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调题材

Ⅰ 彩调都有哪些特色

辛亥革命前后，彩调空前发展，广西各地区彩调艺人辈出，极大地开发了彩调的市场。此间在桂林地区有“四大状元”：冷贵甫、朱五八、罗少廷、秦老四；在宜山地区有“四大名旦”：吴老年、潘老扭、梁如山、“剃头佬”；宁明地区有“鬼脸王”周朝纲；融安、三江有地区“调子王”李大树、陈松山等。

在这个时期，彩调从农村的田间地头渐渐转入城镇戏台，以前七八个人组成的“过山班”到这个时候也发展成二三十人的半职业性的调子班。

随着这些职业性戏班地出现，彩调原有的那36出“江湖调”就显得非常贫乏，这些剧目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艺人们就纷纷另辟奇径，根据小说和民间故事编演了《二女争夫》、《一抓抓磨豆腐》、《打烂瓢》、《恶媳变牛》等“大调子”戏。

同时，艺人为谋生计，也创编了不少“对台戏”，如甲班演《娘送女》，乙班就编演《女送娘》；乙班演《三看亲》，甲班就编演《四女相亲》等。

彩调职业戏班的出现，使彩调这种戏曲艺术特点更加鲜明，各个方面都有了严格的标准。尤其是在“三小戏”中最为突出，如彩调的步法、扇花、转身、亮相和旦角特有的指法等，就各有数十种之多。仅仅是彩调丑角的步法就分为矮桩、中桩、高桩3大类，其中，以矮桩应用最广。

在彩调的表演道具之中，扇子、手巾、彩带，被认为是彩调表演的三件宝。其中扇子是主要的一件，用舞扇花来表达情绪的有圆球扇、高低扇、蝴蝶扇、摆扇、摇扇、波浪扇等，另外扇子还可以被艺人当作扫帚、火炬、画卷、匕首、铁锤等，故有“万能道具”之称。

彩调的表演艺术如眼、手、身法、步法的基本特征，大部分体现在小旦和小丑这两个行当身上，摇旦次之。

丑角和旦角的步法、转身、亮相、扇花、手花很富有广西地方剧种特色，基中尤以步法最为突出。如“蹩脚步”、“扭丝步”、“蹬踢步”、“试探步”、“横挪步”等。

旦角的“踵步”、“碎步”、“云步”等。扇子，是彩调“三件宝”中的主要的一件。由于彩调深深扎根于乡村民众之间，又和当地民间俚曲小调紧密结合，形成了内容谐趣、形式活泼的表演风格。

彩调剧目多以劳动、爱情、家庭生活等为主题，有大量的口传和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表演时采用柳州和桂林地区方言，以小生、小旦、小丑等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为主。

彩调剧主要有生、旦、丑3大行当。生行细分为小生、老生、娃娃生3类。小生多饰机智勇敢，活泼可爱的有志青年，表演唱、做、念、舞并重，以演载歌载舞的小戏居多，其中不少角色原为丑行应工，如《王三打鸟》的王三等角色即是。

老生多饰年事已高的正面人物，鹤发白须，重唱功。如《五子图》的许凤山，《五娘剪发》的张广才，《土地帮工》的土地神等。

娃娃生饰未成年的小孩，如《王麻接姐》的王麻，《狗保闹学》的狗保及学童等。演出时，常以学员扮演或由花旦、小生代角。

彩调剧中，旦行的剧目很丰富，有“无旦不成戏”之说。彩调的旦行分花旦、正旦、老旦、摇旦4类。

花旦常演载歌载舞的戏，表演敏捷优美，活泼热烈、俏丽可爱，唱、做、舞并重。如《王三打鸟》的毛姑妹，《龙女与汉鹏》的龙女，《刘三姐》的刘三姐等。

正旦言行稳重，举止端庄，以唱、做见长。如《换子记》的庞氏，《下南京》的三妹，现代戏《三朵小红花》的妈妈等。有时也饰性格开朗，办事泼辣的人物，其表演近于摇旦，如《双打店》的孙二娘，《塑菩萨》的张二嫂等。

