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颐花卉册

『壹』 晚清国画家、书法家吴昌硕简介，吴昌硕书法作品的特点是

人物生平

少学书画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1日，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10余岁时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点，初入门径。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浙西，全家避乱于荒山野谷中，弟妹先后死于饥馑。后又与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杂度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

同治四年（1865年），中秀才。是年，海上先辈名家任薰与周闲合作，为吴昌硕绘画像。

同治八年（1869年），赴杭州，就学于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习小学及辞章。编成《朴巢印存》。

广结朋友

同治十一年（1872年），赴上海，得以认识高邕之。

光绪六年（1880年），寓吴云（平斋）两轩，以《篆云楼印存》请教，吴云为之删削，更名为《削觚庐印存》。识吴秋农、金心兰、顾茶村、胡三桥、方子昕等。与杨岘（见山）结为朋友。

光绪八年（1882年），居苏州。友人荐作小吏以维持生计。与虞山沈石友结为朋友。

光绪九年（1883年），在沪识任伯年。任伯年为作《芜菁亭长小像》。

光绪十三年（1887年），至沪，任伯年为作《棕荫纳凉图》。

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苏州。时伯年来访，为之作《酸寒尉像》，自题诗。施旭臣、谭复堂为《缶庐诗》作序。

光绪十六年（1890年），居上海。识吴大澄。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伯年又为作《蕉荫纳凉图》。

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上海编选壬辰年以前所作诗三卷刊行，题名《缶庐诗》。

光绪二十（1894年），在北京以诗及印谱赠翁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伯年为作《棕荫忆旧图》、《山海关从军图》。十一月，任伯年病殁沪上，作诗哭之并撰联。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得丁葆元保举，任安东县令，一月即辞去。

致力书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本河井仙郎投之于门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自订润格。编选壬寅以前所作诗为《缶庐诗》第四卷，连同前刊三卷，又《别存》一卷合为一册。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移居桂和坊19号，名其斋曰“癖斯堂”。赵子云（赵云壑）投门下。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在沪加入上海豫园书画善会。

民国元年（1912年），至杭州与西泠诸友宴集。始以字行。

民国二年（1913年），西泠印社成立，任社长。秋，梅兰芳来会。与王一亭结为至交。王一亭在上海商界、金融界推介吴昌硕的书画金石艺术，使其名声大振。

民国三年（1914年），王一亭为吴昌硕在六三园举办生平第一次个展，使吴派艺术开始为日本艺界所了解和推崇。上海书画协会成立，任会长。

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题襟馆书画会”推先生为名誉会长。

民国六年（1917年），吴昌硕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

民国九年（1920年），日本长崎首次展出其书画，东京文求堂继刊《吴昌硕画谱》，长崎双树园刊行《吴昌硕画帖》。诸乐三列为门弟子。

民国十年（1921年），赴杭西泠印社宴集。《汉三老碑》被日商购去，与西泠同仁奔走呼吁，作画义卖，终募款八千大洋将碑赎回。日本朝仓文夫为范铜像。

民国十二年（1923年），潘天寿由诸闻韵引见来谒，撰联以赠。门弟子陈师曾去世。

民国十四年（1925年），沙孟海由王贤引列为门弟子。为已逝师友周闲遗作《花卉长卷》作引首并题。

病逝上海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于上海寓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迁葬于浙江余杭县塘栖附近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宋梅亭畔。

人物成就

篆刻

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吴昌硕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影响，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刀融于笔，篆刻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上取鼎彝，下挹秦汉，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

吴昌硕在继承前人冲刀法和切刀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长，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将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冲切结合的刀法。这种刀法灵活多变，或冲中带切，或切中带冲，甚至切中带削……这种多变的刀法，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书意和刀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篆刻刀法雄浑朴茂中寓秀逸的个性化特点凸现了出来。

残缺刀法是吴昌硕篆刻创作中的一种常用手法。我们知道，秦汉古印大多因年深日久，水土的浸蚀，自然的风化，印面及文字线条失去了原先的平整和光洁，变得残缺不全。恰恰是这些残缺给我们以古朴、含蓄、浑厚、苍拙等特殊的审美效果，这是自然的造化使然。吴昌硕善于巧夺天工，在传统的冲、切刀法的基础上，辅之以敲、击、凿、磨或借用砂石、鞋底、钉头等，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手法，并创造性地将篆刻艺术中刀石效果产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残缺美的审美新境界。

