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插花
① 中国插花历史悠久,那传统的插花风格有何特点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的发源地,中国的传统插花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酷爱自然,钟情于山水和花鸟,给它们赋予别样的意趣。 我们也是对鲜花的欣赏和应用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五六千年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不少彩陶盆上有五瓣、四瓣花纹, 连绵不断, 富于装饰性。这是当时人们对野生的蔷薇、菊花之类花卉仔细观赏或栽植后才创作出来的图案, 也含有祈求丰收之义。有的考古学家认为, 这种以花卉的图案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与以龙纹图案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南北结合,便是花(华) 与龙的结合, 合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前身。这即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华夏”子孙说法的来源。因为“华”是花字的古写。
在这一时期,爱花之风盛行一时, 插花从佛前供花扩展到宫廷和民间。佛前供花仍以荷花( 莲花) 为主, 朴素简洁, 大体上为三枝错落插制。宫廷和民间插花用花的种类也日趋丰富, 常以牡丹为主, 配置较为考究, 如牡丹只能配以梅、兰、荷花等, 而且对花材赋予个性、格调、品性和思想内涵。宫廷插花对插花所用的工具、容器、水、摆放的场合、欣赏的方式等提出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唐中期插花艺术的发展日趋成熟, 并随着文化、宗教等的交流开始传入日本, 对日本花道的产生及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② 一枝谈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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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谈贮书窗下,
人与花心各自香
——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插花是借以消忧的好办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会被生命的能量感动。现代城市生活,很少机会接触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内插作一瓶代表情绪心象的瓶花、一盘描摹自然景色的写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记当下烦恼事,获得一瞬间归返自然的轻松喜悦。花朵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语言,它们身上藏着宇宙人生的奥义。读懂一朵花,便能读懂一个世界。科学技术从中解码自然知识,而文学艺术,从中解码人的故事。
纵观中国古代文人插花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代文人们在其身处的时代,是如何运用插花这一「生活艺术」作为他们表达的载体,讲述着自我与自然、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世界的反观。
宋代无名氏《南歌子》:「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窗儿根底数根竹。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彝鼎烧异香,胆瓶插嫩菊。翛然无事净心目,共那人人、相对弈棋局。」歌词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状态的风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艺术在生活中的影子。
历代诗词歌赋中,亦充满了花的身影,或专为咏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词曲里借花的符号,表达着自己的隐喻。
插花陈设历来并非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况味乃在于文人之审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现。花之身影姿态也是文德修养的状态,文人雅士对花的吟咏,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刻意唯美而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咏叹。
而时至今日,人们普遍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插花」只是一门倡导生活情趣的「技术」,和艺术不沾边,顶多算一项「艺能」,不过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伤春悲秋的赋闲生活中一项趣味活动;抑或婚庆、会议、典礼时才会使用到的一种「职业技能」。早就不再将它和「道」相提并论。甚至已不能区分出「中式传统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间有何异同。
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创始人黄永川先生曾在《中国插花史》一书中写道:「插花乃生活艺术,与政经发展之枯荣同其消长。故而虽经六朝隋唐之孕育,历经宋明之繁荣,但降至清代以后却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风气虽盛,但时下所见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嘘!」(《中国插花史》)
大众不知,作为一种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晋竹林七贤;至唐代,王维、卢鸿、陆羽,都是插花、赏花、咏花之极高造诣者。在唐代,整个时代都有爱花的风气,诗词吟咏中尽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学著作,如李赞《花木记》、贾耽《百花谱》、罗虬《花九锡》(隋唐时期插花学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数尽陈。
中唐名士欧阳詹曾作《春盘赋》云:「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珍。丛林具秀,百卉争新。」说明在当时,盘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学观念和审美特点,对于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线条、构思及维持花命的方法与技术都有了足够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诗窥其盛况,大概便是杨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唐人爱花的时尚可见一斑。
