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玫瑰戲劇

① 舒伯特音樂作品有那些

《美麗的磨坊少女》、《野玫瑰》、《普羅米修斯》、《魔王》、《鱒魚》、《菩提樹》、《天鵝之歌》、《未完成交響曲》、《死神與少女》、《鱒魚》、《冬之旅》、《流浪狗》等等。

1、《美麗的磨坊少女》

美麗的磨坊少女敘述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天真少年對愛情的憧憬與幻滅的過程。流浪的少年在河邊磨坊邂逅了磨坊主人的女兒，因著她的美麗，他不再流浪，期盼這份蘊藏在心中的情感有個美好結局；怎奈這份憧憬卻讓一個突然到來的獵人粉碎。

痴情少年抱著患得患失、又愛又恨的復雜心情開始放逐自己，他沿著河岸走下去，愛情的幻滅讓他痛不欲生，最後只好殉情，投入小溪流的懷抱中。舒伯特筆下的樂聲，便把這出精緻的「歌曲小說」經營得非常感人。

舒伯特在創作之時，賦予每一個角色固定的調性。例如小溪流用G大調表示，這條溪流引他進入一個愛情的漩渦，聽過他的低聲細訴，也提供他生命的最後歸宿。心情愉快時表現磨坊用C大調，哀傷時則用C大調的關系小調A小調。描述愛情的幸福時一定是A大調，獵人的出現則用C小調。

2、《死神與少女》

《死神與少女》（亦稱《d小調第14號弦樂四重奏》），一部由奧地利作曲家弗朗茲·舒伯特（Franz Schubert）創作的弦樂四重奏，共分為四大樂章。這首四重奏，d小調，作品編號D810，因第二樂章主題旋律與舒伯特1817年創作的歌曲《死神與少女》類似而具標題。作於1824-1826年，1826年2月1日在維也納約瑟夫·巴爾特的家中首演。

3、《冬之旅》

舒伯特的《冬之旅》是德國藝術歌曲文獻中最重要的連篇套曲，其在詩與音樂的完美結合、聲樂與鋼琴的相互補充、音樂優美與深度兼顧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個頂峰。

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美麗的磨坊女》和舒曼的《詩人之戀》、《婦女的愛情與生活》和《連篇套曲Op.39》，但在規模上都不如它龐大豐滿。為了表達原詩的情感，作曲家在節奏、旋律、織體、調性方面都根據原詩的情緒進行了處理。使其在情感上產生更強的感染力。

4、《魔王》

舒伯特根據歌德的同名詩所創作的敘事曲。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著名的浪漫樂派作曲家，他一生創作了600多首歌曲，開創了藝術歌曲發展的新紀元。《魔王》作為他重要的代表作品，有著較高的藝術價值。本文試從多個角度討論作品中各音樂要素的特點，淺析該作品創作的風格特徵。

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根據歌德同名詩創作，作於1815年。當時作者只有18歲，這首敘事曲被編為作品第1號。全詩的故事情節：父親懷抱發高燒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裡騎著馬飛馳，森林中的魔王不斷引誘孩子，孩子發出陣陣驚呼，最後終於在父親懷抱中死去。

歌曲採用通譜手法，一氣呵成，氣勢宏大。詩歌中敘述者、父親、孩子及魔王四個不同角色由不同的音調體現出來。作者充分展示了戲劇性的情節，如鋼琴伴奏模擬馬蹄疾奔的節奏貫穿全曲，低音奏出的風聲描繪出夜幕中的森林冷風颯諷、咄咄逼人的情景，烘托出沉悶恐懼的氣氛。作者還以小二度上行模仿孩子的驚呼，形象地刻畫出孩子愈加驚恐的神情。

5、《鱒魚》

《鱒魚五重奏》，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創作了著名的藝術歌曲《鱒魚》。這部為鋼琴與大、中、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所做的作品共分五個樂章，以第四樂章最為著名。在原作的歌曲中，作者先以愉快的心情，生動描繪了清澈小溪中快活游動的鱒魚的可愛形象；

