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海棠

⑴ 海棠花的生長習性特點和生長環境條件，你覺得是什麼

海棠花的美當然不用說，有的人名字都以盆栽花卉取名，伴隨著大家生活水平的提升 海棠花被一些喜好種花的朋友栽種在自己院落，不但清理環境與此同時也修身養性，那麼海棠花一般何時開花？海棠花的習性都有哪些？下邊一起掌握一下吧。

海棠花的益處

海棠花不但能給出鮮麗的花，與此同時它還能消化吸收空氣中的有害物具有凈化處理的功效，可種植於房間內、院落等地區，待您返回家中見到滿枝鮮艷的花朵是否有一種身心愉悅和神清氣爽的覺得呢，它讓您疲倦的一天一瞬間覺得輕輕鬆鬆和舒服。

之上是為您梳理的有關海棠花開花的時間及其它的習性特性，供眾多喜愛栽種的朋友訪問。

⑵ 求一篇文學評論（懸賞200分）

額，那重寫個
點評《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人物之虛實一講到《三國演義》這部名著，大家一定會想到劉備、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遠的劉禪。在《三》中，作者把劉備寫成仁義、寬厚、忠義，凡事「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諸葛亮寫成賢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稱「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寫成奸詐、陰險、自私的人，堪稱「一代奸雄」；劉禪寫成一位昏庸無能，白白斷送劉備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實上，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羅貫中所寫的三國演義一樣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從總體線索看，羅貫中是根據「尊劉貶曹」這思路去寫《三》的，是尊從當時大多數人民希望有一賢能君王能統治天下，把這些思想寄要托於《三國演義》上。那麼，歷史上的劉備、諸葛亮、曹操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根據《三國志-先主傳》中所載劉備是比較粗豪的，車胄、蔡陽都是劉備殺的，督郵是劉備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僅僅是求見不許，顯然羅貫中是為了把劉備塑造成一名仁義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實給扭曲了。還有的就是劉備的「哭」，羅貫中就為給劉備塑造形象，無時無刻不寫劉備的哭：「請諸葛亮，哭得衣襟盡濕」、「護庶民，劉備又是大慟」、「尊愛將，邊哭邊摔子」、「脫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託孤，更是淚流滿面」。作為當時群雄相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劉備，竟如此多哭，這只能說是軟弱無能，和人民理想的仁義君主扯不上半點關系，反而把劉備的「詭計」給寫了出來，給完美的劉備抹上黑。最具體的是劉備投江欲自盡和摔子，在那種萬分危機，生死存亡的時候，劉備不想辦法反而裝腔作勢地要投河自殺。他知道將士們不會讓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劉備這一哭，加上一個假動作，可把人心給完全收買了。再說摔子一事，人家趙雲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劉備卻把他摔在地上，這顯然是太過份，但他這一摔一哭卻又發揮它收買人和的作用，攏絡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賢臣良將，心甘情為他爭天下。就是因為劉備如此多哭，民間上就流傳一句話：「劉備，劉備哭出一片天下來」。作者一再寫劉備的哭，本來用意是要寫劉備的仁慈，而實際起到相反的效果。

羅貫中寫劉備，除了寫他的仁義，寬厚，還有的就是能識人才，這以三顧茅廬具體表現出來，劉備第一眼見到孔明，見他「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已經對孔明很有好感，覺得他有才能，可以說劉備識人才，以貌取人。這一點在遇到龐統時看出，「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拿出魯肅、孔明書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荊楚稍定，苦無閑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來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見，劉備只因龐統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賢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絕不會把他的才能胡亂拿出來顯示的（據民間傳說，諸葛亮之兄諸葛瑾也曾經求見劉備，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東吳）