老旦所饰人物有白发持杖的婆婆和一般老妇人，性格多样，身份不一，均以唱、做为主。如《娘送女》的妈妈，《换子记》的家婆，《媳厉婆》的婆婆等。

摇旦又名丑旦，多饰泼辣的店二嫂、媒婆和巫婆等人物，表演重念白和做功。如《刘三姐》的媒婆，《凉亭斗火》的二嫂子，《恶媳变牛》的媳妇等。

彩调的丑行分正丑、烂丑、折子丑3类。正丑所饰人物多为农民和各种职业的劳动者，有老有少，性格各异，均为喜剧中正派人物，表演诙谐滑稽，动作明快大方，唱、做、念、舞并重。如《油漆匠嫁女》中的胡漆匠，《阿三戏公爷》中的阿三，《一抓抓磨豆腐》中的一抓抓等。

烂丑多饰演不务正业之辈，以扭矮桩为主要步法，面部肌肉灵活，喜怒无常，言行滑稽，以念、做见长。如《王二报喜》的王二，《汪三吹烟》的汪王，《双打店》的胡瓢二等。

折子丑又叫长衫丑，所饰人物多是较有身份者，表演以高、中、矮桩为基本步法，念、做见长，扇花技巧较多。如《隔河看亲》的刘老爷，《洗绣鞋》的马金龙，《半夜拜菩萨》的县官等。彩调剧丑行的表演富于特色，剧目较多。

彩调的音乐伴奏分左、右场，左场为弦乐，右场为击乐。弦乐有调胡也叫大筒，类似二胡、扬琴、琵琶、三弦、唢呐、笛子等乐器，以调胡为主奏。击乐的锣鼓曲牌较简单，常用的有三点头、一条龙、一钹、四钹等。

彩调的同一曲调，可以根据行当、人物和表现生活的不同，在板和腔上加以变化，故有“调多共用，板腔细分”之说。按角色行当定腔的有小生腔、旦角腔、丑角腔、摇旦腔、老生腔、娃仔腔；按人物身份、职业而分的有相公腔、化子腔、梅香腔、媒娘腔、和尚腔、强盗腔、神仙腔等；按劳动和日常生活分的有挑担腔、划船腔、挖地腔、梳妆腔、饮酒腔等。

彩调唱腔属于联曲体，分板、腔、调3大类。其中板有诉板、哭板、骂板、忧板等；调有比古调、走马调等，腔以角色行当区分有小生腔、旦角腔、丑角腔等，按人物身份、职业区分的有相公腔、化子腔等，表现身段动作的有挑担腔、饮酒腔等。此外，彩调唱腔中还吸收了一些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间小调，如鲜花调、十月花等。

彩调曲牌有300余首。音乐伴奏分左、右场，左场为弦管乐，有调胡、扬琴、琵琶、三弦以及唢呐、笛子等；右场为打击乐。

20世纪50年代，彩调剧《龙女与汉鹏》由广西乡间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从此，彩调正式定名为彩调剧。

60年代初，来自民间的《刘三姐》四进中南海，由此红遍大江南北，饮誉海内外。

60年代中期，《三朵小红花》再度进京，演职员受到了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放映。

70年代末，现代戏《喜事》为广西赢得了优秀剧本奖，使彩调剧在表现当代农村题材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80年代《五子图》又使广西彩调红火了一把，一时间全国各地几十个剧种，几百个剧团争相移植上演。

90年代的《哪嗬咿嗬嗨》连续参加了中国戏剧节和现代戏曲观摩演出，荣获了文华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国家级奖23项，省级奖13项，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3年9月底，在刘三姐的故乡“广西宜州市”城南广场、中山广场、人民礼堂、政府礼堂等场所举行的彩调艺术汇报演出现场，人声鼎沸，掌声如潮。广西彩调艺术受到了来自各地“彩调迷”们的热烈欢迎。

Ⅱ 请结合作品论述中国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

请看下面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

Ⅲ 民歌按题材怎么分

体裁划分依据：社会生活条件、歌唱场合、社会作用以及音乐表现方法和音乐特征。＊分类：族民歌划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种。 劳动号子：搬运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作坊号子、船渔号子。

山歌：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信天游、花儿、山曲、爬山调、 神歌]）小调：1.由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 花调）2. 地方性小调。3. 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采茶调、秧歌调、跑旱船）

