中則追根溯源，極力釐清了這一誤會。:「我一直不理解黃先生為什麼這樣講，屠本畯在《瓶史索隱》里說得清清楚楚的品第觀念，怎麼就成了三大主枝呢？直到最近細看黃先生所著《中國插花史研究》時，我才發現問題。原來黃先生並沒有看到過《瓶史索隱》，黃先生引用的《瓶史月表》只是一個二手材料，在這個二手資料里只有「花盟主、花客卿、花使令」三類，並且沒有說明分類的理由。在其後確實還有一個「花小友」的表，而在屠本畯《瓶史索隱》里卻是一張表。正是這個二手資料讓黃先生得出了他的結論。

        這個二手材料就是康熙年間陳夢雷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黃先生研究中國插花史的原始資料就來源於《古今圖書集成》中摘抄的「草木典」。《古今圖書集成》里沒有註明或是遺漏的文字，在黃先生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整的體現。也正是在比對這些資料的過程中，我才找到了黃先生論述的依據。也就是說黃先生來自日本花道的先入為主的三大主枝的觀念碰到《古今圖書集成》簡略版的《瓶史月表》，就這樣誕生了其實並不存在的明代「主客使」三大主枝的構型原則。」這一嚴謹的考證有理有據，令人嘆服。

⑶ 一枝談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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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談貯書窗下，

人與花心各自香

——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插花是藉以消憂的好辦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會被生命的能量感動。現代城市生活，很少機會接觸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內插作一瓶代表情緒心象的瓶花、一盤描摹自然景色的寫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記當下煩惱事，獲得一瞬間歸返自然的輕松喜悅。花朵是有力量的。它們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語言，它們身上藏著宇宙人生的奧義。讀懂一朵花，便能讀懂一個世界。科學技術從中解碼自然知識，而文學藝術，從中解碼人的故事。

縱觀中國古代文人插花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歷代文人們在其身處的時代，是如何運用插花這一「生活藝術」作為他們表達的載體，講述著自我與自然、自我與時代、自我與世界的反觀。

宋代無名氏《南歌子》：「閣兒雖不大，都無半點俗。窗兒根底數根竹。畫展江南山景、兩三幅。彝鼎燒異香，膽瓶插嫩菊。翛然無事凈心目，共那人人、相對弈棋局。」歌詞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狀態的風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藝術在生活中的影子。

歷代詩詞歌賦中，亦充滿了花的身影，或專為詠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詞曲里借花的符號，表達著自己的隱喻。

插花陳設歷來並非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況味乃在於文人之審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現。花之身影姿態也是文德修養的狀態，文人雅士對花的吟詠，大多數時候，並不是刻意唯美而為之，而是發自內心的詠嘆。

而時至今日，人們普遍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插花」只是一門倡導生活情趣的「技術」，和藝術不沾邊，頂多算一項「藝能」，不過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傷春悲秋的賦閑生活中一項趣味活動；抑或婚慶、會議、典禮時才會使用到的一種「職業技能」。早就不再將它和「道」相提並論。甚至已不能區分出「中式傳統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間有何異同。

台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創始人黃永川先生曾在《中國插花史》一書中寫道：「插花乃生活藝術，與政經發展之枯榮同其消長。故而雖經六朝隋唐之孕育，歷經宋明之繁榮，但降至清代以後卻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風氣雖盛，但時下所見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噓！」（《中國插花史》）

大眾不知，作為一種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緊緊聯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晉竹林七賢；至唐代，王維、盧鴻、陸羽，都是插花、賞花、詠花之極高造詣者。在唐代，整個時代都有愛花的風氣，詩詞吟詠中盡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學著作，如李贊《花木記》、賈耽《百花譜》、羅虯《花九錫》（隋唐時期插花學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數盡陳。

中唐名士歐陽詹曾作《春盤賦》雲：「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綉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新。」說明在當時，盤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學觀念和審美特點，對於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線條、構思及維持花命的方法與技術都有了足夠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詩窺其盛況，大概便是楊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唐人愛花的時尚可見一斑。