如果有人問我誰是《三》中刻畫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會說：「《三》中刻畫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屬」，這位蜀國的第一功臣，為蜀國的基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國時代無人能比，他的智慧更無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運籌惟握於戰場，他的決定永遠是對的，但沒想到，在街亭之戰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錯誤---錯用馬謖。雖然作者沒把這件事刪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這更使孔明的真實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實呢？其實有一處就寫得不太好，有虛構成份。那就是說魏延後腦生有反骨那段，諸葛亮對魏延的功勞不單沒獎賞，還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斬他，當劉備問他原因時他說：「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諸葛亮的這番話完全是強詞奪理，當時要是不殺韓玄，黃忠就要死，根本談不上什麼忠不忠；如果說獻長沙是不義，，你派兵去給攻打它，更是不義。所以諸葛亮不過強加魏延一個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腦後生有反骨，如果說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馬謖又生有什麼骨竟敢違抗軍令狀，你諸葛亮又為什麼看不出？況且，一個人生下來就生有會見造反的骨，說起來也太荒唐，令人難以置信。這都是羅貫中為了神化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戲之筆。但總體來說諸葛亮形象的真實與遠非劉備形象可比。

《三國演義》中，有一位這奸詐的，殘暴的、陰險的、狡猾的，性格每與備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羅貫中對曹操這一形象是姦邪詐偽陰險兇殘種種惡德的代表，如「一講曹操，曹操就到」表現出他的陰險，防不勝防。到近幾十年，才有人對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認為曹操是東漢末年叱吒風雲的政治家、軍事家，是有志於除殘穢定亂扶衰、統一北部中國的英雄。這是第一次對《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變。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殺賢人，不聽賢臣進諫的描寫，如殺華陀，逼死荀彧，借罪殺楊修，拒諫等等；其實，一位如此殘暴的君主，怎能統治中國北方呢？所以，曹操應是有眼光，有見地，善於識人用人，同時又帶一點奸詐，多疑而已。郭嘉、張遼，荀或、張郃等都是當時的英雄好漢，良禽擇木而棲。曹操不是有其優點，他們那會肯為他賣命。大家之所以憎惡曹操，其主要是因為羅貫中寫他殺呂伯奢，其實，曹操並沒有殺呂伯奢，據正史《魏書》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後，伯奢的家人來打劫曹操，出於自衛，曹操把他們殺了。這就說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羅貫中所塑造出來的。

最後，我要說說的就是劉禪，這位被喻為昏君代言人的劉禪，被古今多少人的唾罵，就連詩人也用詩來諷刺他，在《登樓》一詩曾寫到「可憐後主祠廟，日暮聊為梁莆吟」說李豫當政像當年的劉禪。其實，劉禪如果真是一名絕對昏君，那在諸葛亮死後，他還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說，諸葛亮、姜維的北伐都是經過劉禪批準的，說明他並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認為劉禪的確只能算一個守成不足的「庸主」，至於作者為何寫劉禪寫得那麼昏，應該是想突出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還有一篇