（一）劳动号子的种类：搬运号子，江苏北部《挑担不怕扁担弯》四川《板车号子》工程号子，四川《打夯歌》湖南《打硪歌》农事号子，浙江海宁《车水号子》涪陵《圆场号》作坊号子，四川自贡《人工号子》渔船号子， 陕北《黄河船夫曲》四川《川江船夫号子》

（二）劳动号子的特征：1.音乐性格.表现方法：坚实有力、粗扩豪迈的.自然朴实的。2.歌词：实词，领唱者。虚词，帮腔。 3.节奏：固定的，周期反复。4.歌唱形式：以一领众和为主，也有独唱、对唱、齐唱。5.曲式结构：短小简朴，重复性。

（一）山歌的种类 A；1.放牧山歌、2.田秧山歌略。3、一般山歌 ：

.信天游[名词解释：信天游主要流行在陕西北部和宁夏、甘肃的东部，高亢奔放、深沉质朴，反映了黄土高原人民的精神风貌；以歌唱爱情，歌唱生活的艰辛和离愁别绪者为多。特点：上下句结构（七字句较多），上句喜用比兴，下句点主题，句尾押韵。《脚夫调》《槐树开花》《蓝花花》《我的哥哥当了红军].花儿[宁夏，甘肃、青海。“花儿会”，定情歌。《上去高山望平川》《一对鸽子虚空里飞》.山曲（酸曲）[山西西北，陕西。走西口。特点：内心痛楚、凄切的深情。《人家都在你不在》（山西河曲）.神歌[川南宜宾地区、重庆市郊县和川西崇庆县等地。神歌神歌歌词含蓄、文学性较强，感情细腻深厚，四句体结构较多。《槐花几时开》、《郎打哨子应过沟》。

B．山歌按不同的歌唱方法分为：高腔山歌，平腔山歌，矮腔山歌。

（二）山歌的特征

山歌歌词：反映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兴创作，歌词以七字句为主，较多使用衬词，山歌中最多使用语气衬词，语气衬词与自由延长音或拖腔的结合，形成山歌独有的特征。

山歌音乐：奔放、嘹亮。广泛使用自由延长音与拖腔。自由延长音与曲首、曲尾的呼唤性衬词结合形成前腔或后腔，为山歌所独有的特征。

歌唱形式：独唱居多，另有对唱，数人接唱、齐唱、一领众和等。

曲式结构：大部分短小单纯、多样化。密集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南方的山歌中四乐句单乐段较多。a''b''

三、小调＊概念：又称小曲、俚曲、俗曲等。一般指休闲娱乐时演唱的歌曲。

＊作用：咏叹心情、消遣助兴

（一）小调的分类：（由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地方性小调。歌舞性小调）1.由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善于表达凄苦哀怨、婉转动人之情。多徵调式及起、承、转、合的句体单乐段）鲜花调（部分都是茉莉花原词）绣荷包调、剪靛 花调]2.地方性小调。2.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采茶调、秧歌调、跑旱船）

（二）小调的特点：1，结构较为严谨、即兴性少。转向定型化，艺术上较成熟。2，旋律性强、曲调流畅而优美。有着曲折、多样的旋法。3，节奏、节拍多规整、均衡。南方小调节奏较平稳、北方小调常见切分和弱起节奏。歌词比较固定，4，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一领众和等。常有乐器伴奏。5，常见的曲式结构是对应式和起承转合式。

Ⅳ 中国民歌中的小调指的是

小调
【简介】
中国民歌体裁类别的一种。一般指流行於城镇集市的民间歌舞小曲。经过历代的流传，在艺术上经过较多的加工，具有结构均衡、节奏规整、曲调细腻、婉柔等特点。民间俗称很多，如小曲、俚曲、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市俗小令、俗曲、时调、丝调、丝弦小唱等，小调是晚近才通用的一种统称。