主要篆刻作品 ：《寿山老坑巧色雕狮钮》《作了天下事》《读遍千古书》《好学为福》《黑青田》《一月安东令》《湖州安吉县》《泰山残石楼》《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暴书》《千寻竹斋》《千寻竹斋》3刻《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安吉吴俊章》《雷浚》《鲜鲜霜中菊》《归仁里民》。

绘画

内容

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并博采徐渭、八大、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认为“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吴昌硕自言：“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

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对角斜势。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浓艳。

吴昌硕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

他酷爱梅花，以写大篆和草书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又喜作兰花，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

晚年较多画牡丹，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

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推崇周闲果蔬风格，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对于近世花鸟画影响深远。

主要绘画作品 ：《天竹花卉》《紫藤图》《墨荷图》《五月枇杷图》《杏花图》《花卉十二屏风》《梅花》《花卉四屏》《牡丹》《兰石图》《松石图》《花卉》2幅《紫藤图》《杂画册（之—、二）》《依样》《天香露图》《杞菊延年》《泥盆菊草图》《牡丹图》《牡丹水仙图》《大富贵》《佛像图》《富贵神仙图》《红梅图》2幅《蔷薇芦桔图》《秋艳图》《三千年结实》《人物》《三千年结实之桃》《神仙福寿》《石梅》《石竹图》《松梅图》《岁寒交图》《桃实图》《瓜果》《灯下观书》《姑苏丝画图》等。

特点

①金石气息：吴昌硕绘画艺术的第一大特色是有金石气息。所谓金石气息，指的就是钟鼎上所铸的金文与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所具有的味道。人们常说谁谁的画作有金石气息，其实这种评论标准都是从吴昌硕的绘画风格出现以后才有的。比如，人们在谈到徐青藤、八大山人时，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评价他们的画作有金石气息。

②笔力雄浑：吴昌硕绘画艺术的第二大特色是笔力雄浑。所谓笔力雄浑，指的就是其画作中的笔触朴拙、苍茫、老辣，极具 *** 、雄强的力量感。人们常说吴昌硕绘画的气息很厚、很重，按照书画圈儿里人的说法就是“笔头子”很大。所谓“笔头子”很大，并不是说他用的毛笔很大，而指他笔下的气息非常浑厚，一笔下去，浑金璞玉，力透纸背，又意蕴丰富、气象万千。

③设色浓丽：吴昌硕绘画艺术的第三大特色是设色浓丽。过去人们总是说中国画不能搞那么多颜色，用太多颜色容易俗气。不过，张俊东却指出，吴昌硕绘画的用墨就特别浓，设色也特别大胆，特别鲜艳和浓丽。比如，吴昌硕画过很多牡丹，很多都是大红大紫的，但是却不会让人觉得俗气，而且非常有文人的那种风骨。所以张俊东认为，中国画设色的关键不在多少，而在谁来用以及怎么去用。

④富于变化

吴昌硕绘画艺术的第四大特色是笔法和墨法富于变化。这里边又体现在几个方面。张俊东举例介绍说，比如吴昌硕在画菊花时，可以将一朵菊花无论是正面的，侧面的，静态的，动态的，都能画得非常丰富。

书法

吴昌硕的楷书，始学颜鲁公，隶习汉代石刻，篆学石鼓文

吴昌硕书法。行书学黄庭坚、王铎。

吴昌硕书法作品，以篆书、行草为主，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变长，取纵势，用笔雄浑、饱满，具有篆书痕迹，将篆、隶溶为一体，形成独特面貌。

吴昌硕的隶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西泠印社记》是吴昌硕71岁时为纪念西泠印社成立而书写的碑文，辞章与书法俱佳，是吴昌硕人书俱老时期小篆艺术风范的杰作。

诗文

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其诗文，奇崛古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有些绝句则活泼自然，接近口语，时含有讽刺意味，抒发生活实感。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讽刺意味，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某些不平现象。他的散文作品写得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写的都很朴质淳厚，平易近人。题画小品中尤多精心之作。发抒生活实感，鞭挞丑恶现象，颇能以少胜多；读时依稀与作者一灯相对，娓娓而谈，意味非常深长。