而後，鱒魚被獵人捕獲，作者深為不滿。作者用分節歌的敘事方式表達了他對鱒魚的命運無限同情與惋惜的心情，揭示了歌詞深刻的寓意：善良與單純往往要被虛偽與邪惡所害。

舒伯特這首A大調五重奏與通常的鋼琴五重奏不同，不是那種鋼琴加弦樂四重奏的標准形式，而是鋼琴與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這樣四件弦樂器的組合，亦即比標准形式少了第二小提琴，而以低音提琴取代。再者，這首曲子有五個樂章，這一點也與眾不同。因為第四樂章是採用舒伯特本人的歌曲《鱒魚》的旋律而作主題與變奏，所以此曲俗稱《鱒魚五重奏》。

② 找中國話劇的發展史

關於現代話劇的發展簡況

1．文明新戲時期

話劇是一種西方的戲劇形式，19世紀末由在上海的西方僑民引入中國。1907年中國留日學生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組織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話劇團體。他們演出的這種不同於傳統戲曲，而主要適應於現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戲劇形式，被稱為"文明新戲"或"文明戲"。1910年由任天知發起，有汪仲賢、歐陽予倩、陳大悲參加的進化社是我國第一個職業性的新劇團體，他們以"知天派新劇"為旗號，創造了中國現代話劇早期的創作與演出模式：強調現場的宣傳作用，強調演員的即興表演（採用"幕表制"，即不用劇本，只用演出提綱）。這種具有"街頭劇"特點的"廣場戲劇"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而衰落。1914年，現代話劇又出現了一個以現代大都市上海為中心、以職業化與商業化為特色的"甲寅中興"，其中，以鄭正秋導演的《惡家庭》為代表的家庭劇風行一時，並創造了文明新戲的最高票房紀錄。也正是由於文明新戲的商業化傾向，過於遷就小市民的欣賞趣味，以及藝術上的粗糙和演員的墮落，終於失去了觀眾。

2．愛美劇時期

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特別是1917年的文學革命開始後，新文學作家和理論家們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傳統舊戲，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戲。1920年秋，原著名的文明戲演員汪仲賢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蕭伯納的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意外失敗後，1921年，著名的文明戲演員汪仲賢在上海主持演出蕭伯納的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意外失敗後，與沈雁冰、陳大悲、歐陽予倩、熊佛西等發起成立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話劇團體"民眾戲劇社"，同時出版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專門的戲劇刊物《戲劇》月刊。為避免重蹈文明新戲職業化與商業化的覆轍，他們大力提倡非營業性質的愛美劇（愛美，即Amateur的譯音，意為"業余的"、"非職業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天津南開學校、北京清華學校為代表的學生業余演劇活動形成了一個高潮。 3．小劇場運動時期

小劇場運動起源於19世紀末的法國"自由劇場"的藝術實驗活動，後風行於歐美與日本，是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戲劇取代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戲劇，從而占據劇壇主導地位的一次戲劇革新運動。中國的小劇場運動以愛美劇的形式進行藝術實驗，建立起不同於文明新戲的話劇體制，其核心是以"導演制"取代"明星制"。小劇場運動劇本創作的重視，培養了田漢、丁西林等著名的劇作家。胡適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創作的《終身大事》是現代話劇最早的創作劇本。創造社的郭沫若和田漢都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以"詩人寫劇"而著稱的劇作家。與當時現代話劇多以悲劇和多幕劇為主的情況不同，丁西林則創作出了在藝術上十分成熟的獨幕喜劇。小劇場運動以愛美劇形式進行過各種藝術實驗，建立了不同於文明新戲的話劇體制，其核心是以"導演制"取代"明星制"。

