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花卉图卷

『壹』 求硬笔书法：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贰』 月季花一年四季的样子，如形态，颜色等。

月季花来青茎长蔓，叶小于蔷薇自，茎与叶都有刺。花有红、白及淡红三色，逐月开放，四时不绝。花千叶厚瓣，亦蔷薇类也。月季花的自然花期8月到次年4月，花成大型，由内向外，呈发散型，有浓郁香气。

月季花是主要的观赏花卉，其花期长，观赏价值高，价格低廉，受到各地园林的喜爱。可用于园林布置花坛、花境、庭院花材，可制作月季盆景，作切花、花篮、花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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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新的考古发现，月季花是华夏先民北方系--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图腾植物。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而且有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花香悠远。

月季原产中国，早在汉代就有栽培，唐宋以后更是栽种不绝，历来文人也留下了不少赞美月季的诗句。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晚开春去后，独秀院中央”的诗句，宋代诗人苏东坡诗云“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牡丹最贵惟春晚，芍药虽繁只夏初，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常占四时春” 。 北宋韩琦对它更是赞誉有加：“牡丹殊绝委春风，露菊萧疏怨晚丛。何以此花容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

『叁』 现在常熟还没逝世的画家有

久有“诗画之盛，甲于江左”的常熟，古今画风绵延，画家辈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名人录》收录常熟籍画家即达二百余人，地方历史文献则载有元、明、清三代常熟画家一千零八十八人，其中清乾隆前已达三百九十六人，至嘉庆增至四百七十七人。无论是画家的为人数，还是画家在画坛的地位与社会影响，常熟均堪称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重镇，也是我国少有的画家密集地之一，闻名遐迩。
名列“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其艺术成就无疑举世公认。他早年出入于赵孟頫的“松雪堂”，并得到赵氏指授，其山水画师法董源、巨然而自成一格，所创浅绛、水墨风格，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我国明、清两代的山水画流派纷呈，但几乎无不从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简接汲取营养。除黄公望外，元代尚有谢庭芝、王珪、谢伯成、缪佚、陈希雅等如今已只知其名而难窥其真迹风貌的画家。
明代创勾花点叶派的花鸟画家周之冕，写意花卉，独具神韵，设色鲜艳，妙而能真。另有花卉画家孙艾，画师吴门派沈周，所写没骨花卉，远早于清代常州派领袖恽寿平，且可相媲美。此外尚有张维、张季、黄向坚、顾囦、朱琪、蒋宥、瞿杲、钱仁夫、王舜耕、郁麟、严讷、赵固、王维烈、张继儒、何适等一批文人画家。
清代常熟画坛空前繁荣，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辉煌一页。奉诏进京绘制《康熙南巡图》称旨，受赐“山水清晖”的王翬，与其众多学生在继承传统、借鉴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泽以唐人今韵，乃为大成”，自成一派，形成清代画坛主要流派的虞山画派，一领风骚数百年。“清六家”之一的吴历，兼收并蓄，以“冷隽”胜出，画风独特。此外，黄鼎、彭睿、陈道之等的山水画，亦笔墨老到，极具新意。除山水画家外，清代常熟花鸟画家，也代有名家，如侯服、许山、张延年、马眉、马元驭、顾文渊、余珣、虞沅、杨晋、唐衮、蒋廷锡、余省、许永、许佑、孙源湘等。其中尤以马元驭、蒋廷锡最为著名，名重一时。清代后期，常熟画坛虽呈衰微趋势，但对绘画艺术的鉴赏之风却渐盛，出现了一批卓越的画史画论的研究者，如《海虞画苑略》的著者鱼翼、《墨林今话》著者蒋宝龄、《虞山画志》著者郏伦逵、《古缘粹录》著者邵松年等，为常熟绘画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近代的常熟画坛，虽少有黄公望、王翚、吴历等巨匠大师，但依然画家众多，宛若众星璀璨，辉映古城。民国时期有沈汝瑾、沈珂、吴龢、陈摩、陶鉴、刘羽卿、李笏、季厚焘、许兆镜、吴桐等。新中国建立后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有沈重烟、窦子玉、陈映霞、陶声甫、张寰瑾、唐瘦青、曹大铁、曹寿铭、钱持云、郑书道等。进入新时期后有唐滔、顾纯学、曹烨、胡庆、郑济炎、王震铎、郑棣青、钱浚、徐勤铭、陆允铨、温寿康、周嘉祥、朱惠刚，应凤仙、张文来、张戬罡、章平等。客居外地的常熟籍画家中，更有我国现代工艺美术开拓者庞薰琹，水彩画大师李咏森，森林画家钱延康，国画大师江寒汀、陆抑非、朱颖人、钱定一、陈清野、陈达、卢星堂、毛逸伟、刘懋然，版画家莫测、翁承豪，美术史论学者温肇桐，军旅画家殷培华，青年油画家时卫平，青年花鸟画家姚新峰等。百世之宗，画风新开；画乡常熟，名不虚传。