小调各地都有，有的流传全国，有的流传在一定地区。一般曲调比较流畅，结构比较规整。唱词因由艺人传授和唱本传播而比较稳定，格式多样，富于变化，长短句的形式比较普遍，非对偶的三句、五句等结构以及多段词的反复也较为普遍。并常用四季、五更、十二月、花名等形式联缀。曲式结构以二句和四句的单段结构为多，仍因歌词格式多样而富于变化，并用衬字、衬句扩充音乐结构，加强感情表达。多段结构也颇多，用于具有叙事成分的小调中，如江苏省《大九连环》。也有原为单段结构，由于多段词反复时曲调的节奏和速度有了变化而成为长大结构的，如东北的《瞧情郎》。题材广泛，从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至日常生活、风俗、爱情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旧时代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苦难生活有广泛的反映，如《月儿弯弯照九州》、《长工歌》、《孟姜女》等。近代以来，亦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如《五卅运动》、《十送红军》等。但在旧社会，由于受到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反映落后社会意识的作品，如一些低级色情的歌曲。歌唱形式以独唱为主，也有对唱或齐唱，大多有器乐伴奏。

【历史】
小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诗经》中的某些叙事性篇章，已经孕育了这一体裁的某些因素。汉代的相和歌就是用丝竹伴奏的歌唱形式，同徒歌谣(清唱一类的歌)有明显不同，相和歌可以说是小调的源头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子夜四时歌》、《从军五更转》、《月节折杨柳歌》等时序体的乐府民歌，从中可以看到后世传播较广的几种传统小调，如四季、五更、十二月的体式结构原则。至隋、唐之际，有更多的民歌得到选择、提炼，而成为说唱、歌舞演出的一部分，称为曲子，它也是小调体裁的早期形式。宋、元之后，伴随著中国城镇经济的日益繁荣，小调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成熟阶段。一方面，从广大农村传入城市的许多民歌曲调经艺人演唱、加工而变为小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元代兴起的小令、散套，在传播过程中，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而逐渐同体式严格的南北曲分道扬镳，变为一种通俗易懂、流畅优美、仍保留著曲牌名称的小曲。这部分小曲汇入小调，使其更加丰富多采。明、清时期，在一部分文人学士中兴起了编纂民歌唱词专辑的风气。据统计，清中叶时，已刊印的俗曲就有6044种(见刘复、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其中大多数属於小调体裁。影响较大的刊本有《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时尚南北小调万花小曲》、《粤风》、《粤讴》等。

小调的分布相当广泛，几乎遍及中国大多数汉族地区。其中，又以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长江下游的江苏等地在数量和品类上更具有代表性。

小调在流传过程中，其曲调由於歌者的个性、审美习惯、填配新词、唱法不同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因而形成不同的变体以及蕴含著不同的情绪和表现性能。例如《孟姜女》与《梳妆台》、《十杯酒》、《哭七七》；《无锡景》与《探清水河》；《剪靛花》与《码头调》、《放风筝》、《四季歌》等，相互之间既保持著承传的派生关系，又自成一曲，各有特色。一般情况下，一首小调流传的地区愈广和时间愈久，其变体就愈多；而且，各种变体与原歌的关系也是有远有近，纷杂而多样。

【内容】
小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极其广泛。它不受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和具体劳动环境的制约，它所反映的不仅包括农民，而且还有城市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商人、市民乃至江湖艺妓、贩夫走卒、和尚尼姑、流浪行乞者等各种阶层的爱情婚姻、离别相思、风土人情、娱乐游戏、自然常识、民间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打樱桃》、《绣荷包》、《卖杂货》、《小拜年》、《磨豆腐》、《看灯》、《补缸》、《采茶》、《游春》、《放风筝》、《打秋千》、《割韭菜》、《赶庙》、《游灯》等对於民间风俗生活场景也都一一涉猎。其中，有不少小调的唱词，往往能够以高度的概括力和尖锐的批判锋芒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主题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其中存在著一部分具有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低级庸俗的内容。特别是在茶馆酒肆、青楼书场等环境中传唱的一部分城市小调，往往被某些无聊文人，纨子弟等加以篡改，使其成为矫揉造作、轻浮娇媚的靡靡之音。它们是小调的糟粕部分。