4．左翼戲劇運動時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激發起了1928年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1929年秋，上海藝術劇社成立，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戲劇"（或稱"新興戲劇"、"普羅戲劇"）的口號，1930年8月，又聯合辛酉、南國等劇社成立了上海劇團聯合會，後改為中國左翼劇團聯盟、中國左翼劇作家聯盟，成為30年代最為有名的"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力量，他們掀起的左翼戲劇運動，也成為30年代最有聲勢的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左翼戲劇運動以提倡"戲劇的大眾化"為特色，在各個領域向著"廣場戲劇"的方向發展，在工廠建立有工人劇團（藍衣劇團），在農村有熊佛西以"露天劇場"的形式實驗的"農民戲劇"，在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中建立有八一劇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有"國防戲劇"的提倡。這時期成就最大的劇作家是《回春之曲》和《農村三部曲》（《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和作者田漢和洪深。

5．劇場戲劇時期

劇場戲劇（即"大劇場"演出）以職業化和營業性為特點，是中國話劇從業余走向專業的標志，也是中國話劇從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標志。其必備條件有二，一是必須是一種藝術，二是必須有票房號召力。而成功的關鍵則在於劇本的創作。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從1929年開始的，但真正得以實現則是在1934年曹禺的處女作《雷雨》面世之後，這就是《雷雨》對現代話劇的特殊貢獻：達到了文學性與舞台性、藝術性與欣賞性的高度統一。劇場戲劇的重要作家除曹禺外，還有夏衍、李健吾等。

6．廣場戲劇時期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話劇再次向"廣場戲劇"傾斜，並出現了三次高潮。

一是抗戰初期，組織救亡演劇隊（抗敵演劇隊）分赴各地成為當時戲劇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頭劇、廣場劇、活報劇、茶館劇、遊行劇、諧劇等多種樣式，其中，被稱為"好一計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後一計》最為有名。

二是抗戰中期，以延安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即"解放區"），以秧歌劇和民族新歌劇以形式的廣場戲劇最為活躍，其中，秧歌劇的代表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民族新歌劇的代表則是《白毛女》以及《赤葉河》、《劉胡蘭》等。

三是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反內戰、反飢餓的全國性學生運動熱潮的高漲，具有極強的政治的廣場活報劇成為當時戲劇的主要形式。這時期，職業劇作家創作的作品，陳白塵的《陞官圖》、吳祖光的《捉鬼傳》、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車》等，都具有廣場戲劇的特點，也是學生劇團經常演出的劇目。

7．劇場戲劇再興時期

在廣場戲劇不斷掀起高潮的同時，在大後方（以及淪陷區）劇場戲劇在大中城市也繼續得到繁榮，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歷史劇的創作繁榮，主要代表有郭沫若的戰國史劇、陽翰笙的太平天國史劇、阿英的南明史劇等。二是知識分子題材創作的繁榮，主要代表有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天涯芳草》，以及宋之的的《祖國在召喚》、陳白塵的《歲寒圖》、袁俊（張駿祥）的《萬世師表》、於伶的《長夜行》、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田漢的《麗人行》等。三是諷刺作品的繁榮，主要代表有陳白塵的《結婚進行曲》、《陞官圖》，以及老舍的《殘霧》、丁西林的《三塊錢國幣》、《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等。此外，淪陷區以《秋海棠》為代表的"市民化"戲劇創作和演出也呈現出畸形的繁榮態勢，正好與後來解放區戲劇的"農民化"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化傾向。

三、曹禺的話劇創作

《雷雨》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戲劇的優點，明顯受到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和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等西方戲劇觀念和創作方法的影響，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現了20年代中國帶有濃厚封建性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中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為中國現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劇，從而使話劇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完全中國化，成為我國新文學中一種獨特的藝術樣式。

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周朴園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題思想方面。

周朴園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劇中各種悲劇的根源。作品以他為中心，安排了兩條主要的線索：一是他與妻子蘩漪的沖突，以表現家庭內部的矛盾；一是他與礦工魯大海的沖突，以表現他與工人的對立，這兩條線索又通過侍萍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尖銳復雜的戲劇沖突。周朴園是一個狠毒兇殘的資本家，作者通過魯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發跡史：從前在哈爾濱包修江橋時，他故意讓江堤出險，淹死了兩千多個工人，進而將每個工人的撫恤金中扣去300塊錢。只要能弄錢，他什麼都做得出來。