常熟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此地古城幽寂，民风淳朴，灵秀的虞山、明净的尚湖、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理想的生活与创作环境。常熟又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物阜民丰，经济繁荣，更为诗画艺术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吾邑负山带湖，环以瀛渤，信明秀之胜区，而人材之林薮也。”独特的文化物质与人文精神，孕育和造就了常熟文学艺术人才的出类拔萃。早在公元前510年，常熟青年言偃北学中原，以擅长文学闻名，成为孔子学生中唯一的南方人，并以优异的学业名列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十哲”之九。言偃晚年回归故乡传道讲学，为儒学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被后人尊为“南方夫子”，其“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学风，也为常熟的文化土壤奠定了深邃而博大的根基。从此读书著述，崇文重教，渐成风尚，饱学鸣儒，史载不绝。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代至清代的科举考试中，常熟有485人中进士，其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琴棋书画、诗文词曲更是人才云集，代有佳人。人才的汇聚、艺术的交流，逐渐催生并形成了别具地方特色的常熟诸多艺术流派——虞山琴派、虞山画派、虞山诗派、虞山印派等。其中虞山画派的传承与发扬，殊为画坛瞩目，影响尤为深远。一方山水培育一方画家，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唤发画家创作激情的“点击器”。常熟虞山、尚湖的诸多胜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画家独具审美情趣的“慧眼”，吴门画派坛主沈周曾自谓“虞山我隣壤，欲往路非遥”，常以画为友，往来频繁，影响过明代常熟的画风。虞山、尚湖奇幻莫测、千变万化的绚丽风景熏陶和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常熟画家们的创作灵感，于是山水清晖的虞山画派，超越时空，历久弥新于中国画坛。
进入近代以来，常熟画坛不但名家迭出、佳作如林，而且还较早地建立起了许多美术社团组织，积极开展与外地乃至西方的绘画艺术交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主动接受时代新潮流，在画风、画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的繁荣局面。早在道光年间，寓居沪上的常熟画家兼鉴赏家蒋宝龄，就在“小蓬莱”邀集名流雅士作画，于泼墨调丹之余，切磋画风画艺，畅谈心得体会，著称沪上艺坛一大盛事，亦为上海画坛美术团体之嚆矢，首开各地画家间艺术交流的风气之先。蒋宝龄还将雅集韵事记录成文，编著了中国画史名作《墨林今话》。1913年常熟成立石梅书画研究社。“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常熟的现代美术活动更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火花中，展现出了它丰富多彩的绚丽画面。常熟与领西洋风气之先的上海近在咫尺，绘画革新的潮流几乎和上海同步地在第一时间在虞山画派的源头激起了壮阔波澜。1921年，在沪学画的常熟画家李咏森就回家乡，发起成立了常熟历史上第一个美术团体——常熟美术会，并在次年举办展览会，大画家颜文梁亲临常熟指导并选送个人佳作参展。1924年，由吴子厚主持的常熟书画社成立，85名会员中除本地画家外，尚有不少外地画家加入。该社活动频繁，曾刊行《常熟书画金石家作品一览》、《虞山近人墨抄》、《常熟书画史荟萃》等。1929年，苏州美专毕业生蔡鸿斌和温肇桐等又发起成立苏州美专常熟同学会，当年即举办有国画、水彩画、油画等画种的美术展览会。是年冬，从巴黎、东京学画归国的庞薰琹、邹梁荪等联合苏州美专常熟同学会成立旭光画社，至1946年先后举办七次大型展览和多次学术交流活动，著名画家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倪贻德等都有作品送展。引进“写实基础融汇印象主义革命因素”等多元西方美术风格，吸引和培养一大批美术爱好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常熟画坛还先后成立过白马艺术馆、西洋画研究会、黎明画会、琴心书画社、虞山画社等美术组织，为常熟现代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1931年庞薰琹在上海与倪贻德等发起组建的“决澜社”，则更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现代绘画社团，它以其开拓性和鲜明的艺术追求向中国艺术界展示了现代艺术的活动方式，提高了绘画组织在文化界乃至社会中的地位，庞薰琹也以其独有的现代气质和才情，蜚声于决澜社诞生地的上海。
新中国建立后，常熟的美术组织和美术活动，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队伍壮大、后继有人、活动经常、档次提升、交流频繁、影响扩大。1952年成立常熟美术工作者协会，现有会员108名。1983年成立常熟书法篆刻工作者协会，现有会员300多名。1978年，在老一辈艺术家庞薰琹、温肇桐等的亲自倡导和指教下，常熟有史以来第一所高等美术类学校——常熟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创办，庞薰琹、温肇桐、邹梁荪等老艺术家和中央工艺美院、南京艺术学院、浙江美院、广州美院、鲁迅美院以及上海、无锡轻工业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分批到校讲课授教，活跃了常熟美术界的学术研讨氛围，也为常熟和江苏各地培养了一大批现代美术人才。该校及其教学成果，也因此被编入《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现该校已并入常熟理工学院美术设计系。1986年常熟书画院成立，聘著名画家王个簃、陆抑非为名誉院长。现有专职画师6名，兼职画师30名。