【曲目】
小调的曲目，异常丰富。根据其历史渊源、演唱场合及音乐性格等为依据，大体可分为3类：由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如《山坡羊》、《寄生草》、《闹五更》、《耍孩儿》、《银纽丝》、《叠断桥》、《打枣杆》；清代的如《剪靛花》、《玉娥郎》、《倒扳桨》、《鲜花调》、《湖广调》等。它们之中，有的仍保留原曲名，有的曲调大体相同，但曲名已改变，如《剪靛花》调，使用它的曲目很多，如《放风筝》、《丢戒指》、《十二月观灯》、《四季歌》、《大踏青》、《摘棉花》、《小香戏》、《绣五更》、《叹五更》等不下数十种。这类小调流传较广，有的遍传全国。地方性小调。指各地群众随口编唱，并逐渐稳定、流传开来的一部分小调。它们具有单纯、朴实、情意真切、不尚装饰的特点，流传面不广，多限於一定的地域，曲调的地方特色较突出。如流行於各地的《长工歌》及《妇女诉苦歌》、一部分《对花》以及《小白菜》等。歌舞性小调。指各地民间节日歌舞活动中传唱的一部分小调歌曲，如北方的秧歌调、南方的灯调、茶歌等。

【音乐特征】
在各类民歌中，小调是一种基本上摆脱了实用性功能的制约、成为独立的以表现性功能为主的音乐体裁。其音乐特徵是：①小调的曲调具有流畅、婉柔、曲折、细腻的艺术特色。它的旋律变化丰富，常常把级进音型和跳进音型，单向上升、下降同弧形、波状旋律缐等表现手段灵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造成一种起伏跌宕、多样而又统一的曲调进行。同时，在歌唱艺人的长期实践和加工之下，旋律的装饰性犟，乐汇、乐句之间衔接自然，富有逻辑，很善於表达那些既有叙述性又有浓厚的抒情性的题材内容(如《五哥放羊》、《画扇面》、《妓女悲秋》、《五更鸟》等)。多数小调在演唱时都有器乐伴奏，并加上前奏、过门、尾声等，使之更加完整。②小调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根据旋律进行本身的内在要求，追求词曲协调一致的均衡性和表现手段的灵活性。因此，小调的节拍规整而不拘泥，节奏感鲜明而不犟烈。它常常在既不破坏唱词的韵律，又服从节拍规整性的前提下，灵活地使用各种节奏型，使其疏密相间、变化有致，富有很犟的动力感。③小调的结构大多以单曲体为基础，讲究结构内部的规整性和匀称性。乐句的结构功能比较清晰，基本上分成对应式和起、承、转、合式两类。非对偶性的3、5句单曲体结构也较常见。一些地区还有由若干单曲构成的“套曲”(民间称“大调”)。无论篇幅长短，小调的曲体结构内部都以对应和起承转合为原则，形成整齐平衡的关系，末句常具有总结性分量，稳定感较犟。④小调中的衬词、衬腔定型化和规整化。在分节演唱时，虽然每段唱词不同，但衬词、衬腔却是原样重复，成为加犟整个作品统一性的有力手段。

【地位】
在中国民歌的各类体裁中，小调处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从山歌、号子等体裁中汲取营养，将一部分曲目加工、提炼，使之在艺术上更成熟，成为小调的组成部分；同时，某些小调曲目在传播过程中又常常成为戏曲、曲艺的唱腔和民间乐种的主题和曲牌。如“四川清音”中的《麻城调》、《泗州调》、《放风筝》等，都是在原小调基础上发展而成；广东音乐中《梳妆台》、《绣红鞋》、《剪剪花》；山西“八大套”中的《茉莉花》也都取材於同名小调。总之，在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小调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又有一定的专业特徵的民歌类别。