到五代十国之时,由于社会的分裂与长期战乱,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咏叹之大气象,颓转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与文人相随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态而转向野花闲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来。时人倡言返璞归真,如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幸而当时已有盛唐之铺垫,人们对于花之情状、花之性格,以及花种、花品、花命的体会和研究,都有了较成体系的认识,于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诞生——蜀汉·张翊《花经》,根据花材的颜色、香气、性状、气质等等,模拟人类社会的官阶,分出九品九命。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将花代语,并以此寄托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征。譬如《花经》中评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兰花、蜡梅、牡丹、酴醾、紫风流(瑞香)。皆是花中最为清雅、高格、富贵、大器者。插作什么样的花,便是什么样的人,心中对花的品评和认识,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再说到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传统中式花道走向艺术巅峰的缔造者,他不但是后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发明人,他创办的「锦洞天」更是历史上最早、也最为盛大的插花艺术「展览会」。
到了宋代,宋太祖励精图治,宇内升平,各地插花风气回暖提升,「插花、挂画、焚香、点茶」被奉为生活四艺,成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甚至连仆役也不例外。当时最有名的「万花会」,是宋人在「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五日)举办的盛大赏花宴会。元佑七年(1086)时,洛阳太守为花朝节的举办,「一次用花千万朵」,被斥为:「劳民伤财,达于极点」。宋代传于后世的插花著作更是丰富,有赵希鹄《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苏东坡《格物麤论》、周密《癸辛杂识》等等。而当时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颐的《爱莲说》、曾端伯《花十友》、黄峪《花十客》、张敏叔《花十二客》……这些经典文论和文章观点,皆成为后世文人插花赏花的审美准绳。
后至元代,又是社会离乱,战火不熄的时代,文人阶层保受异族压迫而求安心切,于是偏重感性,表现空灵之心境的风格,成为了文人阶层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现,任性率真的自我表达,使得插花再次成为了文人的另一个张嘴唇,讲述着他们不能开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风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脱离政治排场,形成一个专门性学术的世术类型,并有完整体系的花道著作问世,整个时代所追捧的审美格调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这部著作堪称插花史上最具学术性、最成体系的经典之作,后人争相传译,奉为准则。对后世和海外插花艺术的传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他文人编撰的经典花道著作,还有张谦德《瓶花谱》、陈洪绶的《瓶花画作》、王世懋的《花疏》、陈继儒的《严栖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说》《草花谱》、文震亨的《清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历》、《花小名》等等。那是一个文人审美成为社会主流审美的时代,也是民间处处争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清代,国势渐衰,学术走向考据之路,文人与花道日俱衰颓,民间对自然之美也较少关心,或审美日渐庸俗化。成体系的中国传统花道和大清国运一同式微,直至缓慢的消亡。
当然,文人与花的历史关系,不只是这样粗浅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盘根错节的连结,值得用许多篇幅去书写。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谱》中说,花是「天地慧黠之气」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种拟人的灵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动物,有感知、有感情、有灵性。花朵,的确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达。集结植物的「精气」。而白居易又曾这样写:「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类世界的精英,将自然界「精气」凝结的花卉用以自喻,间中姿态亦值得玩味。
时常思索,中式传统花道的现实意义应该是什么?毕竟这不是一门与衣食相关的技艺,更不是人们生活中「刚需」的艺术。过去它的存在,除出对生活审美的高层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义便是「成教化,助人伦」,如今,它还具有这样的作用吗?
资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经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通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我想,所谓「生活美学」的意义,恰恰就在此处。美的作用,何其润物细无声,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教育。所以资先生还说:「对美有了足够的感知力,对那些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一笑了之的丑陋便难以忍受,如鲠在喉。」
而这种难能可贵的「如鲠在喉」,我想,不单是对「美」而言,更是「真」与「善」的底线吧。
③ 魏晋时期的礼仪礼节是什么样的
历史上除了,元朝和清朝,基本汉人的礼仪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古代政治礼仪
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古代生活礼仪
①诞生礼。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
②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
③飨燕饮食礼仪。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
④宾礼。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
⑤五祀。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
⑥傩仪。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春节】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旦、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 ”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
【中秋】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农历八月在秋季之中,八月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故称中秋。秋高气爽,明月当空,故有赏月与祭月之俗。圆月带来的团圆的联想,使中秋节更加深入人心。唐代将嫦娥奔月与中秋赏月联系起来后,更富浪漫色彩。历代诗人以中秋为题材作诗的很多。中秋节的主要习俗有赏月、祭月、观潮、吃月饼等。
【重阳】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风清月洁,故有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菊花酒、插茱萸等习俗。唐人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
【腊日】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这是古代岁末祭祀祖先、祭拜众神、庆祝丰收的节日。腊日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个月(腊月)举行,南北朝时腊日已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有吃赤豆粥、祭拜祖先等习俗。佛教的腊八粥后也渗入腊日习俗。