『肆』 《杂花图卷》为明代画家（）所作。全卷共计十三种花卉，以（）起首，水墨淋漓，恣意汪洋，为画家逸笔草草

《杂花图卷》为明代画家（徐渭）所作。全卷共计十三种花卉，以（牡丹）起首，水墨淋漓，恣意汪洋，为画家逸笔草草。

『伍』 《竹图》的作者徐渭是哪个时期的画家

明代画家。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没骨花卉生动传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创建“青藤画派”等。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与不似之间

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陆』 晚清著名画家任熊简介，任熊自画像的画风是怎样的

简介

任熊，浙江萧山人，非上海人。其父任椿，善画，在当地稍有名气。受其影响，任熊自幼喜爱绘画，童年时常画灯画。父卒，又从村塾师学画肖像。凡影描勾填之法，画男女老幼之容，无所不会。因不愿死板地恪守粉本，乃窃变其法，以期画出裹在衣冠里的人体解剖结构，于是弄得“朝服翎顶者秃其颅矣，端拱者跣一足矣”，因而引起老师的不满。任熊遂离师而赴各地卖画为生。

任熊在杭州得到同乡陆冶山相助，结识了许多画友。此时他的肖像画已为人所重，然他对传统艺术的学习仍孜孜不倦，临摹了杭州孤山圣因寺贯休的十六罗汉石刻画像。浙西周闲喜爱任熊绘画，将他邀至范湖草堂，使他终日临抚古人名作，略不满意，则再临一遍，必达到与原作乱真或胜过原作乃已。兴致所到，经常通宵达旦，前后达8年之久，故其画艺日益精深。后又被宁波文人姚燮延请。姚家收藏甚富，使他得以饱赏宋元明清诸代名家的书画佳品。在此期间，他创作的《姚燮诗意图》120幅（故宫博物院藏）为生平杰作之一，设境之奇，运笔之妙，令人赞叹。任熊后来常往来于宁波、杭州、上海、苏州等地，靠卖画为生。后因病卒于家，年仅三十五。