Ⅳ 何仿的作品介绍

在长期的革命和音乐创作、指挥生涯中，何仿写出了《毛泽东的战士人民的兵》、《前进在陆地天空海洋》、《五个炊事兵》、《我们是千里海防的巡逻兵》、《我的名字叫中国》等一批激动人心、广泛流传的歌曲和《大翻身》等歌剧音乐，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并收集、加工、整理江苏民歌《茉莉花》。1949 年7月6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的音乐会上，何仿指挥第三野战军文工团演唱《淮海战役组歌》，毛泽东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1964年，参加指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一曲清丽优美的民歌《茉莉花》，唱红了中国，响彻了全球，也给它的收集加工者何仿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1942年冬天，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来到南京六合金牛山脚下演出。一个雨天的下午，年仅14岁的小团员何仿（何仿，著名军旅作曲家，原前线歌舞团团长）听当地人说附近有位艺人不 仅吹拉弹唱是一把好手，更有一肚子的歌。何仿在一间茅屋里找到了那位艺人。艺人很热情，问何仿有没有听过《鲜花调》。何仿摇了摇头。艺人说，这歌在道光年间就有人唱，蛮好听的。说着艺人拉着琴唱了起来：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勾儿牙，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年轻的何仿一下子就被这首悠扬动听的《鲜花调》迷住了，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不仅用简谱记下了这首歌，而且按照艺人的方法准确唱了出来。《鲜花调》虽然动听，但毕竟来自于民间，创作上不免有些粗糙。何仿考虑再三，对《鲜花调》动了“大手术”，将歌中三种花改为一种花，更改后的歌词为：“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也香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1957年，已是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率合唱队到北京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修改后的江苏民歌《茉莉花》一炮打响，不久被正式灌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1959年，《茉莉花》正式走出国门，在维也纳歌剧院唱响。在这之前，何仿又对歌词作了修改，将“满园花草”改为“满园花开”，将“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改为“又怕看花的人儿骂，”旋律上又进一步丰富，在维也纳演出受到高度赞赏。从此《茉莉花》一发不可收，从奥地利唱到前苏联，唱到印尼、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唱遍了世界各地。还被收入了《世界名曲专辑》。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展中心5楼会议大厅，在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开始之前，中国军乐队奏响了脍炙人口的江苏民歌《茉莉花》；1999年12月19日午夜，《茉莉花》再次在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现场奏响。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举行的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投票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的申博宣传片中先后十多次响起《茉莉花》的旋律，并以此征服了各国代表和国展局的官员。2004年8月19日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茉莉花》的旋律再次倾倒了全世界的观众。 何仿早期创作的歌曲难免幼稚粗拙，但也有一些优秀作品，如《民兵之歌》（何捷明词）、《反攻》（何仅词）等。这两首歌词曲朴素，曲调是以民族五声调式为基础的七声宫调，没有装饰音和大的音程跳跃，然而雄壮有力，节奏性强，很适合当时的战士和民兵演唱，因此在淮南根据地及苏北、山东一带流传较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励作用。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何仿常有佳作流传。1947年，他创作的歌曲《练兵》（杨浓词），在华东野战军中广为流传，并获得创作奖。1947年7月，孟良崮战役结束后，何仿及时创作了《去掉一个大祸害》（自己作词），歌声响彻齐鲁大地。接着，他又陆续创作了歌曲《打死老疯狗》（缪文渭词）、歌剧《两种作风》的主题歌等，流传甚广。当年冬，文工团集体创作了反映土改反霸斗争的大型舞剧《大翻身》，何仿与吴祖庚负责作曲。此剧演出后产生了轰动效应，一直成为该团的保留节目。1948年10月，何仿随军参加淮海战役追击战，创作的队列歌曲《拉开两条飞毛腿》（葛培武词），在部队中迅速流传并获奖。 1950年秋，何仿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干部进修班学习深造。第二年春，他创作了献给志愿军的颂歌《慰问前方战士》（程今词），1951年夏，又创作出队列歌曲《前进在陆地天空海洋》（洛辛词）。
1957年秋，何仿回到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任合唱队队长兼指挥。此时正值总政调该团到北京汇报演出和公演，何仿指导排练了安徽民歌《姐在田里薅豆棵》，浙江民歌《李三宝》，苏皖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演唱后反响更大。《茉莉花》体现了何仿在学习民间艺术、搜集加工整理民歌方面的突出成就，构成了他艺术生命的一个辉煌侧面。
此后，何仿的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建设合唱事业方面，前线歌舞团男女声小合唱、混声合唱的艺术水平空前提高，《澧水船夫号子》、《五个炊事兵》、《我们是千里海防的巡逻兵》等合唱，都曾名动一时。1964年，何仿被选调北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指挥。这构成了他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重要侧面。 上世纪80年代，何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谱写了《将军骑马上雪山》、《我从江南到天山》等，一如既往地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歌唱民族大团结、歌唱人民军队。
何仿新时期歌曲创作的艺术风格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歌风的宣传鼓动歌曲，旋律雄健豪迈，多用来歌唱祖国、军队、长城等庄严重大题材；一类是带有民歌风的抒情歌曲，旋律委婉多姿，多用来歌唱地方风物和乡情等题材。但不论哪一类歌曲，其调式或旋律都既继承了民族音乐传统，又汲取融化了西洋音乐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2009年春，81岁高龄的何仿应来安县政府之邀，为“中国·来安第二届白鹭岛生态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歌舞晚会”谱写了女声独唱《美丽的白鹭岛》（严希作词，张其萍演唱）。这首歌的曲调具有皖东民歌元素，富有地域文化色彩。听过这首歌的人们都说非常好听，何仿本人亦很满意。这首歌充分展示了何仿老年阶段蓬勃的艺术生命力。

