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的生平及野百合花原文

A. 王實味的悲慘人生

1942年3月，延安，馬列著作翻譯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雜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憶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學李芬，回湖南邵陽從事黨的地下活動壯烈犧牲的情景後說：「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著，分四個部分，對他感到不滿的現象邊述邊議，提出批評。
毛澤東從報上看過《野百合花》後，托胡喬木轉告王實味：這篇文章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有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不能容許的。
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國民政府利用王實味的文章，編成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它》，四處散發，作為政治上「討伐」中國共產黨的檄文。。在小冊子的按語中說：「中共……歌頌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然而……在陝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鬨，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國民黨的御用文人還出了專刊，標題為《從〈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
當時，中央研究院是培養黨的高級理論幹部的地方。作為該院的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觀點，在黨內引起很大的混亂，並且還得到許多來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
為了消除不良影響，使延安整風走上正軌，中央研究院從5月27日起，以「黨的民主與紀律」為題，召開全院座談會。
康生當時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長，在這次整風中，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來指導整風運動。康生是總學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澤東。毛澤東日理萬機，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
座談會持續了16天，前4天，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錯誤來進行批評與幫助，但在康生的「指導」下，座談會很快變成王實味的斗爭會。第5天，升級為政治問題；第6天，有人揭發他說過「托派理論有些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還有人說他1930年在上海與托派分子有過往來，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又過了3天，會上就有人稱王實味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實味的態度呢？雖然會上批評，會後黨委派人輪流談心，但他始終不肯反省。
這時有人舉證，成全、王里夫婦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過潘芳、宗錚夫婦，因潘、宗夫婦就住在王實味隔壁的窯洞，兩對夫婦又一起拜訪過王實味，後來5人又來往了幾次，還在一起吃過飯。以此為據，就把他們5人說成是「托派關系」，把他們的來往說成是「托派組織活動」，最後把他們定為「反黨五人集團」。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黨委於1942年10月作出了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決定中說他「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關押期間，又查出王實味1927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3個月文書。於是，王實味頭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外，又加戴一頂黑帽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王實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劉瑩全然不知。
劉瑩，長沙人，1926年考進北大文科預科班，與李芬同住一個宿舍。經李芬介紹，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與王實味同在一個支部。1930年他們結為伉儷。
1937年7月，盧溝橋的槍聲，將抗日救亡的聲浪傳向全國。當時他倆正在王實味家鄉河南開封，兩位年輕的共產黨員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當時他倆已有兒女，而且劉瑩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來。得馬上墮胎，但兩付打胎葯下去，沒有解決問題。王實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劉瑩回到長沙，實行剖腹手術終止妊娠。身體基本康復可以去延安了，這時日軍佔領武漢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幾條通道。
長沙解放後，劉瑩一面歡快地工作著，一面打聽著王實味的消息。有人說王實味可能在東北，1950年4月吉林來湖南招聘教員，劉瑩遠離故土來到吉林，邊教書邊尋夫。
20世紀70年代的一天，劉瑩打開中央電台的廣播，忽然聽到王實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細聽，文章中竟說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而且早被處決。一陣天旋地轉之後，劉瑩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經72歲的老太太怎能經受如此大的打擊？
劉瑩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僅憑康生的一句話。
1947年3月中旬，25萬國民黨軍在胡宗南統領下，進犯延安。社會部的一批幹部組成一個大隊，撤離延安去晉西北興縣，王實味隨隊同行。王實味到達興縣後，被送押到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6月中旬，興縣遭敵機轟炸，晉綏公安總局請求處決王實味，得到康生的「口頭批准」。7月1日，蔣軍又一次狂炸興縣，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內要立即搬家，為減輕負擔，當天晚上將王實味處決。
1983年，她來到北京，找到當時的知情人李維漢申訴。根據李維漢的建議，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於1982年2月，作出了《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徹底否定，為王實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機。
1991年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在經過長期取證後，終於作出了《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指出：經復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於平反昭雪。
蒙冤半個世紀，王實味案終於有了個公正的說法。王實味被恢復了「同志」的稱呼，這已是他被錯誤處決後的第44年了。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兩位同志來到劉瑩家，時年85歲的劉瑩看到復查決定中王實味恢復了「同志」的稱呼，激動得熱淚盈眶。當公安部同志將1萬元慰問金送給她時，她堅決不要，把慰問金全部捐獻給當地文聯，作為青年文學獎勵基金。

B. 王實昧何許人

王實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1929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研究員。1942年整風時，發表了《野百合花》、《硬骨頭和軟骨頭》等文章，受到幫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開除黨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問題被關押。1946年結論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7月，在戰爭環境中被處決。
經復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C. 王實味的介紹

王實味（1906—1947年7月1日），原名詩微，筆名實味、叔翰、實微。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版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權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因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風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開除黨籍，年底被關押。1946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7月，在戰爭環境中被殺害。據查，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不能成立。關於反革命托派奸細問題，1991年2月7日，公安部《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中說，「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D. 野百合花的相關作品

王實味（1906—1947）中國現代作家。在延安時期他發表了著名雜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等，對延安的某些消極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1947年在戰爭環境中被冤殺，1991年平反。
全文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
想起她，心臟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年春犧牲於她的故鄉--湖南寶慶。她的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的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的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丑惡，骯臟，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循環的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鍾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為了民族的利益，我們並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著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過程中，舊中國底骯臟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斗的力量。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野百合花就是它們的總標題。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葯用價值——未知確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
延安青年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里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里裝著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於同意。
那麼，我們生活里到底缺些什麼呢？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里，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不也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里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里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頁」第12期上，讀到一位同志底標題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泄的情形，深以為不然地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著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丑惡和冷淡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這位「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為他的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臟，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里，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著。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題。但青年如果真個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里來追求「愛和熱」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彷彿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許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丑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丑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丑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丑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底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斗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底產生，削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凈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里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吧。
於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曾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著足夠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1942年3月17日
●（原載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E. 野百合花的作者是誰

王實味《野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