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本畯插花

⑴ 山茶插花始于何时

前面提到的唐代诗人温庭筠的《海榴》诗，不仅写了重瓣山茶，还写了山茶插花，“叶乱裁笺绿，花宜插鬓红”，意思是说山茶的绿叶如剪裁精美的笺纸，它的花是妇女喜爱的插鬓饰物。“花宜插鬓红”，正好说明了在唐代，山茶已成为“簪花”习俗，当时妇女把花卉簪插于鬓发之上作为饰品。山茶从地栽、盆栽，发展到瓶供（插花），这是山茶的艺术深加工、再创作，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升华。如果说插花艺术是中国花文化的一部鸿篇巨制，那么山茶的插花艺术则是其中的瑰丽篇章。插花，中国古代称之为“瓶供”、“瓶玩”，所插之花称“瓶花”。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画家董祥的《岁朝图》，就画有山茶的“瓶供”。特别是明代袁宏道插花专著《瓶史》的问世，对插花艺术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使山茶在插花艺术中崭露头角。关于山茶在插花艺术中的运用，《瓶史》云：“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诸婢姿态，各盛一时，浓淡雅俗，亦也品评：……山茶鲜妍，瑞香芳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艳、石氏之翔风也。”山茶，不仅在“瓶玩”中扮演“花使令”的配角，还出演“花客卿”、“花盟主”的主要角色。在袁宏道的《瓶史》“使令”论中，将主角之花称为“花盟主”，将花种搭配时地位次于“花盟主”的花，称为“花客卿”。“客卿”为秦代的官名。请其他国家的人到本国做官，他的地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故称“客卿”。明代屠本畯的《瓶史月表》中山茶所司的职是：“正月——花盟主：白宝珠、茶梅；花客卿：山茶花……十一月——花客卿：漳茶。”山茶“瓶花”还被古人排列了品级次序。明代张谦德的《瓶花谱》中，山茶被列入谱的有四种：一品九命：滇茶；二品八命：黄、白山茶；三品七命：蜀茶；六品四命：茶梅。“九品”，始于东汉末的“九品官人法”，到了魏晋就成为官吏等级，一品最高，九品为末级。“九命”，是周代官爵的九个等级，九命最高，一命为末级。在前三个品级中都有山茶，山茶真可谓“名列三甲”。

⑵ 读《瓶花之美》

        常见的插花可能是常在花店见到的花篮或花束，也可能是风头正盛的“小原流”之类的日本花道。中国的插花是怎样的？古代的中国人也插花吗？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古人的花生活可能是你无法想像的。古人用花很日常。不仅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们插花，百姓的日用中也常用到花，宋代市井中竟以花饰作“花牌楼”用以招揽生意。

       

        徐文治的《瓶花之美》一书梳理了中国历代插花典籍（如罗虬《花九锡》、高濂《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等），介绍了花之插贮、滋养、节令等，十分详尽。作者考据的严谨态度也值得称道。比如近代以来受日本花道的影像常认为东方插花会有三大主枝，甚至有学者将中国插花中的“主、客、使”概念套用到日式三主枝概念中。《瓶花之美》中则追根溯源，极力厘清了这一误会。:“我一直不理解黄先生为什么这样讲，屠本畯在《瓶史索隐》里说得清清楚楚的品第观念，怎么就成了三大主枝呢？直到最近细看黄先生所著《中国插花史研究》时，我才发现问题。原来黄先生并没有看到过《瓶史索隐》，黄先生引用的《瓶史月表》只是一个二手材料，在这个二手资料里只有“花盟主、花客卿、花使令”三类，并且没有说明分类的理由。在其后确实还有一个“花小友”的表，而在屠本畯《瓶史索隐》里却是一张表。正是这个二手资料让黄先生得出了他的结论。

        这个二手材料就是康熙年间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黄先生研究中国插花史的原始资料就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中摘抄的“草木典”。《古今图书集成》里没有注明或是遗漏的文字，在黄先生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正是在比对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才找到了黄先生论述的依据。也就是说黄先生来自日本花道的先入为主的三大主枝的观念碰到《古今图书集成》简略版的《瓶史月表》，就这样诞生了其实并不存在的明代“主客使”三大主枝的构型原则。”这一严谨的考证有理有据，令人叹服。

⑶ 一枝谈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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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谈贮书窗下，

人与花心各自香

——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插花是借以消忧的好办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会被生命的能量感动。现代城市生活，很少机会接触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内插作一瓶代表情绪心象的瓶花、一盘描摹自然景色的写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记当下烦恼事，获得一瞬间归返自然的轻松喜悦。花朵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语言，它们身上藏着宇宙人生的奥义。读懂一朵花，便能读懂一个世界。科学技术从中解码自然知识，而文学艺术，从中解码人的故事。

纵观中国古代文人插花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代文人们在其身处的时代，是如何运用插花这一「生活艺术」作为他们表达的载体，讲述着自我与自然、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世界的反观。

宋代无名氏《南歌子》：「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窗儿根底数根竹。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彝鼎烧异香，胆瓶插嫩菊。翛然无事净心目，共那人人、相对弈棋局。」歌词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状态的风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艺术在生活中的影子。

历代诗词歌赋中，亦充满了花的身影，或专为咏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词曲里借花的符号，表达着自己的隐喻。