画风

任熊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走兽，笔力雄厚，气味静穆，深得宋人神髓。尤擅长人物，堪与陈洪绶并驾。人物形象多高古、奇倔、夸张、得陈洪绶神韵而能别出心裁，其自画像神态刻画细致入微，十分写实。任熊对衣纹的勾画向来十分精彩，铁画银钩，很见功力。所题款字也是十分有力，与画法同出一辙。曾有《于越先贤传》、《剑侠传》、《列仙酒牌》等画曾刻印行世，传世作品有《十万图册》十页、《姚燮诗意图册》《自画像》轴等，现藏故宫博物院；咸丰五年（1855）作《四梅图》轴藏中国美术馆；《为姚梅伯作人物册》二十页、《洛神图》轴、《范湖草堂图》卷藏上海博物馆；《丁文蔚像》轴藏浙江省博物馆；《少康像》册页藏南京市博物馆；《瑶宫秋扇图》轴藏南京博物院；《四季花卉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人物图册》藏广州美术馆。

年表

1823年 清道光三年（癸未）1岁

六月十二日，生于浙江萧山，名熊，字渭长，为任氏第二十二世。父任椿，为民间画师。

1826年 道光六年（丙戌）4岁

"自幼喜涂抹，从张雅堂夫子读，偶检其书包下，皆画稿耳"。从村塾师习画。

1835年 道光十五年（乙未）13岁

弟任熏（阜长）生。

沙馥（山春）之弟沙英（子春）生，后拜任熊为师。

1838年 道光十八年（戊戌）

16岁因早年丧父，家境清贫，弟妹年幼，约在此时，开始卖画自给，承担家计。

1840年 道光二十年（庚子） 18岁

作《楷书七言联》纸本立轴："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9岁

作《仕女图》，后周闲题《昭君怨》词于其上。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20岁

在宁波、杭州、苏州、上海一带，卖画维生。

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23岁

在定海观吴道子画石刻，力摹唐人笔意。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24岁

与同乡陆次山，寓杭州西湖。在孤山圣音寺观五代贯休十六尊者石刻画像，寝卧其下，临摹不辍，对唐人画法的认识更进一步。（见吴恒仲英跋任渭长《松阴图》："道光丙午偕陆次山侨寓西湖，得贯休十六尊者像，寝卧其下。")

作《仿贯休十六罗汉图》大册页（现藏南京博物院）。

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25岁

夏五月，作《采药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自题五言律诗一首，诗格不俗。

1848年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26岁

始与周闲（存伯）订交于钱塘（杭州），"留范湖草堂三年。终日临古人佳画，略不胜，辄再易一缣，必胜乃已。夜亦秉烛，未尝辍，故画日益精"(《任处士传》）

作《钱江龙见图》赠周闲。记二人于八月钱塘观潮之事。

作《博古图》，后流入日本。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27岁

寄居范湖草堂，作《秋花图》四屏。作《烟柳兰舟扇》并题词一阙，调寄《江南好》。

1850年 道光三十年（庚戌）28岁

寄居周闲范湖草堂，初识诗人画家收藏家姚燮（字梅伯，号大梅山人）。春，与友人共游镇江之金山、焦山与北固山。继游明州（宁波，镇海）。"游佳山水，必造其险奥，一树一石有奇致，亦必流连其间，曰：'此天生画本也'。"

秋，寄居宁波姚燮之大梅山馆，朝夕诗画切磋，越二月有余，摘梅伯各色诗句，绘成《大梅山民诗中画》6册，120页。是册内容丰富，题材广博，有人物、仕女、武士、神仙、佛道、鬼怪、博古、花鸟、虫鱼、走兽、鞍马、山水、楼台、宫室等等，诗奇画绝，珠联璧合；一册之中，工笔写意，错杂出之，光怪陆离，不可方物。有清一代之册页，当推此为第一。此图之六册装原本，现藏香港私人藏家；十册装摹本（或为陆恢所摹），现藏故宫博物院。