周朴園更是一個專製冷酷的封建家長，在家中，他的話就是法律，為了貫徹他的意志，不惜犧牲任何人的幸福。他與蘩漪的關系，表面上是一種夫妻關系，實際上卻完全是一種主僕關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為孩子們樹立一個"服從的榜樣"。在"第一幕"他強迫蘩漪喝葯的一場戲中，蘩漪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讓小兒子周沖端著葯去勸，看著周沖含淚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請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讓步，又命令大兒子周萍去勸，並且要跪著勸，直到蘩漪認輸方才罷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沒有蘩漪獨立的人格和起碼的尊嚴，他關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園與前妻侍萍的關系，更充分暴露了他偽善的本質，年輕時他誘騙了侍萍，當他以為侍萍已經投河自盡後，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紀念自己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真愛，不僅將自己兒子的取名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時的房間模樣，甚至喜歡關窗的習慣，而且還一直把侍萍當作"正式嫁過周家的人看"，要為她修一座墓。但是，當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傭母親的身份出現在他面前時，竟馬上翻臉不認人。

但曹禺並沒有把周朴園作為一個階級的典型，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塑造的。他對蘩漪的冷酷，是因為他始終無法得到她的愛；他與魯大海的沖突，則是當時社會上日益激烈的勞資矛盾的反映；而對侍萍的翻臉，則因為他不敢正視自己心愛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現實，最後，當侍萍再次出現在周家的客廳時，他懷著懺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來與自己的生母相認。雖然作者在創作之初，"並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麼"，但是，"寫到末了，隱隱彷彿有一種情感的洶涌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而從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對生活進行藝術概括，這正是易卜生的戲劇觀。

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個受過一點新的教育的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對詩文的愛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熱情和力量在她心裡翻騰著。"曹禺在劇本的"舞台提示"中這樣寫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蠻勁'，使她能夠忽然做出不顧一切的決定。她愛起人像一團火那樣熱烈；恨起人來也會像一團火，把人燒毀。"她是周朴園的續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實際上是周朴園的第三個妻子。

蘩漪來到周家18年，不但沒有得到丈夫平等的愛，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長期的摧殘。她知道丈夫年輕時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與女傭的女兒生的"私生子"，也眼睜睜地看著丈夫為紀念這個兒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間。而丈夫對她，則僅僅是看作一個兒子們的榜樣。這種壓抑的家庭環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心理。她懷著對愛情和自由的嚮往，懷著對周家的報復，瘋狂地纏著大少爺周萍。而當她發現周萍喜新厭舊，想擺脫她轉而去追求四鳳時，她更不惜追到魯家，在魯大海將要發現周萍的關鍵時刻，關上窗戶，斷了周萍的後路，把他暴露在魯大海面前，想借魯大海的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後，終於導致了四鳳觸電身亡，周萍也開槍自殺。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於作者深刻地表現了她矛盾復雜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對周朴園表面上是屈從的，但內心裡卻充滿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親不低頻母親，情婦不像情婦"的可悲境地，這與其說是愛的爆發，不如說是恨的宣洩。蘩漪是作者認為"值得贊美"的人物，所以在創作中，作者著力描寫了她因"環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獸的搏鬥"，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生命里所交織的"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的影響，則主要表現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無錫周公館女傭梅媽的女兒，被周家大少爺周朴園誘騙，與他生了兩個兒子--周萍和魯大海。30年前的一個除夕，她生下第二個兒子才三天，周朴園為了娶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趕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帶著剛出生的兒子跳了河，人們都有以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並且又嫁了兩次人，還生了個女兒，就是現在的魯四鳳。

這個性格剛強而受盡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擺脫命運的安排，由於她自己的母親是傭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拋棄，因此，她一直不準自己的女兒再蹈自己的覆轍，沒想到丈夫魯貴又把女兒送進了公館做使女。為了把女兒找回來，沒想到自己又踏進了周家的大門。命運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兒又同樣地與公館里的大少爺不清不白，而這位大少爺竟是周萍--四鳳同母異父的哥哥。由於作者在當時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侍萍這樣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見所聞全是無論怎樣掙扎也不能改變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運悲劇"來替他們作解釋了。