刊行作品

《朴巢印存》，施旭臣（浴升）撰序为同治九年，岁在庚午（1870年，时二十七岁），吴瑶华跋。扉页吴氏自题篆书“朴巢印存”四字，另题“金钟玉磐山房印学”八字。谱中有先生早年手抄的五言八韵“试帖诗”六首墨迹。共钤印103方，皆无边款，线装二册，未出版。

《苍石斋篆印》，自题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十一岁）甲戌春仲题于芜园逸光。”

《齐云馆印谱》，自署“吴俊昌石著。1876年（三十二岁）。

《篆云轩印存》，1879年（三十六岁）。《铁函山馆印存》，1881年（三十八岁）。

《削觚庐印存》有二册、四册本及一册本，为平时治印后随手钤拓的散页印稿，故今所见装订的佳本，印数多寡不一，内容亦不尽相同。成书在光绪癸未1883年（四十岁）。有徐康光绪九年（1883）二月题识。

《元盖寓庐诗集》，1885年（四十二岁）。

《缶庐印存》，初集四册本，扉页及自记皆木刻版，1889年（四十六岁）。有印63方，附边款，有杨岘题识和吴氏自记。

《缶庐诗》三卷，又集题画诗，砚铭等署日：“别存”，1893年（五十岁）。

《缶庐印存》二集编成，四册本，存印51方，附印款，有吴氏自题。1900年（五十七岁）。

《吴昌硕石鼓临本》，1902年（五十九岁）书，日本平尾孤往1960年发表在《书品》101期上。

《观自得斋徐氏所藏印存》六册，光绪壬寅（1902年），徐士恺辑吴昌硕刻印成，存印149方，其中13印系吴昌硕为徐氏所刻，附印款，有徐士恺序。

《吴昌硕石鼓文墨迹》，1908年（六十五岁）书，即钱经铭藏本，谭泽闽题册首。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吴苍石印谱》四册1911年有正书局出版。

《吴昌硕石鼓文》，钱经铭以吴昌硕六十五岁（1908年）临本镌刻入石，1910年由上海求古斋印石印本行世。

《吴昌硕先生花卉册》，1914年（七十一岁）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缶庐印存》三集四册本，1914年（七十一岁）上海西泠印社刊行。有葛昌楹（书徵）序，吴隐（石潜）题词。存印58方，附印款。四集四册本是吴隐“近所访获或借之友人”之作，徐印47方，附印款，有吴隐序。

《吴昌硕临石鼓文》，末题“甲寅(1914年，七十一岁)六月临阮刻天一阁北宋本石鼓全文。”上海大众书局1914年普及本，钝根题签。

《西泠印社记》，1914年吴昌硕撰文并书。

《苦铁碎金》四册，1915年（七十二岁）上海西泠印社石印刊行。其中一册为“石鼓文临本”。

《吴昌硕临石鼓墨迹》，1918年（七十五岁）临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

《缶庐印存》八卷，张弁群集拓先生刻印。1919年（七十八岁）。

《缶庐印精拓》一册本，此谱为吴氏以自刻自用印拓赠其友潘飞声者，存印36方。1919年，自辑刊印，有潘氏小记。

《吴昌硕、赵子云合集》，孙雪泥辑，1920年（七十九岁）。

人物评价

中国网 （《吴昌硕》）：

中华人民共和国 *** 网 ：（吴昌硕）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是我国书画界划时代人物。

画家齐白石（《白石诗草》）：①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②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吴昌硕为中国画开辟了一个世纪新风。

书法家于右任：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后世影响

吴昌硕，一位中国画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师。在传统文化融合、会通的大背景下，吴昌硕也受到影响，他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通融和超越。虽然时代对于他一生有巨大的推动力，但他自身的刻苦努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吴昌硕与传统文人画家不同，兼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将四绝融会贯通，特别是他以金石入印，入书，入画，以最传统的艺术因素和审美理想塑造了崭新的艺术风格和风气。吴昌硕不仅实现了让绘画体现野逸与高古之气，还把中国画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表现形式。

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他的艺术对于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以来，许多杰出的画家如：齐白石、王震、赵子云、陈师、陈半丁、陈师曾、朱屺瞻、刘海粟、钱瘦铁、潘天寿、吴之、王个、诸乐三等都受到吴昌硕艺术的影响与启示，他们是研究吴昌硕艺术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者，在对吴昌硕艺术的学习、传承与研究中，也对于阐释，承袭与引领近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发展历程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其中，王个是吴昌硕门生中的佼佼者。他穷极毕生精力，全面继承吴昌硕艺术，在诗、书、画、印领域造诣卓著。