作《铜雀春深》团扇，赠姚燮。

作《宋元词句仕女》册页，十六开。为姚景皋（姚燮长子）所请。

作《梅花仕女图》纸本横披于立秋第二日，于大梅山馆。（见《南画大成》卷七202页，又见《海上名画》6页。现藏上海文物商店）作《采芝图》（现藏上海文物商店）、《凤凰牡丹图》、《斗母天尊图》（现藏上海博物馆)、《花鸟图册》20开、《花卉图册》20开、《玉兰双鸾图》（现皆藏南京博物院）、《瑶台祝寿图》（六条通景挂轴）、《宋元词句仕女图》（26幅）、《山水图》（现藏上海朵云轩）、《柳林仕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桃花锦鸡图》（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花鸟图》四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补景仕女图》（现藏浙江天一阁博物馆）、《琵琶半掩图》（纨扇）。

秋，为浙秋作《百花图卷》于大梅山馆。（图见香港佳士得拍卖图录1987年1月12日封面）

冬，归萧山，与里中曹峋（子嶙）订交，于时，里中人始重其所为画。杜门者一年。

1851年 咸丰元年（辛亥）29岁

正月十五日，书引首并自跋《大梅山民诗中画》图册。

"咸丰初年（应该约在1853年），以嘉兴 周闲 荐入向忠武公金陵戎幕，为绘地图，羁居积年，得江山之助，笔法愈健。既归，鬻画苏州以自给，尺幅片褚，人咸珍之。"(见《萧山县志稿》）。

初识张熊子祥（1803～1886年），并过访之。作《梅花灯烛图》。

冬，周闲自楚还，遂重访周之范湖草堂。（见《任处士传》）

作《端午锺进士进爵图临陈章侯》纸本立轴（现藏苏州市博物馆）、《梅竹双清图》纸本立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湘湖记游图》（现藏上海文管会）、《花鸟图》四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醉酒图》（现藏杭州西泠印社）、《山水图》册页（现藏镇江市文物商店）。

1852年 咸丰二年（壬子）30岁

应周闲之约，"游吴（苏州），一至沪渎（上海）。有大腹贾，欲以千金交，不乐其请，拒之而去"(见《任处士传》）

"渭长之在吴也，闻粤西变，日与周子存伯论兵，有请缨志。"(见丁文蔚《列仙酒牌》跋）。寄居华阳道院，与畲镛、黄鞠、杨韫华、韦光黼、孙聃、齐学裘，结书画之社于蓬莱阁，公推为主持，并先后作《蓬莱阁雅集图》、《晚晴楼七夕小宴图》等手卷，录其盛况，分别由姚燮作记系之图后。六月，周闲至，同游苏州之灵岩、虎丘。当时，"吴之人辇金币、丐笔墨者，踵相接也。"(见《任处士传》）"时吴

1853年 咸丰三年（癸丑）31岁

二月，再至苏州，接刘氏女归萧山。

十月，至沪上，作《熏笼图》（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作《菊石图》、《柳燕图》、《锦鸡图》、《紫薇图》（现皆藏故宫博物院）、《四季花卉图卷》、《花卉图册》、《麻姑献寿图》（现皆藏浙江省博物馆）、《兰亭秋会第二图卷》（现藏杭州西泠印社）、《仕女图》（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列仙酒牌》48幅（次年由蔡照初镌板完工印行）、《松下高士图》。

1854年 咸丰四年（甲寅）32岁

至吴中（苏州）与沙馥（山春）订交，并收沙馥之弟沙英（字家英、子春）为弟子，偕之同游金山、焦山等名胜。又收潘椒石为弟子，"画花卉果品，笔极疏秀，而章法颇奇。"(见张鸣珂著《寒松阁谈艺琐录》）