【除夕】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家家在打扫一清的屋里,摆上丰盛的菜肴,全家团聚吃“年饭”。此夜大家通宵不眠,或喝酒聊天,或猜谜下棋,嬉戏游乐,谓之“守岁”。零点时,众人争相奔出,在庭前拢火燃烧(古称“庭燎”,取其兴旺之意),并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 之时抢先放出三个“冲天炮”,以求首先发达,大吉大利。此时,爆竹声、欢叫声响成一片,一派“爆竹声中除旧岁”的景象。
④ 中国传统插花的文艺复兴时期
花的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 艺术 0 回答 7 秒钟前
⑤ 中国古代插花做什么
在古时的中国,插花是用来礼佛的,其後经僧侣传至日本後更被发扬光大,应用到不同阶层的不同角落。远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花艺已经十分流行,在当时的社会里,花艺的工作者,几乎全部都是男性。时移世易,今时今日的香港社会里,女性的工作者比较多,不过花艺工作者当中,男女老少比比皆是,在国际舞台上,不少有名的花艺设计师更是男性。如果你到日本观光,遇到一个穿著传统礼服的年迈老伯,不吸烟,不喝酒,他说他是研究花道的;一般日本人一定会想到,他可能是一位大有来头的花道老前辈。如果视花艺为一种学问或艺术,花艺的作品视为一件作品,的确是适合任何人士的。
插花
插花,也叫花艺,和茶道一样,也是没落于本土,兴盛于他乡的传统艺术之一。中国插花艺术萌芽于先秦,于魏晋南北朝小有气象,此时,这项艺术还多是“借花献佛”——在六朝的南史中:“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窑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唐宋以后,插花渐盛。唐人罗虬在《花九锡》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插花的容器、剪刀、浸水、和花台等。唐朝李后主(李煜)每到春天,便将宫中的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密布插花作品,称其为“锦洞天”。如果说唐代插花还仅仅是宫廷和寺庙的高雅艺术,到了宋代,插花艺术在民间已经蔚然成风。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至明朝,已有插花专著问世,张谦德著有《瓶花谱》,袁宏道著有《瓶史》,此书曾1696年被译为日文,对日本插花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被日本插花艺术家们奉若圭臬,被推崇为“宏道流”。袁宏道在一首《戏题黄道元瓶花斋》诗中云,“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支四支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傍拂杨技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插花描绘得淋漓尽致。清朝关于插花的记载有:邝璠著的《便民国纂》中的“养花法”,陈淏子著的《花镜》中的“养花插瓶法”和“香垆花瓶”.沈复著的《浮生六记》中的“闲情记趣”.以及汪灏著的《广群劳谱》,《红楼梦》中对插花的描述也不少。到了近代,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花艺自然就荒芜了。
中国传统的插花艺术与西方花艺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重造型,中国重意态。中国花艺强调:自然之真——保持花木的自然生态,依据季节造型;人文之善——重视其敦睦人伦的社会效益;宗教之圣——花是有助悟道的圣物,常以花供佛、以花修道;艺术之美——从选材到搭配,讲究和谐、清雅、明秀。
日本的插花艺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6世纪时,一位名为小野妹子的遣唐史将很多中国传统技艺带回日本:字画、雕刻、文学、戏剧、园艺……还有就是供佛的“瓶花”。从中国回来后,小野妹子开办了日本的插花学校。日本最古老原始的插花学校“池坊”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四十五代。
⑥ 日式插花与中式传统插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中式插花
(一)起源
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源。隋唐时期花卉艺术兴盛。中国佛教礼仪中的插画,是日本花艺起源的最初研究对象。后来,除了宗教活动之外,插花艺术的发展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一门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的特殊艺术。中国传统插花比日本插花更注重意境的表达。不仅追求花的自然美,而且追求意境美和精神美。花卉具有人类的情感,每一种花卉材料都具有象征意义,从而表达了人们的情感、信仰、意志,充满了中国的诗歌和绘画。
中日插花的区别
从中日插花的整体结构来看,虽然插花的骨架布局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源于中国最早的景观审美意识,其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这是东方独特的自然哲学观念。因此,中日插花的许多特点基本一致。
⑦ 哪一幅图中不包含插花题材
插花,狭义地讲,是将植物的一部分从母体上截取下来,按照一定规则插贮在容器内。至于选择哪些植物,插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遵循怎样的取势规则,就成了不同插花艺术的主要区别。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静态立体实物为作品,却无法长时间保留的艺术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长则一二旬,短则一二日,最美的姿态即如烟花归于寂寞。这一特性导致我们对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读和梳理,不得不依据间接材料,求诸图像与文字留存。
驻足插花作品前,将自己融进植物与器物、空间、心绪彼此交织所营造的氛围里,乃东方人共谙的美学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艺术诞生之初,这份艺术自觉却来得较迟。人类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绘制了花瓣、叶片的形状,却未留下插花图案。先秦《诗经》《楚辞》中有大量的植物吟咏,它们或是先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汉以前尚未出现插花活动的记录。
一、汉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图像发现于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墓主人是东汉显赫一时的宦官孙程,因拥立汉顺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画上,出现了一个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鲜明地插在陶盆里。旁边有隶书“戒火”二字。“戒火”为红景天的别称,虽然汉代墓室壁画笔触尚显粗糙,但仍旧捕捉到了红景天的植物特征。陈直先生在《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中考释为:“本壁画描绘戒火,画一
瓦盆,上有花叶六茎,红花绿叶……取绘其象征性也。”该红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预示了日后中国插花的发展特征:起源于宫廷贵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传播,且对插花作品象征的重视高于单纯对视觉美观的追求。
二、魏晋南北朝插花