吴昌硕在日本称之为印圣，与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草圣张芝齐名。

史籍记载

《吴昌硕墓志铭》（国学大师陈三立作）

《吴昌硕年谱》

亲属成员

祖 ：渊，举人，官海盐教渝；

父 ：辛甲，举人，截取知县；

夫人 ：章恭人，死寇难。续娶施恭人，精勤慈俭，能佐先生成其志。继配夫人施氏；

子女 ：育、涵、迈、女一。育殇。涵出为从父后，能记得印与绘事，迈及妇、女并工篆隶，互传先生一艺以自名；

孙子 ：长邺、瑶华。

人物轶事

爱梅也爱狗肉

劳家是塘栖旺族，劳少麟民国初期曾担任国务院佥事，后告老还乡，回到塘栖。听说镇上一些旺族汪家、姚家、吴家、陆家等与吴昌硕先生多有往来，且有不少大师的书画墨宝，便也托人向吴求字求画，哪知大师一听劳的官场头衔，偏偏托词不给，急得他四处探听先生的脾性嗜好，动起脑筋。

这年冬末，雪后初晴，吴昌硕先生又像往年一样，到超山踏雪寻梅。行至超山脚下，见路旁梅林之中有一新搭的草舍，颇为雅致，而且，寒风中除了飘来浓郁的花香外，还别有一股诱人的香味，便不觉停了脚步。这时，只见草舍里踱出一位老者，与吴点头通姓后，随即邀他入内小坐。先生见他举止有礼，谈吐不俗，便进去闲谈。不一会，那老者说是正巧备有野味，不妨喝上一杯。结果端上来的虽不是什么野味，却是先生最爱吃的狗肉。于是乎，两人边饮边吃边谈，很是投机。

两年后劳少麟做寿，前来祝贺的亲友们发现，厅堂上已经挂出不少吴昌硕的字画佳作。

感悟亲情

吴昌硕初配夫人姓章，新婚不久即于兵乱中死于饥病，后于29岁时续聘菱湖施氏夫人。育有子女六人。吴昌硕早年生活饱经忧患，17岁时因兵乱随父出逃，甚至有过几乎饿死的苦痛经历。这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使吴昌硕失去了不少骨肉至亲，这使他更懂得家人亲情的可贵，所以吴昌硕成家后的家庭生活是温馨而和睦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位以画风豪迈凌厉著称的艺术巨匠，在面对子女时，却表现出更多的深情和温厚。

智讽哈同

民国初年，一天，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商哈同过生日，想请吴昌硕代画一张三尺立幅的画，用以烘托生日气氛。不料，吴昌硕早就听说哈同最早是靠贩鸦片起家的，况且，他平素最憎恶这帮横行十里洋场的人。于是吴昌硕决定不画。

当时，哈同是英、法两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他深知像吴昌硕这样的人是值得拉拢的，于是，一方面诱以重金，另一方面又托当时在上海画界声望略逊于吴昌硕的吴杏芬、沙辅卿等人向吴说情。碍于同道情面，于是便磨墨提笔，画了一幅柏树图。画完尚未题款时，哈同就已经亲自来取画了。但当他看到柏树叶子画得比自然界的柏树大时，就问：“柏树叶子如此之大，这里是否有什么含义？”吴昌硕说：“正看这是一幅怪柏，但不妨倒过来看看。”哈同依言倒过来看后说：“是一幅葡萄。”此时吴昌硕正色慨然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哈同不解地问：“为何要倒画呢？”这时，吴昌硕忍不住笑了，说：“我是按照你们办事的逻辑画的，你们喜欢颠倒，把黑说成白，把好说成坏，当然我给你的画也只好颠倒挂了。”一听此话，哈同哈哈大笑，忙说说得好，但心里却是十分恼怒的。

铜像戏题

吴昌硕是杭州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酷爱吴昌硕的书画金石，民国九年（1920年）慕名来华，与吴昌硕结成忘年之交。回国后，朝仓文夫运用洗炼的手法，塑造了一尊吴昌硕的半身铜质胸像，并亲自将塑像送到杭州。吴昌硕观后，赞叹不已，并在铜像之后题字道：“非昌黎诗，咏木居士；非裴岑碑，呼石人子；铸吾以金，而吾非范蠡，敢问彼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以。辛酉八月昌硕戏题年七十八。”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艺术大师的宽广胸怀。

