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茉莉花慘案

『壹』 天長有什麼名人

天長名人有谷羽、周正慶、何仿、卜萬蒼、王兆澄、張近東、崇泉、鄭訓佐、曹小雲、林長源、曹路寶、夏元清等，具體介紹以下幾位：

1、谷羽

谷羽原名李桂英，1918年12月生於安徽天長。科技組織工作者。曾擔任過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等職務。

2、何仿

何仿，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曲家。1928年2月出生在安徽天長市石樑鎮何庄村。1941年春入新四軍淮南聯中。1942年調進淮南大眾劇團。 194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華東（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文工二團、華東軍區解放軍劇院、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工作。

3、卜萬蒼

卜萬蒼（1903年-1974年），中國電影導演，安徽天長人；主要作品有《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國魂》。

4、周正慶

周正慶（1935年2月—2018年7月21日），安徽天長人，1951年6月參加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5、鄭訓佐

鄭訓佐，1958年生，安徽省天長市人。1983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 。教授，碩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書法學。主要著述有《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寂滅與再生》、《讀中國》《清代名人手札賞評》 （第二卷）等。

『貳』 自剖的散文

作品名稱：自剖
創作年代：民國時期
作者：徐志摩
作品體裁：散文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著跳盪。我做的詩，不論它們是怎樣的「無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顫動，花須在微風中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洶涌，都是在在觸動我感興的情景。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來卻大大的變樣了。第一我自身的肢體，已不如原先靈活；我的心也同樣的感受了不知是年歲還是什麼的拘縶。動的現象再不能給我歡喜，給我啟示。先前我看著在陽光中閃爍的餘波，就彷彿看見了神仙宮闕——什麼荒誕美麗的幻覺，不在我的腦中一閃閃的掠過；現在不同了，陽光只是陽光，流波只是流波，任憑景色怎樣的燦爛，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靈。我的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蘿，貼著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的蜒著；顏色是蒼黑的，姿態是崛強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這變遷來得這樣的兀突，這樣的深徹。
原先我在人前自覺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飛沫，在在有閃光；這泉眼，如其還在，彷彿是叫一塊石板不留余隙的給鎮住了。我再沒有先前那樣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說話的時候，就覺著那石塊的重壓，怎麼也掀不動，怎麼也推不開，結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麼了，你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我常覺得我沉悶的心府里有這樣半嘲諷半弔唁的諄囑。
說來我思想上或經驗上也並不曾經受什麼過分劇烈的戟刺。我處境是向來順的，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那麼為什麼這變遷？遠的不說，就比如我年前到歐洲去時的心境：啊！我那時還不是一隻初長毛角的野鹿？什麼顏色不激動我的視覺，什麼香味不奮興我的嗅覺？我記得我在義大利寫游記的時候，情緒是何等的活潑，興趣何等的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哪一樣不活栩栩的業集在我的筆端，爭求充分的表現！如今呢？我這次到南方去，來回也有一個多月的光景，這期內眼見耳聽心感的事物也該有不少。我未動身前，又何嘗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機會飽餐西湖的風色，鄧尉的梅香——單提一兩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這閑暇的假期中採集一點江南風趣，歸來時，至少也該帶回一兩篇爽口的詩文，給在北京泥土的空氣中活命的朋友們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實上不但在南中時我白瞪著大眼，看天亮換天昏，又閉上了眼，拼天昏換天亮，一枝禿筆跟著我涉海去，又跟著我涉海回來，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筍，壓根兒就沒一點搖動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後這十來天，任憑朋友們怎樣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樣的責備，我的筆尖上還是滴不出一點墨沈來。我也曾勉強想想，勉強想寫，但到底還是白費！可怕是這心靈驟然的呆頓。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說來是時局也許有關系。我到京幾天就逢著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義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淡，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彷彿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回事變的奇慘性引起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里，什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哪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姦汙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氛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更鮮艷的怨毒。