时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选出这一时期推动插花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萧绎莫属。萧绎提出对节气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还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春别应令四首·其一》),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花朝节”的文字记载:人们在春季的这一天出门赏花、插花、簪花、约会、拜花神。民间花朝节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对花卉的认知,已经从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实用依存,转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记录了萧绎的绘画成就:“元帝萧绎,字世诚(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众画之一《芙蓉蘸鼎图》已佚,但从画题来看,“蘸”是一种插花手法,类似“贮”“浸”“渍”,所以画的内容应该是以鼎为花器,以荷花为花材的一幅插花图。时人若得一见,当可一睹南朝宫廷插花的靡丽风华。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长发展着,那么佛教的大流行无疑给这株幼苗浇灌了一瓢营养丰富的灵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相汇流,演变出新的插花样貌,虽不同于佛教来源地印度的供花艺术,却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物袜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首先是礼制,主要体现在用器上。中国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选用,花器必须符合一定规制,而以承袭上古玉器岩段和青铜礼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为正途,因此“瓶花”也称“瓶供”,此外兼有盘花、钵花、筒花、篮花等。
其次是格物,体现在花材的拟人化。中国人将大量的主观观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给花材排尊卑位次,给花材赋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迹、传情达意的程度。这一罩枣激点在宋明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是中国文化最看重的生机,体现在插花的造型上。虽然隋唐时期仍可见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团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艳丽的花头,排列在托盘里,或串成串装点佛身与道场,但最终这种块面艺术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却比较高,比如大家喜闻乐见的婚礼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们讲究插出枝条本真的样子,不过多艺术加工,喜欢用自然的线条营造空间。中国插花正是凭借以上三点,将外来艺术本土化,转化为供给本土艺术的养分。
反观佛教供花对中国插花的渗透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佛教传播,插花也得到了极大普及。这与后来中国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随佛教一并带回日本,并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诞生是同样的道理。佛教传入之前,插花活跃于宫墙之内,苑囿之间。而今更广泛的阶层乃至底层人群开始接触到插花这种新形式,佛窟与墓室内出现带有插花形象的壁画和造像。与此同时,有了佛教义理与供养规则,人们开始慎重地对待插花这件事。佛教“推波助澜”的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有插花爱好者误以为中国插花起源于佛前供花的传入。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瓶花记载。南齐皇子萧子懋,在母亲阮淑媛病重期间,许愿铜瓶中莲花若不枯萎,母亲便能痊愈。《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时称其孝感。”罂泛指圆腹的瓶器。南梁萧景墓神道刻画中有比丘手捧类似瓶花的形象,说明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瓶花范式。
除了瓶花,盘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有句:“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诗》)诗人将仔细折来的杏花插在铜盘里,用以待客,正谓之南朝风雅。
一项独立技艺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论基础以及明确的范式。插花在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经历了大动荡到大一统的社会重塑,经济周期上又逢“大业盛世”与“开元盛世”先后两个国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道尽财富积累下的花事盛况。插花也开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赞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西明寺牡丹》)李商隐同情花叶的不同命运,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叶常相伴:“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杜牧亦有一句家喻户晓:“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园》)这里的插花人一说是折下杏花插戴在头上,也有认为是用杏花来插花,足见风靡。
晚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篇插花理论《花九锡》。“九锡”乃《礼记》中的“九锡之礼”,是皇帝赏赐臣子的九种物品。作者罗虬借用这一说法,总结了插花必备的九个条件:挡风、工具、用水、花器、摆放、画图记录、配曲、酒赏、作诗。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来剪枝,对花的伤害更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今人对插花的关注多集中于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扩展到周围环境,画图可以用摄影取代,至于行酒配乐作诗,无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赏”到宋代变成了“茗赏”,亦有人从中辨出浪漫与理性,窥得不同的王朝气质。
四、五代十国插花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承唐启宋,似乎存在感不强。但在文学艺术领域,依旧有所成就。南唐后主李煜不仅是诗词音律大家,还是一位插花艺术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插花大赛——锦洞天。“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清异录》)
“梁栋窗壁,柱拱阶砌”,不同的摆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类型。“梁栋”需用吊花,“窗壁”“柱拱”指壁挂花,“阶砌”是可直接放置于台阶上的插花,三种类型,皆以竹筒为花器,并张贴作品名单。以插花游戏作为一年一度的宫廷盛会,是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繁盛的一个缩影。李煜选用了文人偏爱的竹,以竹筒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也为普遍华丽富贵的“院体插花”增添了新的审美可能,一种雅致、明净的新风格。