受西方古典主義戲劇觀的影響，《雷雨》在結構上十分講究，四幕戲的時間集中在一天之內（從上午到深夜），地點也集中在周魯兩家的范圍內，出場的八個主要人物全都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識它有些"太像戲"了，技巧上也運用得太過分。此外，作者還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現代悲劇觀的影響，在渲染悲憫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運色彩的同時，又強調距離的審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別設計了相同場景的"序幕"和"尾聲"，讓人們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結局：十年後，周公館成了教會醫院，這里住著兩個瘋了的老婦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園也成了基督教徒。讓人們在了解了故事發生的原由後，能夠再回味心中曾湧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為背景，以"交際花"陳白露的華麗客廳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寶和下處"為具體地點，展示了"有餘"和"不足"兩個社會階層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態，實現了對"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的揭露。全劇共四幕，其時間分別為：黎明，黃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寫了三類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在社會上發生不同變化的青年學生，如墮落為交際花的陳白露、仍然嚮往光明的方達生；二是"有餘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銀行家潘月亭、大豐銀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顧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張喬治、大旅館茶房王福升以及沒出場的惡霸金八等；三是社會底層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銀行拋棄的小職員黃省三、不幸落入黑社會之手的小東西等。

曹禺在清華讀書期間，特別是在河北女子師范教書期間，見識過許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陳白露就是她們中的一位。在沒有走進社會之前，她們都是美麗而純真的"竹均"，對未來充滿理想；走進社會後，很快就變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們憑借著自己的聰明和美麗，在娛樂圈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暫時在現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腳，沒有重蹈子君的覆轍，但是，卻面臨著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個新問題：如何抵禦金錢的誘惑和腐蝕。於是，很快投入了銀行家潘月亭的懷抱，完成了從"不足者"到"有餘者"的變化。方達生的出現，喚起了陳白露對過去的美好回憶，但過去的美好也僅僅是回憶中的一點殘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經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養在鳥籠里的一隻金絲雀，即使有方達生的援救，即使鳥籠的門可以打開，也已經喪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會自己覓食了。陳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個理想，也是作者對這個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經被徹底的銹蝕，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為了保護被人隨意買賣的"小東西"，甚至不惜與金八作對。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黃省三，構成了一個既互為對照又互為補充的"三段式"人物鏈，很好地表現了"有餘者"和"不足者"的對立和變化。潘月亭和黃省三可以看作是"有餘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則可以看作是從"不足者"變為"有餘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間的沖突"和"李黃之間的沖突"都是作者有意識地要"著力"描寫的重點片斷，其主要目的就在於讓人們看到"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的"殘忍"。

李石清是一個極端自私而又陰險狡猾的人，而黃省三則是一個非常神經質而又膽小怕事的人。通過李黃之間的沖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從"不足者"變為"有餘者"的動因。黃省三現在的處境，就是李石清的過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種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現在這樣喪心病狂地不擇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黃省三的境地。反過來說，如果黃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樣有心計有手腕還有膽量，他也可能成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擁有了潘月亭的錢財和權勢，他就會比潘月亭更加貪婪和荒淫。現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在對待媳婦時就比當年的婆婆更加殘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現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艱辛和屈辱，他看見了現在的黃省三就像看見了過去的自己，他從心底里瞧不起像黃省三這樣的怯懦者和失敗者。

與《雷雨》曾受到許多批評一樣，《日出》也曾遭到不少嚴厲的質疑。諸如作品的真實性問題、喜劇因素問題、第三幕（寶和下處）的安排是否合理的問題，以及"突擊了'現象'而忘記了應該突擊的'現實'"，"沒有把筆鋒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惡的根源的帝國主義"等等，最後的焦點，集中在了從《雷雨》到《日出》的變化，是作者的進步還是退步的關鍵問題上。這是一個仍然可以進行再探討的問題。一個得到了多數人認同的意見是：曹禺的這次"試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同樣的問題還發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發表以後。