到五代十國之時，由於社會的分裂與長期戰亂，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詠嘆之大氣象，頹轉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與文人相隨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態而轉向野花閑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來。時人倡言返璞歸真，如陶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幸而當時已有盛唐之鋪墊，人們對於花之情狀、花之性格，以及花種、花品、花命的體會和研究，都有了較成體系的認識，於是歷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誕生——蜀漢·張翊《花經》，根據花材的顏色、香氣、性狀、氣質等等，模擬人類社會的官階，分出九品九命。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將花代語，並以此寄託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徵。譬如《花經》中評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蘭花、蠟梅、牡丹、酴醾、紫風流（瑞香）。皆是花中最為清雅、高格、富貴、大器者。插作什麼樣的花，便是什麼樣的人，心中對花的品評和認識，也體現著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再說到當時的南唐後主李煜，更是傳統中式花道走向藝術巔峰的締造者，他不但是後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發明人，他創辦的「錦洞天」更是歷史上最早、也最為盛大的插花藝術「展覽會」。

到了宋代，宋太祖勵精圖治，宇內昇平，各地插花風氣回暖提升，「插花、掛畫、焚香、點茶」被奉為生活四藝，成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修養，甚至連僕役也不例外。當時最有名的「萬花會」，是宋人在「花朝節」（農歷二月十五日）舉辦的盛大賞花宴會。元佑七年（1086）時，洛陽太守為花朝節的舉辦，「一次用花千萬朵」，被斥為：「勞民傷財，達於極點」。宋代傳於後世的插花著作更是豐富，有趙希鵠《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蘇東坡《格物麤論》、周密《癸辛雜識》等等。而當時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頤的《愛蓮說》、曾端伯《花十友》、黃峪《花十客》、張敏叔《花十二客》……這些經典文論和文章觀點，皆成為後世文人插花賞花的審美准繩。

後至元代，又是社會離亂，戰火不熄的時代，文人階層保受異族壓迫而求安心切，於是偏重感性，表現空靈之心境的風格，成為了文人階層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現，任性率真的自我表達，使得插花再次成為了文人的另一個張嘴唇，講述著他們不能開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風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脫離政治排場，形成一個專門性學術的世術類型，並有完整體系的花道著作問世，整個時代所追捧的審美格調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這部著作堪稱插花史上最具學術性、最成體系的經典之作，後人爭相傳譯，奉為准則。對後世和海外插花藝術的傳播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他文人編撰的經典花道著作，還有張謙德《瓶花譜》、陳洪綬的《瓶花畫作》、王世懋的《花疏》、陳繼儒的《嚴棲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說》《草花譜》、文震亨的《清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歷》、《花小名》等等。那是一個文人審美成為社會主流審美的時代，也是民間處處爭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黃金時代。

而到了清代，國勢漸衰，學術走向考據之路，文人與花道日俱衰頹，民間對自然之美也較少關心，或審美日漸庸俗化。成體系的中國傳統花道和大清國運一同式微，直至緩慢的消亡。

當然，文人與花的歷史關系，不只是這樣粗淺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盤根錯節的連結，值得用許多篇幅去書寫。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譜》中說，花是「天地慧黠之氣」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種擬人的靈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動物，有感知、有感情、有靈性。花朵，的確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達。集結植物的「精氣」。而白居易又曾這樣寫：「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類世界的精英，將自然界「精氣」凝結的花卉用以自喻，間中姿態亦值得玩味。

時常思索，中式傳統花道的現實意義應該是什麼？畢竟這不是一門與衣食相關的技藝，更不是人們生活中「剛需」的藝術。過去它的存在，除出對生活審美的高層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義便是「成教化，助人倫」，如今，它還具有這樣的作用嗎？

資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經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通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後，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我想，所謂「生活美學」的意義，恰恰就在此處。美的作用，何其潤物細無聲，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內在教育。所以資先生還說：「對美有了足夠的感知力，對那些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一笑了之的醜陋便難以忍受，如鯁在喉。」

而這種難能可貴的「如鯁在喉」，我想，不單是對「美」而言，更是「真」與「善」的底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