再說哪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著Martyrs②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沉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爭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著腦殼伏在書桌上受罪，彷彿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葯」那幾首不成形的咒詛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這回又有同樣的情形；只覺著煩，只覺著悶，感想來時只是破碎，筆頭只是笨滯。結果身體也不舒暢，像是蠟油塗抹住了全身毛竅似的難過，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我這里又在重演更深獨坐箍緊腦殼的姿勢，窗外皎潔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諷我內心的枯窘！
不，我還得往更深處挖。我不能叫這時局來替我思想驟然的呆頓負責，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幾種原因可以影響我們的心靈活動。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劫去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閑暇，積成一種壓迫。在某種熱烈的想望不曾得滿足時，我們感覺精神上的煩悶與焦躁，失望更是顛覆內心平衡的一個大原因；較劇烈的種類可以麻痹我們的靈智，淹沒我們的理性。但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為我在實際生活里已經得到十分的幸運，我的潛在意識里，我敢說不該有什麼壓著的慾望在作怪。
但是在實際上反過來看另有一種情形可以阻塞或是減少你心靈的活動。我們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標，我們因此推想我們痛苦的起點是在望見那些目標而得不到的時候。我們常聽人說「假如我像某人那樣生活無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現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瑣碎的煩惱上。」我們又聽說「我不能做事就為身體太壞，若是精神來得，那就……」我們又常常設想幸福的境界，我們想「只要有一個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奮發，什麼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實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幫助或獎勵心靈生活的條件，它們有時正得相反的效果。我們看不起有錢人，在社會上得意人，肌肉過分發展的運動家，也正在此；至於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滿幸福，我敢說等得當真有了紅袖添香，你的書也就讀不出所以然來，且不說什麼在學問上或藝術上更認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滿足是我的病源嗎？
「在先前的日子」，一個真知我的朋友，就說：「正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為你有慾望不得滿足，你的壓在內里的Libido③就形成一種升華的現象，結果你就借文學來發泄你生理上的郁結（你不常說你從事文學是一件不預期的事嗎？）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識里形成一種虛幻的希望，因為你的寫作得到一部分贊許，你就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實在你並沒有什麼超人一等的天賦，你的設想多半是虛榮，你的以前的成績只是升華的結果。所以等得你生活換了樣，感情上有了安頓，你就發見你向來寫作的來源頓呈萎縮甚至枯竭的現象；而你又不願意承認這情形的實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煩悶。你只是對你自己生氣，不甘心承認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來並沒有三頭六臂的！
「你對文藝並沒有真興趣，對學問並沒有真熱心。你本來沒有什麼更高的志願，除了相當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個平常人，享你命里鑄定的『幸福』；在事業界，在文藝創作界，在學問界內，全沒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沒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問在你心裡的心裡有沒有那無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惱著你，逼著你，督著你，放開實際生活的全部，單望著不可捉模的創作境界里去冒險？是的，頂明顯的關鍵就是那無形的推力或是沖動（The Impulse），沒有它人類就沒有科學，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一切超越功利實用性質的創作。你知道在國外（國內當然也有，許沒那樣多）有多少人被這無形的推力驅使著，在實際生活上變成一種離魂病性質的變態動物，不但人間所有的虛榮永遠沾不上他們的思想，就連維持生命的睡眠飲食，在他們都失了重要，他們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們那無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應用。怪不得有人說天才是瘋癲；我們在巴黎、倫敦不就到處碰得著這類怪人？如其他是一個美術家，惱著他的就只怎樣可以完全表現他那理想中的形體；一個線條的准確，某種色彩的調諧，在他會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與國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們知道專門學者有終身掘墳墓的，研究蚊蟲生理的，觀察億萬萬里外一個星的動定的。並且他們決不問社會對於他們的勞力有否任何的認識，那就是虛榮的進路；他們是被一點無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這是關於文藝創作的話。你自問有沒有這種情形。你也許經驗過什麼『靈感』，那也許有，但你卻不要把剎那誤認作永久的，虛幻認作真實。至於說思想與真實學問的話，那也得背後有一種推力，方向許不同，性質還是不變。做學問你得有原動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熱情的態度去做求知識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備，除了特強的理智，還得有一種原動的信仰；信仰或尋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發點：極端的懷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種努力。從古來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們，各按各的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問題是實在有的；神的有無，善與惡，本體問題，認識問題，意志自由問題，在他們看來都是含逼迫性的現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嶺的崇高，水的流動，愛的甜蜜更真，更實在，更聳動。他們的一點心靈，就永遠在他們設想的一種或多種問題的周圍飛舞、旋繞，正如燈蛾之於火焰：犧牲自身來貫徹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們共有的決心。