如果說《雷雨》主要體現了作者的對中國封建家庭的認識，《日出》主要體現了作者對中國現代都市社會的認識，那麼《原野》則主要體現了作者對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討。《原野》的故事是在一連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開的：仇虎的父親仇榮，被當過軍閥連長的惡霸地主焦閻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搶占，仇家的房屋被燒毀，仇虎的妹妹被送進妓院而慘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兒子焦大星強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進了監獄。

曹禺敢於將《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並不熟悉的農村，並不是要追隨時代潮流去表現農村中的階級斗爭，而是要借一個發生在農村的具有傳奇性的復仇故事，挖掘一個人在強烈的愛與恨夾擊下豐富而脆弱的內心世界，表現人充滿反抗意識的原始生命力和復仇者的心理變化。因此，作品一開始就將從獄中逃出來復仇的仇虎，置於欲復仇不能，而欲放棄又不甘的尷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燒著復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焦閻王已經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以及尚?/ca>

③ 話劇的發展階段

民國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會會員苗天雨、馮迪漢率團到遼陽市廣德茶園（遼陽大觀樓），演出話劇《波蘭亡國慘》、《民國魂》等。話劇傳入遼寧之後，各地愛好者紛紛組織話劇演出活動。民國5年（1916年），大連的陳非我發起組織話劇社，並任社長，社員大多是該市商紳及報館、學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劇目有趣味劇《醉鬼捉姦》，正劇《青樓俠妓》、《湘江淚》、《猛回頭》、《異母兄弟》等。民國11年（1922年），撫順青年會附設小學於撫順西戲樓演出《惡姻緣》、《逆倫案》等。
民國14年，歐陽予倩到大連、沈陽等地給當地戲劇界和愛好新劇的青年演講平民藝術，傳播現代話劇。沈陽中共黨員地下工作者張光奇（女）和女師同學被吸收參加「奉天青年會」組織的話劇團，演出話劇《秋瑾和徐錫麟的故事》、《孔雀東南飛》、《誰之罪》、《求婚》等。歐陽予倩還與張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後》等。同年2月，歐陽予倩應大連中華青年會邀請，講演《中國戲劇改革之途徑》。遼寧各地均組織業余話劇團體，演出十分活躍。 1919年（民國8年），陳大悲、歐陽予倩等人響亮地提出「愛美劇」（非職業戲劇，源自amateur=業余愛好者）的口號，先後成立民眾劇社、辛酉劇社、南國社等戲劇團體；「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人對新劇啟發民眾覺悟的力量給予特別的關注，推崇介紹了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同年胡適發表了獨幕劇《終身大事》為他們主張的代表。《獲虎之夜》、《名優之死》（田漢），《三個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愛國心》（熊佛西）、《潑婦》（歐陽予倩）、《一隻馬蜂》（丁西林）等一批優秀劇目誕生，為中國話劇建立了重要的文學基礎。1922年留美專攻戲劇的洪深回國參加戲劇協社，針對文明戲的不良習氣，從劇本、舞台紀律、導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膽改革，推行男女合演，從而形成完整的話劇藝術體制。1925年，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成立，為話劇人材的培養提供了一塊陣地。1924-1930年先後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劇目， 培養了陳凝秋、陳白塵、趙銘彝、鄭君里、張曙、吳作人等一批藝術骨幹。田漢主持領導的南國藝術運動，最能體現20世紀20年代新興話劇的精神。
1926年（民國15年）2月，遼寧第一個較正規的話劇團體——愛美劇社於大連正式成立，社長為馬殿元、副社長王權祥、導演部主任呂馥棠。1927年（民國16年）5月，愛美劇社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之邀，為籌備平民教育基金，於基督教青年會大禮堂（在今民主廣場）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會矛盾的悲劇《千秋遺恨》等話劇。民國18年9月，車向忱組織「奉天學生平民服務團」，在奉天郊區大韓屯等地演出《改良醫院》、《盲》等話劇。