春，任熊作图，蔡照初镌板，印行《列仙酒牌》四十八幅，有曹峋序，有族叔任淇（竹君）序，蔡照初尾跋。丁文蔚跋《列仙酒牌》云："家居鬻画，稍足给米盐，以供高堂，蓄妻孥。"子任预（立凡）生。于弥月汤饼之会上，以《列仙酒牌》镌刻印片，分赠诸亲友。作《锺馗图》（见《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花卉图》四屏（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鹰树图》、《富春山图》（现皆藏上海博物馆）、《百花图》（王锡龄家藏）。

1855年 咸丰五年（乙卯）33岁

夏，应周闲之邀，与陈埙同游焦山，得驻军将领款待，尊为"上客"。

"周闲从楼船诸军，扼京口，驰书相招。岁乙卯夏，偕陈埙重游焦山，总帅周公士法，副帅雷公以缄，咸器重之，待以上客。"(见《任处士传》）

入向荣戎幕，然时间应极短，不过月馀而已。"咸丰初年，以嘉兴周闲荐入向忠武公金陵戎幕，为绘地图，羁居积年。"(见《萧山县志稿》）。

任熊随周闲返钱塘，寄居范湖草堂，七月为周闲（周氏的《范湖草堂记》要在三年后方完成）作《范湖草堂图》手卷，长二丈，乃任熊山水画之代表作之一，亦为晚清山水画之重要作品。作《福禄寿三星图》纸本立轴，为此时人物画之力作（台北私人藏）；作《瑶宫秋扇图》（现藏南京博物院）、《临院本山水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四红图》（现藏中国美术馆）、《麻姑献寿图》（现藏上海朵云轩）、《元女授经图》（现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山水仕女图》（现藏苏州市文物商店）。九月，至吴，再与黄鞠、畲镛、孙聃诸人游。十二月，归萧山，又杜门一年。

1856年 咸丰六年（丙辰）34岁

在萧山杜门不出。

女昭容生。

三月，任熊作图，蔡照初镌板，印行《剑侠传》33幅，丁文蔚序。任熊属首，并作记云："蓝叔子属渭长画，蔡容庄雕，时在咸丰丙辰三月。"

秋，重九日，在丁兰叔（豹卿）之大碧山房，作《黄菊酒谢蟹图》，并为治端石印"豹卿"一方。此印，为任熊仅存传世之印。

作《自画像》，并题"十二时长调一阙"，为渭长人物画精品。亦为中国历代画家画像及自画像中之代表作。作《于越先贤传》图80幅。作《补衮图》（现藏徐悲鸿纪念馆）、《丁兰叔三十岁小像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蕉荫睡猫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周星诒小像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十万图册》十开（现藏故宫博物馆）、《少康小像图》（现藏南京博物院）、《四季花卉图》四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枯木竹石图》（现藏杭州西泠印社）、《论古图》（现藏杭州西泠印社）、《罗浮仙影图》与费以耕合作（现藏浙江嘉兴市博物馆）、《临陈无名人物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1857年 咸丰七年（丁巳）35岁

四月，次子立墉生。

闰五月，任熊染疾，病体日衰。

仲夏，扶病作《秋林共话图》纸本立轴，并自题七绝一首（现藏故宫博物馆）。八月，周闲过萧山，约游，不果。九月，周闲自天台还，"任熊留之宿，谈燕浃旬。谓湘云寺后，岩石壁立，作种种云头皴，为天下第一奇胜，不可不游。时其疾未瘳，（周闲）辞俟后约，任熊不可。力疾掉扁舟，泛湘湖，步至寺后，酌鹦鹉杯，相赏甚乐。晚过曹氏（曹峋）葺苍草堂饮。任熊自有疾，不出户者五阅月。周闲来，始偕出，寻故人，揽名胜，兴致顿佳"(《任处士传》）。作《椿萱并茂图》（现藏上海博物馆）、《秃树寒山图》（现藏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湖石仕女图》（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

十月，疾大作，初七，卒于家，年35。

卒之日，吴越之民，皆叹息不已。遗作《高士传》绘图未完，仅得26幅，尚缺披衣、颜子两图，由蔡照初镌版后，任淇属扉页，由王锡龄出资刊行。杨韫华、韦光黻倾资助其丧。故后，"未竟之作，由（沙）子春完成之，能尽师法"。

