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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東亞模式和中國經濟成功的根本原因：美國開放國內市場（2）

東亞模式被描述為不同，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 它是一種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即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2. 它是一種體制模式，指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特色是強有力的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導向作用。

3. 它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涵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產業政策調整、經濟體制結合以及政府與企業界的緊密聯系。

4. 它的特徵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政府理性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的結果。

這些觀點都強調了政府在東亞模式中的核心作用，政府要實現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制定保證高速增長的制度安排，這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理性。但這種政體和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當脆弱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東亞模式」也是一種制度模式，其核心在於權威政府。

四個重點：出口導向，民企模仿西方企業管理，發展市場經濟，鼓勵優勝劣汰。日本、韓國、中國都是如此。

美國為日本提供了安全的國際環境，並完全開放市場，使日本得以擴大出口，進口所需原材料，實現經濟快速增長。過去十五年的中國經濟軌跡和邏輯，與60年前的日本相似，但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中國學習速度更快；中國因為人口因素，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影響更大。

這種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趕超模式，除了導致全球經濟失衡，還使經濟增長對外貿產生依賴，產業鏈/產業結構固化，「結構調整」成為老生常談，原本是優勢的模式，現在正在成為麻煩；貧富差距，使得轉型/內需拉動增長，就如同讓每個準新娘都買上克拉鑽一樣，只能是廣告。2008年全球危機至今，中國仍然沒有找到一個可以替代出口的新增長動力。

中國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是加入WTO後向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大規模出口的結果，房地產和汽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是以外貿的繁榮為前提。這期間，政府和社會動員資源和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遠大於技術因素。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在2018年前10個月達到2581億美元，同比增長15.8%；中國累計貿易總順差2542億美元，同比下降22.3%。同期，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相當於全國貿易總順差的101.6%，可以說，中國開放就是對美開放。

外貿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為一半以上的進口是為出口做准備，不會沖擊國內的產能和產業，甚至提高產能和就業。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遠高於依據順差計算出的GDP貢獻率。

中國外貿的未來，不僅決定中國GDP的增長，更是關乎世界經濟是否再平衡、世界金融市場是否穩定的關鍵。

美國通過外貿拉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08年以前的美國市場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

美國利用資金和市場，拉動西德、日本等經濟體復興，後者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國家積累美元儲備。

這種情況下，結算、儲備選擇主權貨幣美元，是中國、日本等經濟體的主動行為，超主權貨幣很難有作為。如果世界各國堅定地回歸自給自足，不需要美國市場，那美元的價值和地位必將大打折扣。只是，此時任何超主權貨幣也沒有了存在的必要，因為各經濟體不再有外部逆差問題、也沒有美元超級特權的問題了。

不是美國離不開東亞，是東亞離不開美國。

中國加入WTO之後，沒有美元信用的擴張和美國消費者的透支，就沒有中國飛速增長的對外貿易和龐大的外匯（美元）儲備，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基石。

目前，美國不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但卻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終極市場。沒有美國市場需求，全球貿易將大幅萎縮，中國的外貿總量腰斬也不是不可能。

二戰以來的全球化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始，美國開放國內市場拉動西方特別是西德、日實現經濟復甦、繁榮，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第一階段，西方大國通過協調、談判，形成全球化的規則，並在冷戰後推行於全世界。

此間，英、美的貢獻居功至偉，後來的日本、西德、法國和瑞士等國家，均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學界、政界、銀行界和商界，均不可或缺，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合力。冷戰對方的潛在威脅，強化了這個合力。

第二階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規則、享受紅利並做貢獻的時期。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是中國試探性地探索，朱鎔基力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是歷史性的一步。

2001年入世時中國人均GDP是1053美元，2013年是7078美元，12年接近7倍。

1979-1991年發展12年了，當時已經改革開放、但還沒南巡喊出市場經濟、更沒有咬牙融入全球規則，就只從272美元增到359美元，還沒能翻倍。

可見改革開放但自主摸索的話，即使帶著良好願望，也沒能發生什麼奇跡，僅僅不挨餓了而已。

如果再對照日本和韓國，從1955-1967-1979-1991年3個12年來看，日本從263到1234到8725到28925美元，韓國從65到161到1774到7573美元，可見12年裡增長個三五倍八九倍沒啥的。

行天豐雄在《時運變遷》里詳細記錄了戰後日本經濟的復興、騰飛模式：匯率長時間低估並盯住美元、通過各種途徑尋找海外資金支持、積累美元儲備、努力向美國出口、出口產品結構從紡織品向機械產品調整、限制進口......日本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最先受益者，隨之成為後來包括中國在內其他經濟體的模本。全球產業鏈在此過程中不斷調整，並逐漸固化了各經濟體間的分工。

在戰後七十年的時間里，無論追趕的國家經濟表現如何，作為全球最大商品進口國和最大順差來源地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美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技術創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費。技術創新有其內在的時間周期，以數十年計。後發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藉助於信息技術，快速實現追趕，企業獲取新技術的時間，可以以分鍾甚至秒計。短期內走完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路，也屬正常。這讓全世界的科技創新顯得滯後，給美國及所有創新引領國家帶來了壓力。

重點就是：要虛心學習美國的制度和資本市場。

任正非為了更好的管理華為，花了十幾億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系統。

很多人完全不明白的是，中國幾乎一切好東西都是西方現代秩序輸入的結果，比如中國引以為傲的互聯網公司是美元VC從零開始養出來的，金融市場是一幫英美留學生和港交所專家設計出來的，製造業是WTO帶來的全球（其實就是歐美跨國公司）產業鏈融入。再往前追溯，大學、醫院、科技、法律全部都是西方現代秩序輸入。

如果自絕於西方現代秩序，你國與伊斯蘭世界其實沒有本質區別，不同的是人家還有石油，我們只有茅台和中葯。

隨便舉個例子：成立三年上市、市值兩百多億美元的拼多多無疑是個奇跡，一般人的視角要不是質次價低野蠻生長，要麼就是中國速度互聯網精神，但我們可以來看看拼多多後面隱藏著什麼東西（小米、美團、愛奇藝和更早的BAT同理）。

拼多多的創始人黃崢，畢業於U of Wisconsin-Madison，畢業後加入美國谷歌。

其投資人是段永平。成立以來的投資者，從IDG、高榕、光速到紅杉、騰訊全部是美元基金，所有的投資協議、股東協議、期權協議都是用英文寫的，其VIE架構下的BVI公司、開曼公司、香港公司全部是英美法系。

上市承銷商是瑞信、高盛和中金（摩根斯坦利一手養出來的中國投行頭牌），財務報表按照美國會計准則編制，上市地是納斯達克，招股書按照美國1933年證券法編制，上市後的機構投資者從Capital Group、Fidelity到Ballie Gifford、Oppenheimer，無一不是在英美法系下運作的老牌基金，這些基金和前面提到的美元VC，後面的出資人又是在英美法系下募集和運作的各種母基金、養老基金、大學捐贈基金...

沒有這一整套的西方資本和制度的輸入，你以為會有中國的互聯網奇跡？

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學習西方的先進制度，學習西方的資本市場規則。制度是資本和技術生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