此时期还出现了插花“黑科技”。曾经,为解决敞口盘中花材无法站立的问题,唐代出现的“春盘”用蔬果、假山石作为临时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场合与时令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插花都适合出现蔬果和假山石,而且这种办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并不牢靠。五代郭江洲发明的“占景盘”,是历史上第一件专门为插花而发明的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郭江洲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清异录》)
目前出土的占景盘未见铜器,只有陶瓷残器,亦尚未发现达数十细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细筒越多,可造型的余地越大。后世出现的多孔花插、多管瓶、连体瓶、多孔盖,恐有占景盘的启发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艺术当之无愧的黄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铺、寒门小户,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筹办的“万花会”,形式类似李煜的“锦洞天”。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言:“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文人士大夫爱花成风,范成大曾“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陆游夜里“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苏辙壶插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怜惜梅花寂寞,采回书房插在胆瓶里:“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
寻常人家也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出于大众的喜爱,商家也靠时令插花招徕顾客。“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梦粱录》)杨万里诗中还写到路边小店:“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图》中既在“孙羊正店”门口画了卖鲜花的小摊,也有客栈一扇窗内可见桌上的瓶花。“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东京梦华录》)
我们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后的原因时,常会提到一个关键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长期从事插花活动或至少曾专门学习过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层,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争鸣、理论完备、组织有序的局面。宋代虽未发展出日本那样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着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宗大师们。“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文人四艺的约定俗成,可视为宋人对插花艺术最终的定位。时至今日,插花爱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调时,宋代美学仍是重要的参考标尺。
在选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热的影响,宋瓷烧造形制十分讲究出处,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从格调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气息。选花上,宋人首开为花卉排列等级、赋予人格的先风。先是由后蜀入宋的张翊作《花经》,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据花的象征意、外观、气味、气质等指标,将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来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须是入品之花。《花经》之后,颇有效法者,陆续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林林总总,宋人对花卉的品评似乎总是那么饶有兴致。
如果说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只是概括地提出九点插花必备要素,那么宋代则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具体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杂识》中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处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时,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苏轼的《格物粗谈》录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栀子花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滚水里。林洪《山家清供》也有类似记载。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变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周密有句:“深深门巷老翁家,自洗铜瓶浸杏花。唤起承平当日梦,令人转忆旧京华。”汉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忆前朝,表达个人情怀,出现了重在表达个人主观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种抽象内容时,脑海所浮现的与其相关的具体形象。心象花,即将这种形象外化为插花作品,从创作动机来讲颇有些当代艺术的意味。心象花的创作主体仍是文人,审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却不再受到束缚,呈现出随性风格,往往花型简单,有一枝凸显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与插花主题相关的装饰品,如灵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清供文化逐渐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诞生了“理念花”“十全花”“双体花”等新花形,出现“堂花”“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强调人伦关系,注重秩序与规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构里,“主”象征君权、父权,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稳重的花材,周围常有点缀的从枝;“客”为傧相、母亲,有包容、辅助之感;“使”象征使者、子女,远远伸展出去。而堂花与斋花,指插花不同的摆放环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仪式感,而书斋清赏,以小瓶小器为主,突出趣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