Ⅵ 江苏民歌《茉莉花》的题材是什么急！在线等！

【歌曲《茉莉花》】
①民歌名，在中国及世界广为传颂，江苏省扬州市市歌。
起源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江苏的版本最早、也最具代表性，但发源地却颇具争论。现在的主流观点是《茉莉花》起源于扬州。
上世纪90年代，江苏省的南京、盐城等城市争相站出来说他们是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而且还在一些媒体上发表文章，加以证明。2000年10月16日，两位扬州文化人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茉莉花”源自扬州清曲》的文章，此后再没有听到其他不同的声音了。这两位文化人分别是扬州清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朱祥生和副主任聂峰。其中，聂峰先生还师从于近代的扬州清曲表演大师王万青。长期沉淀的清曲知识，使两人坚信《茉莉花》源于扬州清曲。
扬州清曲又称扬州小曲、扬州小调。《茉莉花》最早属于扬州的秧歌小调，后经扬州清曲历代艺人的不断加工，衍变成扬州清曲的曲牌名【鲜花调】。清乾隆年间出版的一部汇集当时流传广泛的地方戏曲的《缀白裘》集里，收集刊登了《鲜花调》，有曲谱和曲词。曲词除了个别字与现在的《茉莉花》不同外，其他一字不差，这是目前为止，发现在的关于《鲜花调》的最早的最完整的记载。由此足以证明，《茉莉花》源自扬州清曲。两位文化人又从其他方面，列出种种证据，佐证《茉莉花》与扬州的渊源。文章出来后，异音立即没有了。后来不少其他地方的学者文人，也开始渐渐发表文章，称《茉莉花》出自于扬州。
这首脍炙人口的扬州小调，随着扬州在当时的影响而传颂全国，且影响了其他许多地方的戏曲和曲艺。150年前，扬州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著名都市，其孕育出的《茉莉花》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哼。几十年后，普契尼创作《图兰朵》时，选用这样一首既能代表东方韵味又风靡中国的《茉莉花》作为主题音乐，衬托中国人的爱情故事，既自然也属必然。
发展和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此广泛流传的民歌小调数量也甚多。它们就像暮春三月花园中的百花，姹紫嫣红，姿态万千，芳香四溢。其中有一个品种姿压群芳，栽培悠久，广受大众喜爱，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小调《茉莉花》。
《茉莉花》自古以来流行全国，有各种各样的变种，但以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一首传播最广，最具代表性。她旋律委婉，波动流畅，感情细腻；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美的感情。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中，就刊载了它的歌词，可见其产生流传年代的久远。
十八世纪末年，有个外国人将她的曲调记了下来，歌词用意译的英文和汉语拼音并列表示。后来，又有个叫约翰·贝罗的英国人来华，担任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的秘书。180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游记》。也许在他眼里《茉莉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吧，所以在著作中特意把《茉莉花》的歌谱刊载了出来，于是这首歌遂成为以出版物形式传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开始在欧洲和南美等地流传开来。
1924年，世界著名歌剧大师、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癌症的病患中完成了歌剧《图兰多特》的初稿后逝世。该剧以中国元朝为背景，虚构了一位美丽而冷酷的公主图兰多特的故事。普契尼把《茉莉花》曲调作为该剧的主要音乐素材之一，将它的原曲改编成女声合唱，加上剧中的角色全都穿着元朝服饰，这样就使一个完全由洋人编写和表演的中国故事，有了中国的色彩和风味。1926年，该剧在意大利首演，取得了很大成功。从此，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芳香，随着这部歌剧经典的流传而在海外飘得更广。
据近年来媒体报导，《茉莉花》原名《鲜花调》，本来有三段歌词，依次歌唱茉莉花、金银花和玫瑰花。1942年，音乐家何仿到隶属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