關於《三國演義》的作者和版本

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是整個《三國演義》研究工作的基礎。代表們就此開展的討論，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一)羅貫中的生平和《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時間。會上主要提出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認為羅貫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國志通俗演義》作於元代。持這種觀點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據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名單中的高克柔應作高柔克， 即創作《琵琶記》的元代著名戲劇家高則誠；羅貫中參照元代廣泛流傳的《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中的三國戲而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明代的一些《三國演義》刊本也明確地題署「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或「元東原羅貫中編次」。有的同志為此說提供了旁證，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稱「錢塘羅貫中本者，南末時人」；明王圻《稗史匯編》中的「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一句，從文字、訓詁、語法、邏輯等方面來看，「宗秀」應為「宋季」之誤，則王圻也認為羅貫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某些細節描寫，正好反映了元代社會的某些制度和風尚，書中還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語」。由此可見，《通俗演義》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還進一步推論，它大約完成於十四世紀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間，這段時間，羅貫中大約是四十歲至五十歲。
第二種，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初。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說《門人祭寶峰先生文》中的羅本即羅貫中是可信的，他由於敬佩趙寶峰「道行於時，匡濟斯民」的品格和其淵博學識而自居門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單的三十一人，按照門人相互之間「序齒」的通例，是按年齡長幼的順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羅本處在第六位的向壽(約生於1310年)、第八位的烏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間，那麼， 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約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應訂為1385—1388年；至於名單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則誠，著有《柔克齋集》)。這些同志再參照其他材料，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於明初開筆，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洪武四年(1371)之後；其時，羅貫中年齡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通俗演義》的寫作，而初步實現了安定統—的社會環境也有利於他完成這部巨著。有的同志還探討了羅貫中與施耐奄的關系，認為施耐奄於1363年前後盤桓於蘇州、錢塘，而羅貫中那段時期正流寓於杭州等地，1366年還在慈溪出現，他們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羅貫中既參與了《水滸傳》的寫作，又獨力 完成了《三國志演義》。
第三種，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於明代中葉。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文學演進有其自身的規律。《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元刊《全相三國志平話》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間(1321一1323)新刊的五種平話之一，全書約八萬字，是五種話本中篇幅最長，寫得較好的一種， 可以說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筆也還相當粗糙、簡陋。而《通俗演義》篇幅約八十餘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有的同志還進一步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明代中、後期的書商之所以託名羅貫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樣，乃是有意把此書的時代提前，藉以抬高它的聲價；而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出版了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章培恆、馬美信同志在該書前言中，對書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視，把其中的「今地名」作為考證《通俗演義》成書時代的主要依據。他們認為，小字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義》寫作「當至遲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後」。在這次討論會上，代表們圍繞著小字注，討論了這樣兩個問題: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種意見：
(1)認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羅貫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傳抄過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還指出：「此書的夾注不象後世評點家那種有綱領有計劃的產物，倒象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興之所至，信筆所加的結果。由於缺乏全盤考慮，加上掌握知識的局限，才造成全書中夾注的不平衡、不勻稱、不統一以及不精確的狀況。」
(2)認為小字注和《通俗演義》的正文均出於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慣於在正文中照抄《三國志》原文，不加改動，一方面又抄錄裴注來解釋其中難懂的詞語，此外，他還借鑒了《資治通鑒》，並雜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認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義》作者本人的手筆，而是遠在作者之後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與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壞了正文的藝術效果；其三，許多注文完全可以寫入正文，不必單獨存在；其四，許多注文補充的材料當是被作者所舍棄的。
以上三種意見有一點相同：都認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為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時間的根據?主要有五種意見;
(1)認為通過「今地名」來考索成書年代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全書二十多條「今地名」除兩條顯然訛誤，兩條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餘均為元代地名，可證《通俗演義》成書於元代。
(2)贊成通過「今地名」來考索成書年代，但認為書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羅貫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誤記為「今地名」有的則是明初的地名，可見《通俗演義》成書於明初。
(3)認為注文是遠在作者之後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據「今地名」來考證《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是靠不住的。
(4)認為要判斷這樣一部巨著的成書年代，不能僅憑幾個「今地名」就下結論，而應對全書進行細致的研究；至於「今地名」多為元代地名，是因為明代中葉的庸愚子有意偽托元人羅貫中之故。
(5)認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來就是一本糊塗賬，因此，不應該用它來考索成書年代。

(三)關於毛本《三國演義》
從版本源流的角度來看，會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這樣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評改究竟成於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據毛綸《聲山別集》、褚人獲《堅瓠補集》、李漁《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的記載，認為這一工作是由毛綸、毛宗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毛綸雖然已經著手對《三國演義》「條分節解」，但充其量只能說他對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起了先驅者與推動者的作用，由於毛綸中年失明，故此書系統的評點工作是由毛宗崗獨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國演義》的「金聖嘆序」是否偽托?一些同志對此作了比較深入的考證和分析，指出該序不可能出自金聖嘆之手，而是毛宗崗偽托金聖嘆的，所謂「第一才子書」的說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把這篇序當作金聖嘆的作品而加以引用，這其實是一種誤會。
第三，怎樣評價毛本同舊本的關系?一些同志認為，毛本不僅在文學上優於舊本，而且使《三國演義》在創作方法上向現實主義前進了一大步，在其評語中也表現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從而大大地加強了《三國演義》一書的流傳和影響，提高了《三國演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則認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改錯。」「毛氏父子所加於《三國演義》的污穢不去，則羅貫中真實的思想面貌終難呈現於讀者面前。」還有的同志認為：毛本雖則在藝術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豐滿，但卻強化了封建正統的氣息。