周闲作《任处士传》，哀挽挚友之早逝. 周闲, 作为晚清著名词人与早期海上名家，为后世留下了有关任熊生平与二人友谊的重要史料。

十二月，所作图《于越先贤传》80幅，由蔡照初镌板，任淇书签，有王锡龄（啸篁）序，并出资刊行。

冬，同里王锡龄（啸篁）出资重刻任熊《剑侠传》图，并重刻其传于后。

作品

传世作品有《十万图册》十页、《姚燮诗意图册》《自画像》轴等，现藏故宫博物院；咸丰五年（1855）作《四梅图》轴藏中国美术馆；《为姚梅伯作人物册》二十页、《洛神图》轴、《范湖草堂图》卷藏上海博物馆；《丁文蔚像》轴藏浙江省博物馆；《少康像》册页藏南京市博物馆；《瑶宫秋扇图》轴藏南京博物院；《四季花卉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人物图册》藏广州美术馆。

为周闲所绘《范湖草堂图》节选

范湖草堂图

周闲题跋之《十万图册》

《十万图册》节选

其他作品选

任熊画作任熊画作任熊画作

『柒』 写意花鸟画的历史画派

五代黄筌、徐熙并起，渐成两大系统，以后继续衍生。明代花鸟画演变成四大系统，一为边景昭、吕纪的黄氏体，二为林良、徐渭的大写意体，三为陈淳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体，四为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兼工写体。《国朝画征録》卷下则把花鸟画归纳为三派，称“花鸟有三派：一为勾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勾染，黄筌法也；没骨，徐熙法也。后世多学黄筌，若元赵子昂、王若水，明吕纪，最称好手；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谓勾花点叶是也。……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若其全体之妙，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40页）。
五代黄筌、徐熙两大系统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画派衍生。明代花鸟画的四大系统，亦是考察中国花鸟画派衍生之变的重要窗口。边景昭，字文进，博学能诗，擅画花鸟，继承两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作品妍丽堂皇，精细工致，韩昂《图绘宝鉴续编》称其作品“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传世之作有《竹鹤图轴》、《竹鹤双清图轴》（与王绂合作）、《杏竹春禽图轴》、《三友百禽图轴》等。上海博物馆藏《杏竹春禽图轴》以杏花竹报春讯，以春禽寄春意，满目春光，生机勃勃。吕纪画花鸟画十分出色，他近学边景昭，远师南宋画院体格，敷色绚烂，为明代院体花鸟画家代表之一。上海博物馆藏其《浴凫图轴》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浴凫与流水的关系，构图大胆，笔墨流畅，设色雅淡，气息清和，体现了明代花鸟画家的娴熟技法和时空营造能力。林良的花鸟画注重写意，墨气豪放，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具有启迪意义。他擅画水墨花鸟，上海博物馆藏其《双鹰图轴》，气势磅礴，鹰目炯炯，枝叶穿插，墨色淋漓，反映了明代院体画之十足神采。徐渭的大写意体用笔简练，不求像物，重在写其意趣性情，故称“写意”。他的画较之以前的减笔写意画更为简约概括，放逸豁达，故谓“大写意”。徐渭十分推崇陈淳、谢时臣、陈鹤。他关注陈淳的写意花鸟之道，曾跋《陈白阳卷》曰：“陈道复花卉豪一世。”在《徐文长文集?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赞赏谢时臣的山水劲笔多墨，称“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而对陈鹤的水墨花卉则叹之“滃然而云，莹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明徐渭《徐文长文集·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徐渭的作品题材囊括花卉、草木、瓜果、鱼虫、走兽、山水和人物，尤以花卉著名。上海博物馆藏其《花果图卷》用笔放纵，水墨酣畅，诗画并茂，画坛称颂。上海博物馆所藏《牡丹蕉石图轴》、《拟鸢卷》，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墨竹卷》、《写生图卷》，南京博物院所藏《杂花图卷》，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图卷》、《四时花卉卷》、《墨花九段卷》，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杂花卷》，云南省博物馆所藏《水墨花卉卷》等，都是难得的传世之作，从中足见徐渭大写意的精彩笔墨。