1928年洪深創造性地將英文Drama譯為「話劇」，區別已陳腐的「新劇」，中國話劇從此定名。1929至1931年，歐陽予倩主辦廣東戲劇研究所，出版《戲劇》刊物，組織演出《怒吼吧，中國》等幾十個劇目。歐陽予倩、洪深、田漢被公認為中國話劇的奠基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話劇開始了大普及、大發展、大繁榮的階段。1937年「七七」事變後，戲劇工作者於當年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衛盧溝橋》，並迅速組成13個救亡演劇隊奔赴各地宣傳抗戰。1937年12月31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1938年夏，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領導下，匯聚武漢的進步戲劇工作者組成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孩子劇團，分赴各戰區，與各地自發組織的演劇組織及抗日根據地的話劇演出相結合，宣傳演出遍及全國城鎮鄉村，形成空前壯闊的大普及局面。1938年10月第一屆戲劇節上演曹禺、宋之的編劇的《全民總動員》，轟動一時，可謂這時期劇目的代表。
1939年後話劇運動重心開始轉入城市，中國萬歲劇團、中電劇團、中央青年劇社等有影響的專業劇團在重慶成立，話劇演出劇場化。《一年間》（夏衍）、《國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於伶）、《霧重慶》（宋之的）等一批優秀劇 目誕生。1939年（民國28年）夏，金山龍、楊若朱、王宗仁等人創立沈陽業余話劇團，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話劇《無妻之累》。該團後與奉天話劇團合並，改名為國際劇團，先後在南市國際劇場（今遼藝劇場）演出由李喬、金山龍任編導的《屠戶》、《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線》等話劇。之後，庄河縣女子國民高等學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編自演話劇《愛情三部曲》，鞍山進步作家閻力夫組織了眾聲話劇團，演出他創作的話劇《警惕》等。
1941年成立的中華劇藝社、1943年成立的中國藝術劇社帶來營業演出的新特點。從1941年至1945年重慶各劇團連續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國春秋》（陽翰笙）、《法西斯細菌》（夏衍）、《戲劇春秋》（夏衍、於伶、宋之的）等劇目150餘台。1944年2~4月，廣西桂林舉辦了規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28個文藝團體演出話劇27台，是一次話劇藝術的大型展覽與檢閱。在抗日根據地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延安青年藝術劇院、西北戰地服務團和大量的文工團、宣傳隊活躍在農村、部隊，《流寇隊長》（王震之）、《同志，你走錯了路》（姚仲明等）、《李國瑞》（杜烽）等劇目，突出表現了中國話劇的戰斗傳統。
這一時期，偽政權組建三大御用劇團「大同劇團」（長春）、「劇團哈爾濱」、「奉天協和劇團」，均隸屬偽協和會。「奉天協和劇團」建於民國27年9月，全團百餘人，「負有完成協和會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主持人原篤（偽滿洲國劇團協和會委員長）、瑞山進、安田均系日本人。是年11月舉行小公演，劇目為《除夜歌聲》。民國28年6月，舉行首次大公演，劇目為《東宮大佐》、《在牧場》；同年12月舉行巡迴大專演，劇目為《從軍伍》、《血軌》等。這些劇目都是為日本侵略者歌功頌德的。截至民國30年，該團共創作演出了20多個劇目。從民國30—32年間，該團在東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民國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蘇聯名劇《怒吼吧，中國》，內容是揭露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歷史。日本演出此劇的本意是想宣揚英美列強蠶食中國的罪惡，激起中國人民對美、英帝國主義的仇恨。但事與願違，反倒激起了廣大觀眾對侵華日軍的無比仇恨，群眾爭相觀看，上座空前。這使日偽統治者大為驚恐，立即勒令停演。此外，日偽還在遼寧各大城市組織劇團，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如協和劇團（大連）、協和館劇團（安東）等。這些劇團在「八·一五」東北光復後相繼解體。 解放戰爭時期，話劇活動處於低潮。《清明前後》（茅盾）、《陞官圖》（陳白塵）、《麗人行》（田漢）的上演是這時期的重要收獲。