后世纪念

吴昌硕纪念馆

吴昌硕纪念馆，1995年9月12日建成开馆。坐落于上海浦东川沙镇附近华夏文化公园，占地6亩，按原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12号吴昌硕故居式样建造，为二层石库门建筑，辟有“艺术生平”、“作品陈列”、“卧室”、“画室”、“海上画派”5个厅室。建馆后，经常轮换陈列吴昌硕书画篆刻作品和有关生平活动史料，以及吴昌硕的艺术创作用品、生活用具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还多次举办中、日、韩三国书画篆刻交流活动。

浙江吴昌硕故居

吴昌硕故居，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鄣吴村上街。故居是座四合院式的深宅大院，原有主楼、东、西侧厅、倒厅和“状元桥”、半月池等建筑，总占地约2500平米。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

吴昌硕墓

吴昌硕墓，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超山大明堂外西侧200米山坡上，198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高2米、直径3米。墓碑刻“安吉吴昌硕先生墓”八字。高1.4米，宽0.65米。系诸乐三补书。墓右前侧亭内立墓表一通，记述其生平事迹。，墓台下左前方塑吴昌硕全身立像一躯。

『贰』 哪个人的国画画的好

徐裴鸿、齐白石

『叁』 扬州八怪有哪些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罗聘、李方膺、李（鱼旁加单）、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论，可谓扬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鱼旁加单）在作品中表现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

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邻近的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翔(1688--1753)，号西唐，又号樨堂，一作西堂，江苏扬州人 。终身布衣。晚年右手残废，常以左手作书画。与石涛、金农、汪士慎 为友。清. 李斗《扬州画舫录》云:〖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 死弗辍〗善画山水花卉。其山水取法弘仁和石涛，所画园林小景，多从 写生中来，秀雅苍润，自成格局。画梅〖皆疏枝瘦朵，全以韵胜。〗亦 善于写真，金农、汪士慎诗集开首印的小像，即系高翔手笔，线描简练，神态逼真。精刻印，学程邃。亦善诗，有《西唐诗钞》。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平生 未做官，曾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未试而返。好游历，〖足迹半天下〗。博学多才，精篆刻、鉴定，善画竹、梅、鞍马、佛像、人物、山水 。尤精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机勃发，还参以古拙的金石笔意 ，风格古雅拙朴。但不少作品由罗聘代笔。又长于题咏，〖每画毕，必 有题记，一触之感〗，也擅长书法，刻印。书法取法于《天发神忏碑》、《国山碑》、《谷朗碑》。写隶书古朴，楷书自创一格，号称〖漆书〗。篆刻得秦汉法。诗文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其书画题跋被辑成有冬心画竹、画梅、画马、自写真、杂画题记等。
黄慎（1687--1770 尚在），字恭懋.躬懋、恭寿、菊壮，号瘿瓢子 ，福建宁化人。青年时，学习勤奋，因家境因难，便奇居萧寺，〖书为 画，夜无所得蜡，从佛殿光明灯读书其下。善画人物，早年师法上官周 ，多作工笔，后从唐代书法家怀素真迹中受到启迪，以狂草笔法入画， 变为粗笔写意。多以历史神话故事，佛像和文人士夫的生活为题材，也 画流浪乞丐、纤夫、渔民等，衣纹线条，兔起鹘落，变化多端，往往寥 寥数笔，即能形神兼备。亦善画山水、花鸟。黄慎草书，得怀素笔意， 用笔枯劲，上下勾连，喜作怪笔，人多难以辨认。他的诗被同乡人雷宏 收集起来，编为《蛟湖诗抄》。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 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接近文何〗。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 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 左 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 诗集》。
罗聘（1733--1799），字遁夫，号两峰、花之寺僧，祖籍安徽歙县 ，寓居扬州，曾住在彩衣街弥陀巷内，自称住处为〖朱草诗林〗。是金 农入室弟子。一生未做官，好游历。工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竹 ，既继承师法，又不拘泥于师法，笔调奇特，自创风格。作品面目有多 种，尤以画鬼著名。《鬼趣图卷》是他的存世名作，画家以夸张手法描 绘出一幅幅奇异怪谲的鬼怪世界，借以讽喻社会现实，堪称古代杰出的 漫画。袁枚、姚鼐、钱大昕、翁方纲均为之题咏。兼能诗，有《香叶草 堂集》。妻方婉仪，子允绍、允缵皆善画梅，有〖罗家梅派〗之称。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 〗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 大吏罢归〗。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与郑燮关 系最为密切，故郑有〖卖画扬州，与李同老〗之说。他早年曾从同乡魏 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供奉内廷时曾随蒋廷学画，画法工致 ；后又向指头画大师高其佩求教，进而崇尚写意。在扬州又从石涛笔法 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形成自己任意挥洒， 〖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喜于画上作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 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 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 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 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去官 后寓南京借园，常往来扬州卖画。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 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 ，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 ，欹侧蟠曲。用间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 离奇〗之句。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 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