插花陈设历来并非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况味乃在于文人之审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现。花之身影姿态也是文德修养的状态，文人雅士对花的吟咏，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刻意唯美而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咏叹。

而时至今日，人们普遍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插花」只是一门倡导生活情趣的「技术」，和艺术不沾边，顶多算一项「艺能」，不过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伤春悲秋的赋闲生活中一项趣味活动；抑或婚庆、会议、典礼时才会使用到的一种「职业技能」。早就不再将它和「道」相提并论。甚至已不能区分出「中式传统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间有何异同。

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创始人黄永川先生曾在《中国插花史》一书中写道：「插花乃生活艺术，与政经发展之枯荣同其消长。故而虽经六朝隋唐之孕育，历经宋明之繁荣，但降至清代以后却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风气虽盛，但时下所见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嘘！」（《中国插花史》）

大众不知，作为一种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晋竹林七贤；至唐代，王维、卢鸿、陆羽，都是插花、赏花、咏花之极高造诣者。在唐代，整个时代都有爱花的风气，诗词吟咏中尽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学著作，如李赞《花木记》、贾耽《百花谱》、罗虬《花九锡》（隋唐时期插花学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数尽陈。

中唐名士欧阳詹曾作《春盘赋》云：「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珍。丛林具秀，百卉争新。」说明在当时，盘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学观念和审美特点，对于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线条、构思及维持花命的方法与技术都有了足够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诗窥其盛况，大概便是杨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唐人爱花的时尚可见一斑。

到五代十国之时，由于社会的分裂与长期战乱，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咏叹之大气象，颓转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与文人相随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态而转向野花闲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来。时人倡言返璞归真，如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幸而当时已有盛唐之铺垫，人们对于花之情状、花之性格，以及花种、花品、花命的体会和研究，都有了较成体系的认识，于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诞生——蜀汉·张翊《花经》，根据花材的颜色、香气、性状、气质等等，模拟人类社会的官阶，分出九品九命。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将花代语，并以此寄托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征。譬如《花经》中评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兰花、蜡梅、牡丹、酴醾、紫风流（瑞香）。皆是花中最为清雅、高格、富贵、大器者。插作什么样的花，便是什么样的人，心中对花的品评和认识，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再说到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传统中式花道走向艺术巅峰的缔造者，他不但是后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发明人，他创办的「锦洞天」更是历史上最早、也最为盛大的插花艺术「展览会」。

到了宋代，宋太祖励精图治，宇内升平，各地插花风气回暖提升，「插花、挂画、焚香、点茶」被奉为生活四艺，成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甚至连仆役也不例外。当时最有名的「万花会」，是宋人在「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五日）举办的盛大赏花宴会。元佑七年（1086）时，洛阳太守为花朝节的举办，「一次用花千万朵」，被斥为：「劳民伤财，达于极点」。宋代传于后世的插花著作更是丰富，有赵希鹄《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苏东坡《格物麤论》、周密《癸辛杂识》等等。而当时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颐的《爱莲说》、曾端伯《花十友》、黄峪《花十客》、张敏叔《花十二客》……这些经典文论和文章观点，皆成为后世文人插花赏花的审美准绳。

后至元代，又是社会离乱，战火不熄的时代，文人阶层保受异族压迫而求安心切，于是偏重感性，表现空灵之心境的风格，成为了文人阶层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现，任性率真的自我表达，使得插花再次成为了文人的另一个张嘴唇，讲述着他们不能开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风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脱离政治排场，形成一个专门性学术的世术类型，并有完整体系的花道著作问世，整个时代所追捧的审美格调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这部著作堪称插花史上最具学术性、最成体系的经典之作，后人争相传译，奉为准则。对后世和海外插花艺术的传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他文人编撰的经典花道著作，还有张谦德《瓶花谱》、陈洪绶的《瓶花画作》、王世懋的《花疏》、陈继儒的《严栖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说》《草花谱》、文震亨的《清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历》、《花小名》等等。那是一个文人审美成为社会主流审美的时代，也是民间处处争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清代，国势渐衰，学术走向考据之路，文人与花道日俱衰颓，民间对自然之美也较少关心，或审美日渐庸俗化。成体系的中国传统花道和大清国运一同式微，直至缓慢的消亡。

当然，文人与花的历史关系，不只是这样粗浅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盘根错节的连结，值得用许多篇幅去书写。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谱》中说，花是「天地慧黠之气」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种拟人的灵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动物，有感知、有感情、有灵性。花朵，的确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达。集结植物的「精气」。而白居易又曾这样写：「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类世界的精英，将自然界「精气」凝结的花卉用以自喻，间中姿态亦值得玩味。

时常思索，中式传统花道的现实意义应该是什么？毕竟这不是一门与衣食相关的技艺，更不是人们生活中「刚需」的艺术。过去它的存在，除出对生活审美的高层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义便是「成教化，助人伦」，如今，它还具有这样的作用吗？

资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经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通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我想，所谓「生活美学」的意义，恰恰就在此处。美的作用，何其润物细无声，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教育。所以资先生还说：「对美有了足够的感知力，对那些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一笑了之的丑陋便难以忍受，如鲠在喉。」

而这种难能可贵的「如鲠在喉」，我想，不单是对「美」而言，更是「真」与「善」的底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