解放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抽調了大批革命文藝工作者來東北，在遼寧地區組建一些文工團。這些文藝工作團每到一處，都邊演出文藝節目，邊做群眾工作，並幫助各地積極建立文工團、隊。編演了大批活報劇、小話劇等，為東北、為遼寧地區新話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沈陽、大連、安東等地還組成了一些民間話劇團體，他們是自籌資金、自願結合的民間私營職業劇團，如大連的東藝劇團、光復劇團、中華青年劇團、遼東劇團、大連劇團、中蘇友好劇團等，演出了話《夜未央》、《血債》、《秋海棠》、《氣壯山河》等。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所屬的「政工隊」及一些國民黨操作的話劇團，曾一度把持遼寧各地特別是各大城市的話劇舞台，他們在沈陽、大連、安東等地演出一些反動話劇，如《天字第一號》、《野玫瑰》等，同時，也演出過《雷雨》、《日出》。 1949年7月中國戲劇工作者協會（後改名中國戲劇家協會）在北京成立，中國話劇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黨和政府重視話劇事業的發展，先後成立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戲劇學院 、上海戲劇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話劇團以及各省、自治區、大軍區的專業話劇院、團。
1949年底，老舍從美國回來，看到新中國的新北京處處是新的面貌，他作為一個老北京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由衷地產生一種天翻地覆之感。於是，他寫了《龍須溝》。它透過北京城內一條有名的臭溝——龍須溝的變化，以及住在溝旁的一個小雜院內三戶人家在解放前後的不同命運的鮮明對比，表現了共產黨給北京人帶來的新生活，寫出了北京人的新的精神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龍須溝》、《茶館》（老舍） 、《蔡文姬》（郭沫若）、《關漢卿》（田漢）、《萬水千山》（陳其通）、《馬蘭花》（任德耀）等優秀劇目大量涌現；焦菊隱導演的《蔡文姬》、《茶館》顯示了話劇的民族化追求，黃佐臨導演的《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介紹了布萊希特的演劇思想；文化基礎薄弱的少數民族地區，50年代後也出現維吾爾、蒙古、朝鮮、藏語的話劇演出，擴展了話劇藝術領域。隨著文藝界「雙百」方針的討論與貫徹，1962年後出現了《霓虹燈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陳耘）等優秀劇目。
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人民帶來解放的歡樂和當家作主的幸福感。盡管，在文化思想戰線上，曾有過「左」的影響；但是，由於中國人畢竟贏得了百年來的國家的統一、生活的安寧和生活的改善，這些，使得文藝，包括話劇也迎來了欣欣向榮的春天。到1956年，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大會，話劇發展達到一個高潮。幾十年來，話劇發展較快，培養出一批省內外較有聲譽的演員隊伍。
中國人民盪滌了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掃盪了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災難，一旦當家作主，便煥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使新中國如快馬加鞭，數年間，便是一片新的面貌，一片新的天地。話劇，以其對時代的敏感，及時地創作出一些反映這種新面貌的劇本。如《劉蓮英》、《六號門》、《龍須溝》、《考驗》、《春風吹過諾敏河》等。這些劇多表現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表現他們對新時代的感受，有些劇的作者就來自生產第一線。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話劇進入發展的新時期。在突破舊舞台局限、革新戲劇觀念、豐富話劇藝術表現力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戲劇創作上的無場次結構、意念化形象塑造、時空跳躍情節、模糊主題等嘗試，舞台藝術上的運用面具、中性服裝、幾何圖形布景道具， 激光燈光以及打破第四堵牆，縮短與觀眾的距離，四面觀眾等形式革新，引起戲劇理論界的關注，出現了一場戲劇觀念與形式革新的討論，對中國話劇的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新時期話劇對外開放與交流也更為寬廣，自 1986年後成功地舉辦了莎士比亞戲劇節、奧尼爾戲劇節。北京人藝的《茶館》多次在歐、美、日等地演出，中央戲劇學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訪希臘， 均獲得很大成功，是中國話劇走向世界的良好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