『肆』 求“海上画派”相关资料

海上画派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吸引了各地画坛名家云集沪滨，各施所能，逐渐形成“海上画派”。当时寓居上海的名画家有虞谷、任熊、任薰、任颐（伯年）、胡公寿、高邕之、顾鹤庆、吴昌硕、倪墨畊等人，他们大都平民出身，以卖画为业，创作题材丰富，画面清新通俗，深受工商人士和平民阶层的欢迎。其遗风流波，影响至今。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书画艺术市场上仍占有很大的份额。
海上画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频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书授徒,以求「束修」的供养,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荣,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究其原因,当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并且颇有现实性的题材,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内涵,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现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征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题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当然就绘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内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文可从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其四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除了这些特点外,画家的作画数量也有大量生产的趋势,至今尚能检视的海上画派的画作,恐仍无法估计。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 在此可分为：

民间画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简逸之笔；张熊［花卉册

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礼,习花卉,取径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熏、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偁,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

金石画派者：融书法写意为主,虽也具文人画意或形式,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中国画形式化的开端。作者计有虚谷，画作以写意为主,将自然景物变形、简化、书写化；赵之谦,书画皆佳,善金石考据,画以花鸟画为佳,笔调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蒲华,以青藤、白阳为宗,笔墨恣肆、奔放、真率。学生杨士猷传其方法；吴昌硕［紫藤1919］,书画印均为所长,行笔如写,画境质朴,力求画面光整与平衡,受其影响者如齐白石、潘天寿等等；高邕，以书法为主,用笔深重,画宗八大、石涛,对于书画活动贡献大,此画派特色,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