「這種慘烈的情形，你怕也沒有吧？我不說你的心幕上就沒有思想的影子；但它們怕只是虛影，像水面上的雲影，雲過影子就跟著消散，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這樣說下來，你倒可以安心了！因為個人最大的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謊騙你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你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的苦痛。與其那樣，還不如及早認清自己的深淺，不要把不必要的負擔，放上支撐不住的肩背，壓壞你自己，還難免旁人的笑話！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來享你現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藝創作不是你的分，獨立的事業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擔來的那也沒法想（哪一個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來輕松的，這是多可羨慕，多可賀喜的一個發見！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① 翡冷翠：通譯佛羅倫薩。
② Martyrs：英文「殉難者」、「烈士」。
③ Libilo：通譯里比多，心理學名詞。 散文的魅力之一，在於它的真實，真實的思想、真實的情感、真實的體驗。百味人生，經散文家的妙筆，都能使人如嚼檳榔，孜孜品嘗。可以說，沒有哪種文體能像散文的寫作，敞開心扉，更是對著讀者自己慢慢道來，讀者在何處已無足輕重了；加上大多是情感、沖動使之，理念的動力多少變得有些蒼白。正是這樣，散文方顯得原滋原味，吸引人去品味。
人類從荒昧中走出，自有文明以後，就開始掩飾自己的身軀和心靈，進步的同時，掘出了人類相互隔膜的鴻溝，從此，渴望理解和理解他人成為人類生生不息的慾念和理想。在這個意義上，遙望悠悠文學長河，盧梭的《懺悔錄》是震撼靈魂的，它以坦露靈魂的勇氣和真誠，在文學史上放射著異彩，可見自剖者永恆的意義。
沐浴著散文美學真實的光芒，帶著對人類潛在渴求溝通的慾望的誘惑，徐志摩的《自剖》成為一篇雋永的散文佳作。
人生有許多境遇，縱然有馬跑平川的快意，更有腸路孤燈的愁結，作者把讀者的心懸擱在他思想的轉折路口——痛苦、困惑，然後層層道來，像是與讀者促膝傾心。此時此刻，讓人難以保持常日的矜持，只有側耳靜心聽他訴說。
徐志摩是愛自由的，又是極富靈感和才氣的詩人，游學美歐後，他以二十幾歲的韶華，在中國文壇馳騁筆墨，古老的國度，因而有縷帶有異域氣息的和風，其作者於是被引向矚目的地位。他當時是春風得意的，而人生的意義，正在於價值的實現。
然而，此時噴涌的泉眼為頑石所覆，揚帆的遠輪驀然帆墜霧罩，這對山澗仙子、遠航的舵手來說，是不幸和痛苦的。徐志摩正處在這難以排解的當兒。徐志摩絕非苦吟詩人，而是洋溢著才子之氣，喜歡新異的思想，感觸鮮活的事物，社會和大自然的異彩紛紜，都能激起他美好的暢想——當時，他卻不再如此了，他面對的是思維的枯萎，靈感停滯的難捱困境。這對一個詩人來說，是十分難言的苦衷。但徐志摩把它捧了出來，這是極大的勇氣；而且，還引著讀者一路追根而來……
先從處境上分析，比起先前，「現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不得其解。至於與時局的關系，在他看來，其「個人沉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再往生活深處找去，與其說生活的牽掣可以使心靈產生壓抑，作者更認為是生活的順意反倒弱化人的思維和意志，阻塞或是減少心靈的活動。
到此，作者袒露心跡，剖析自身的、外界的病因，似乎已正本清源。然而，作為吃過正宗洋麵包的徐志摩，非要把這把解剖刀伸進潛意識中，並把筆墨集中到最後一個「病源」的分析上來。在域外數年的游學生涯，培養了他一定的西式思維方式。在這里，似乎對科學的心理分析頗為著重，並把弗洛伊德的力比多（Libido）壓抑說也拉了出來，注意所謂的生命意志的沖動（The lmpulse）。最後，在「個人最大的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謊騙自己」的安慰中，緩緩停下追問的執著。
作為詩人的徐志摩，散文也作得瑰麗多彩，傳神入微。心靈的律動，是難以捕捉的，又是難以傳達的。直抒不易表其深奧，形象化又不便於了解其真髓，徐志摩則巧妙地利用對比，使各種難言的體悟和思緒，涓涓流來。「語言是痛苦的」，然而，高明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醫治了語言的創傷。
作者是從痛苦和困惑中，開始挖掘心靈的謎底。心靈前後巨大的反差，同時，也是該文創作的原動因，讀者可在兩種歷時的心靈空間的對比中，想像著主人公靈魂的焦慮，並對他產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至於他寫作的呆滯，從他初走歐洲的心境與此次南方之行的鮮明對比中即可了解。
談到時局的變化，作者拿五卅慘案與當時的「屠殺的事實」（三·一八慘案）作比，前者發生時，作者正浪漫流連於義大利山中，「俗氛是吹不到的」，而後者對他則是有影響的，正如作者所言，面對眼前的事實，「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象」。就連人們對幸福境地的種種理想和幸福到來的真實情況，作者也要拿來比較，讓讀者信服他的剖析——「舒服、健康、幸福...
可以說，對比被徐志摩用得遍地開花，是文中的一大景觀。
此外，值得讀者注意的還有徐志摩對該文最後一部分的特殊處理。他突然轉換了時空，改變了陳述的角度，入微的分析來自「先前的日子」「一個真知我的朋友」那裡，而把自己悄然隱去。當時，徐志摩正面臨一次精神危機，他是帶著對英國的開明民主的信仰和「康橋」式的浪漫回到祖國的，然而，在國內他的「康橋理想」和現實生活發生深刻的悖離，因此，他絕望地感覺到原先自覺是一汪清泉似的心靈，「驟然的呆頓了，似乎是完全的死。」對於浪漫不羈的徐志摩，早年的留學生活，似乎成為他心靈的家園，靈魂的避難所，只有回到過去的時空，在那種情境中，他才有靈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意識。「一個真知我的朋友」就這樣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