關於《三國演義》的主題

這個問題，是此次討論會上爭論最為激烈、意見最為分歧的一個問題。除以往提出的「正統說」、「忠義說」、「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反映三國興亡說」和「謳歌封建賢才說」 等五種觀點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劇說」、「仁政說」、「農民願望說」和「分合說」等四種觀點。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幾種舊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釋，注入了新的內容。
(一)悲劇說。
這是此次討論會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種說法。此說論者認為，在《三國演義》所塑造的大批藝術形象中，曹操和劉備，包括他們所代表的集團，不僅佔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終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曹操被刻畫為一個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個剝削階級利己主義的集中代表，貪欲和權勢欲的象徵。他的身上幾乎概括了剝削階級的全套統治手段和全部本質特徵。而殘暴狡詐和雄才大略的緊密結合、「奸」與「雄」的高度統一則是他最顯著的標志。這一形象乃是惡德的實體、個性化了的社會存在，是作家所處歷史環境的直接映象。與此相反，劉備這一形象的本質特徵則是對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塵世中實施「仁政」，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以曹操為代表的封建社會的現實存在和以劉備為代表的封建社會的理想像征之間的激烈交鋒，構成了《三國演義》一書最基本的矛盾沖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為代表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現實存在卻最終戰勝了以劉備為代表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理想追求。《三國演義》為人們揭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左右形勢，對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義，而是邪惡；不是道德，而是權詐；鮮廉寡恥、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戰勝了孝悌禮讓、忠誠信義等理想觀念；暴政強奸了仁政，獸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倫理觀念不得不讓位於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市儈原則。這不單是三國時期的歷史現實，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現實。所以《三國演義》所表現的蜀漢集團的悲劇，正是悲劇的時代所誕生的我們民族的一部歷史悲劇，它因之而成為民族歷史的啟示錄，奠定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說。
此說論者認為，《三國演義》一書有著極其鮮明的政治傾向性，這個傾向性集中地表現在「尊劉抑曹」上，以前不少論者把這一點作為《三國演義》的主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這一強烈傾向並不等於就是它的主題。透過「尊劉抑曹」的表象，我們看到的乃是於對仁政的歌頌和嚮往，對於暴政的批判和鞭撻。《三國演義》對劉蜀的「尊」和「擁」，反映了掙扎在封建制度殘酷現實之中的人民對仁政的熱烈擁戴；對曹魏的「抑」和「反」則反映了人民對暴政的深惡痛絕。這不僅是貫穿全書的主題思想，也是《三國演義》一書在思想傾向上的民主性、進步性的具體體現。

(三)農民願望說。
此說論者認為，我們分析《三國演義》的主題，不能也不應當離開這部作品形成的歷史。盡管《三國演義》是以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為該書所作的注為主要的素材和依據，也就是說主要是以正史為素材和依據，然而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看，它更多地受到講史話本、元雜劇以及宋元以來大量流傳的民間故事、傳說的影響。「尊劉抑曹」的傾向正是在這樣長期流傳、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尊祟劉蜀集團、神化關羽、宣揚忠義和正統， 並不全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也不是什麼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實際上還是農民的願望和要求。所謂的「忠義」、「仁政」以及書中表現的某些倫理道德觀念，都應當說是這種願望的內容之一。但是，由於作品本身的思想相當復雜，我們難於具體地概括它豐富的內涵。

(四)分合說。
此說論者認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題，應當力求從作家思想的主觀與作品題材的客觀這兩者的統一中去尋求。從作品本身來看，它所表觀的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分裂動亂、戰爭瀕仍的時代，客觀上描繪了從漢末到晉初這樣一段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歷史。作品所精心描繪的魏、蜀、吳三個政治集團之間錯綜復雜、縱橫捭闔的政治、軍事斗爭的實質，都是一場為爭奪帝位、而其實質即統一中國而進行的斗爭。所謂的「忠義」、「正統」之類的思想，統統都是處於從屬地位被編織在進行統一戰爭的整體結構和整個的矛盾沖突之中的；其次，從作家的主觀來看，由於羅貫中生活的元末明初與東漢末年有驚人相似之處，處於這樣一個分裂動亂、群雄並起的時代，他目睹田園荒蕪、民不聊生的慘狀，自然回憶起中國歷史上那一段動盪劇變的分裂時期，於是他弔古傷今，寫下了寄託著自己的悲憤和理想的《三國演義》，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一種厭惡戰亂渴求統一的思想傾向來。《三國演義》正是這種傾向的藝術表現。它總結了自周秦以來中國封建社會不斷地從統一走向分裂，同時又不斷地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這種普遍的、帶規律性的歷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