『伍』 任颐的绘画史上的意义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本文将主要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与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过渡时期人物的过渡性特征任伯年诞生之年正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近代史的起讫，从1840年到1919年，不过80年3，这是一个从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会向此后的现代民主社会艰难转换的过渡时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磨难。在这一大时代洪流中，比起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义政权的腐朽统治而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等等）来说，像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他“嗜吸鸦片”4成瘾乃至折寿（无独有偶，“四任”中无一有年过六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处在这一前后历史时代之过渡时期中的任伯年，事实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当时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政策下的一个受欺凌受磨难的旧文人、旧画人之典型代表吧。但与此同时，若就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中国人物画方面，他作为近代中国画家因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写真性品格与写意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过渡时期人物基本的过渡性特征，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征。在这三方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后续的另两种并存或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画工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真性品格与世俗性品格，又是由于文人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而由于任伯年所处的先天的与人文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训”的家学）的独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时代及社会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在他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带来了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并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个画家，由于他没有或较少带有这样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性，那么，往往是相互抵牾的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较难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现了。任伯年的画工性与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鸟画的成就如果说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学（其父任鹤声“原是民间写真画工”，“善画，尤长写真术”5；任伯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6），其写真性品格也率先是从学习、从事作为写真术的肖像画之基本要求而来，那么，其世俗性品格，就不仅是来自其直面对象绘制现实中真人的肖像画这样一种从来属于人见人爱、人皆求之的行当，更与他自25岁起即以鬻画（包括肖像画，但主要不是肖像画）谋生有关，尤其是与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一尺”7的“随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画作营销作风有关。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于，他不仅具有画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则，在帝国资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混迹其间的小有名气的画匠而已），还有其同时体现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这一文人性品格领衔而来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岁（1869年）到上海后，也许是出于卖画谋食的需要，更由于是完全进入了后来被史家称作“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其中有任薰、胡公寿、周闲、张子祥、陈允升、虚谷、杨伯润、高邕之、蒲作英、杨岘、吴昌硕等），他除了画写真肖像画之外，主要是致力于学习与创作作为传统文人画最经典题材与图式的花鸟画作品（论家有所谓“近追南田，上窥宋人”9的说法）：他先“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不数年，画名大噪’”10；同时也画《花卉四条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学瞎尊者法”11语）等卷轴画，又画册页小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锻造自己具备了属于更高一个社会文化层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种品格，即文人性品格。从他在自己画作上题写的“略师宋人设色”（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绣球芭蕉》12）、“拟元人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荫小犬图》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枇杷鸡雏》14）、“效元人没骨法”（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卉册》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识，说明他已经完全投身于那种文人画家应有也必须有的创作境界中，他的写意性品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坚实的锻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领略传统精髓中显示的非凡悟性，并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绘画功力——我们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绘制那些折扇与纨扇扇面作品，无论是没骨写意的还是工笔勾勒的，绝大多数都堪称真正叫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几幅纨扇扇面，其中属于工笔勾勒彩绘的《牵牛菖蒲》（中国美术馆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图）、《瓜瓞绵绵》（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己卯/1879年作，第122图）、《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图）、《天竹栖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图），它们无论在画材布置、用笔或赋色上，都做得到位、得体，体现的正是那种中国绘画正统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没骨写意的作品，如《花月栖鸟》（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庚辰/1880年作，第124图）、《藤萝小鸟》（光绪辛巳/1881年第125图），则以其文人气质的潇洒，体现的则是又一种精英性品格，即新锐性品格。画工性与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画的过渡性特征让我们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画创作中来。在人物画作品中，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相互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有更明显的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任伯年的生平记载看，他的画工性品格除了是来自人物写真术的家学影响之外，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从他喜好临写具有工笔与画工画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带来的。比如他早年为姚小复作的《小浃江话别图》（故宫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这幅就“话别图”题材来说本应画成那种自叙传式的人物画的，然而在此画的题跋中他自称“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结果当然画成了一幅工笔模样的山水画——画中虽然还可辨别出他与同好“话别”的场面，却全然是被表现在一个大远景的构图中——话别的人物仅仅是微小的“点景”人物。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图式的另一个源头，即“山水图式+点景人物”的源头——他的“人物”的出场方式，将是从“山水”中自远而近地向我们走来；而这种提供人物出场的“山水图式”所采取的工笔笔法，则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画作中无可回避的画工性品格的潜质。同样作为“话别图”的《东津话别图》（中国美术馆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于前一“话别图”的两年之后。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话别图”的“山水图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笔笔法，不过由于人物来到前景成为主体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图式”转换为仅仅是用以衬托主体（群体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话别图”的“立轴”在此图中也变成了有利于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横卷”）。这可以说既是一幅“山水图式”的人物画，又是一幅“人物图式”的山水画——或者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从山水画图式向人物画图式演变的过渡性形态，一种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形态。如果我们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意境来看，它应该说已经、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这说明，此时的任伯年，就其人格与修养水平而言，不啻已经是文人化了的（由于有关任伯年25岁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几无，对于此点，笔者无法在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的来说（即单就画面形态来说），此画仍然可将它说成是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在30岁之前的那种尚未怎么受到文人性品格影响的形态——一种基本的、多半表现为画工性品格的形态。