陈淳，字道复，他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在画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于晚年创作的花卉长卷颇有特色，有时以四季为序，有时时空交叉，颇见水墨组合的视觉冲击力。上海博物馆所藏《墨花十二种图卷》，画了梅花、兰花、玫瑰、百合、月季、紫薇、秋葵、桂花、芙蓉、菊花、水仙和山茶，姿态各异，繁花烂漫，写意抒情，水墨淋漓。上海博物馆所藏《花果图卷》、《山茶水仙图》、《花卉图册》等也属陈淳水墨华章，令人驻足。其实，说陈淳的花鸟画贵于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这只是注重从沈周的水墨写生至陈淳的水墨写意的飞跃而言，实际上陈淳在晚年的花鸟佳作中已呈现泼墨大写意的体貌。徐渭的大写意笔墨就得益于陈淳。世称“青藤白阳”，其实青藤亦源于白阳。论及周之冕的勾花叶兼工写作品，也是探索明代画派衍生之变的必然落笔之处。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源于孙隆、沈周和陈淳之法，他是集大成而用之，推陈而出新。王世贞曾对明代中期三位写意画家陈淳、陆治和周之冕作了评价，所谓“道复（陈淳）妙而不真，叔平（陆治）真而不妙，周之冕撮二子之长”。南京博物院藏《桂子图》和故宫博物院藏《花卉图卷》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藏周之冕《花鸟图册》的花鸟传神，“勾花点叶”，写意中兼工笔，墨韵中见色彩，从中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胳。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尽管画派林立，技法有异，可是在注重写生这一点上，却形成共识，绵延后续。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发现孔雀升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上海博物馆藏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尽得高雅之气，柳叶低垂，吟鸦自在，芦雁嬉水，一派休闲清景。其中神韵之妙，不能说和平时重写生、察细微无关。元代水墨写生画的高手当推陈琳、王渊和张中。陈琳借助写生，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以水墨淡彩法描绘物象，形成了富有艺术个性的勾、刷、点、染之法，造型严谨，笔简意高，其《溪凫图轴》为花鸟画史论所褒扬。王渊从写生中得清淡之气，其佳作《花竹集禽图》和《花竹锦鸡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张中在当时被人称为“写生第一”，采用水墨晕染，深得文人写意之神韵，上海博物馆藏其《芙蓉鸳鸯图》，出笔清新典雅，鸳鸯与水极富动势，堪称从写生中赢得生机。陈淳绘画也看重写生，其《漫兴花卉图册》自跋中曰：“古人写生自马远、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设色，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无纤毫遗者，盖真得其法矣。”他还谈到少年时就“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而同类者又秉赋不齐而形体亦异”。周之冕则善于观察禽鸟生活动态，落笔皆有生意。其绘画成就自然得写生之妙。清代任颐的画风清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写生，善于捕捉生活感受。平时他留意观察花鸟、家畜，往往聚精会神，十分专一。有一次他爬出天窗，翻到屋顶上细察猫儿打架，全神贯注勾画速写，客人来了，不知其去处，最后竟在屋顶上见到他。上海博物馆藏任颐《花鸟册》极富生气，实是其对物象感受的笔墨定格。当然，古人之所谓写生，有异于今天西画中的写生。“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祝允明语），生和意密不可分，写生和写意难以分离。不言而喻，写生就是写物之生气、生意。写生之法推动中国花鸟画生机勃发、绵延发展。

『捌』 百花图卷的作品介绍

此幅画四季花卉约60种，长近17米，堪称辉煌巨制。尾纸钤鉴藏印“棠村”、“蕉林梁氏书画之印”等，有乾隆、嘉庆、宣统鉴赏印及清内府鉴藏印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