30岁到上海之后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开始进入“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他通过“上法古人”与学习海上同人的文人笔墨，仿作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传统文人画品格的花鸟画，并把文人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带到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中来。此时他的人物画已经有了两类不同的手法或风格样式：一种是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大多是传统的古装人物题材，它们基本保留着此前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的习性，如1872年作的《游艇吟箫图》（折扇）18；另一种正相反，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习性的基本克服，即转变为对人物采取写生手法而体现的写真性，其描绘的对象当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的写真人物《葛仲华像》19。就上述这两例看，其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与对人写生的写真人物，分别以不同手法表现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创作心态（自主性/客观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画面情境（创造性/写生性）、用笔方式（随意性/谨严性）与写形风格（想象性/写实性）；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的是其过渡性特征中那种“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而且它们是通过不同的作品分别来体现的。任伯年1877年（38岁）画的《饭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对于论证笔者的看法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间偏左的主体人物（饭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衬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采用完全对人对景写生的手法，因而是属于写真的；而右端的两名陪衬人物（提壶的与端茶的仆役），明显是因为右边画面太空而信笔添加上去的，由于没有写生的模特（在写生饭石先生时，可能真有两名仆役进来上过茶，但转身即离去了——后者作为仆役，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像主人那样作为模特来获得肖像写生的权利与荣耀），只能是由作者凭空或根据记忆将他们画出来，成为信笔由缰的非写真的写意人物。主人与仆役，写真与写意——前者（包括陪衬景物）画得精妙绝伦；而后者与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与结构比例上就大为逊色，不能不相形见绌，尽管我们看得出作者在两者具体衣纹处理上力求了风格的一致。这是把“对人写真”与“信笔写意”的两种手法在一幅画中实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这幅画在这两方面的不和谐与不统一，在明眼人的眼中还是显然的，不能不是一种瑕疵或破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某种过渡性特征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任伯年人物画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岁以后。也许任伯年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自觉到像他在《饭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会造成画面事实上的不兼容与不融合，他此后的人物画就没有再重复他的这种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张益三像》21中，其主体人物与陪衬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笔笔法写真的（主体人物坐的石头可能有一点意笔笔法，但绝无伤大雅）；1885年作的《赵德昌夫妇像》22 也是风格与手法浑然统一的：两个主体人物与其陪衬景物均为工笔写真，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现上略施意笔（或没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为与其“亦师亦友”的同好吴昌硕作的《蕉阴纳凉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当属任伯年这类工笔写真人物画臻于“传神”的艺术最高成熟度的颠峰之作——作者显然对自己所面对描绘的对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几次为吴昌硕画过写真肖像，如1886年的《饥看天图》、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画起来已是那么胸有成竹。此画无论画面布局，还是对人物的造型与精神面貌的刻画，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来加以挑剔都将无懈可击！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画可以说又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传统文人画笔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写真的信笔人物画中，但与他早年那些强化“钉头鼠尾”笔法而用笔较死的传统题材信笔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欣赏他56岁临终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运用文人花鸟画意笔笔法画的《人物册》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图，即《人物册之一》、《人物册之二》、《人物册之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第87图《人物册之二》画的是一位依杖于荒郊山路旁的白发驼背老翁，正扭头仰望远处上空。主体人物神态生动，造型精确，陪衬景物逸笔草草，点到为止。这是一幅以信笔写意的精神画出（写出）的兼工带写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达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这里的所谓“化境”，意味着他的画工性品格已经并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技巧的熟练，并已完全渗透到了文人性品格与意境的具体表现中。无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复兴带来更大推动，并取得更丰厚的创作实绩。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任伯年以他在清末传统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别开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画品格中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既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画家的一般特点，又与他的家传家风以及社会生活与艺术环境的独特性相关，同时也与他既作为人物画家又作为花鸟画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紧密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他仅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这种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种从无机性与外在性到有机性与内在性的转变或转化，即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或转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或转化的人，才能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充分、客观的估量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画中的画工性品格所表现的写真性特点，又具体体现了他所处的近代中国画坛面临日趋强盛的“西画东渐”时风的影响的特点——这同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西洋画在中国已经得到传播，但这一画种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写真性特点（无论是来自中国绘画传统的工笔写真，还是来自西洋绘画传统的写实写真），对于描绘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物来说，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另一门西洋技术即照相术（它发明于任伯年诞生的前一年）还不是相当发达（也处在过渡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写真肖像画，至今仍将作为他的那一时代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因此对于他的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写真性特点，在这个角度上说，更应当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画中应有的时代特征与非常宝贵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不仅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坛优秀人物画传统的新的集成与发展，而且直接成为形成此后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的源头与先声：其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直接发展形成了现代上海“海派人物画”兼容并蓄的特色（如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国人物画）；其人物画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一定意义上成为强调造型与写实风格的“京派人物画”（40年代徐悲鸿、蒋兆和的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基础；而其人物画（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在写实造型基础上更强调文人画意笔笔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画”（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形成，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笔中国人物画）形成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伯年的中国人物画不仅是中国近代海派绘画在人物画方面的代表，还是现代“海派人物画”与其他学派人物画直接与间接的共同源头；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创作实绩而言，他不仅应当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还应当视为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画全面复兴之路特别是人物画复兴之路的先驱者。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