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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东亚模式和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美国开放国内市场（2）

东亚模式被描述为不同，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它是一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即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2. 它是一种体制模式，指的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特色是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导向作用。

3. 它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涵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调整、经济体制结合以及政府与企业界的紧密联系。

4. 它的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政府理性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结果。

这些观点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政府要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必须制定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这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理性。但这种政体和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模式”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其核心在于权威政府。

四个重点：出口导向，民企模仿西方企业管理，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优胜劣汰。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如此。

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安全的国际环境，并完全开放市场，使日本得以扩大出口，进口所需原材料，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过去十五年的中国经济轨迹和逻辑，与60年前的日本相似，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学习速度更快；中国因为人口因素，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

这种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赶超模式，除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还使经济增长对外贸产生依赖，产业链/产业结构固化，“结构调整”成为老生常谈，原本是优势的模式，现在正在成为麻烦；贫富差距，使得转型/内需拉动增长，就如同让每个准新娘都买上克拉钻一样，只能是广告。2008年全球危机至今，中国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出口的新增长动力。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房地产和汽车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以外贸的繁荣为前提。这期间，政府和社会动员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大于技术因素。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18年前10个月达到2581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国累计贸易总顺差2542亿美元，同比下降22.3%。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相当于全国贸易总顺差的101.6%，可以说，中国开放就是对美开放。

外贸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是为出口做准备，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GDP贡献率。

中国外贸的未来，不仅决定中国GDP的增长，更是关乎世界经济是否再平衡、世界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关键。

美国通过外贸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08年以前的美国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美国利用资金和市场，拉动西德、日本等经济体复兴，后者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积累美元储备。

这种情况下，结算、储备选择主权货币美元，是中国、日本等经济体的主动行为，超主权货币很难有作为。如果世界各国坚定地回归自给自足，不需要美国市场，那美元的价值和地位必将大打折扣。只是，此时任何超主权货币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各经济体不再有外部逆差问题、也没有美元超级特权的问题了。

不是美国离不开东亚，是东亚离不开美国。

中国加入WTO之后，没有美元信用的扩张和美国消费者的透支，就没有中国飞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庞大的外汇（美元）储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石。

目前，美国不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却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终极市场。没有美国市场需求，全球贸易将大幅萎缩，中国的外贸总量腰斩也不是不可能。

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始，美国开放国内市场拉动西方特别是西德、日实现经济复苏、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第一阶段，西方大国通过协调、谈判，形成全球化的规则，并在冷战后推行于全世界。

此间，英、美的贡献居功至伟，后来的日本、西德、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学界、政界、银行界和商界，均不可或缺，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合力。冷战对方的潜在威胁，强化了这个合力。

第二阶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规则、享受红利并做贡献的时期。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是中国试探性地探索，朱镕基力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历史性的一步。

2001年入世时中国人均GDP是1053美元，2013年是7078美元，12年接近7倍。

1979-1991年发展12年了，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但还没南巡喊出市场经济、更没有咬牙融入全球规则，就只从272美元增到359美元，还没能翻倍。

可见改革开放但自主摸索的话，即使带着良好愿望，也没能发生什么奇迹，仅仅不挨饿了而已。

如果再对照日本和韩国，从1955-1967-1979-1991年3个12年来看，日本从263到1234到8725到28925美元，韩国从65到161到1774到7573美元，可见12年里增长个三五倍八九倍没啥的。

行天丰雄在《时运变迁》里详细记录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腾飞模式：汇率长时间低估并盯住美元、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海外资金支持、积累美元储备、努力向美国出口、出口产品结构从纺织品向机械产品调整、限制进口......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先受益者，随之成为后来包括中国在内其他经济体的模本。全球产业链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并逐渐固化了各经济体间的分工。

在战后七十年的时间里，无论追赶的国家经济表现如何，作为全球最大商品进口国和最大顺差来源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费。技术创新有其内在的时间周期，以数十年计。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信息技术，快速实现追赶，企业获取新技术的时间，可以以分钟甚至秒计。短期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也属正常。这让全世界的科技创新显得滞后，给美国及所有创新引领国家带来了压力。

重点就是：要虚心学习美国的制度和资本市场。

任正非为了更好的管理华为，花了十几亿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系统。

很多人完全不明白的是，中国几乎一切好东西都是西方现代秩序输入的结果，比如中国引以为傲的互联网公司是美元VC从零开始养出来的，金融市场是一帮英美留学生和港交所专家设计出来的，制造业是WTO带来的全球（其实就是欧美跨国公司）产业链融入。再往前追溯，大学、医院、科技、法律全部都是西方现代秩序输入。

如果自绝于西方现代秩序，你国与伊斯兰世界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人家还有石油，我们只有茅台和中药。

随便举个例子：成立三年上市、市值两百多亿美元的拼多多无疑是个奇迹，一般人的视角要不是质次价低野蛮生长，要么就是中国速度互联网精神，但我们可以来看看拼多多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小米、美团、爱奇艺和更早的BAT同理）。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毕业于U of Wisconsin-Madison，毕业后加入美国谷歌。

其投资人是段永平。成立以来的投资者，从IDG、高榕、光速到红杉、腾讯全部是美元基金，所有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期权协议都是用英文写的，其VIE架构下的BVI公司、开曼公司、香港公司全部是英美法系。

上市承销商是瑞信、高盛和中金（摩根斯坦利一手养出来的中国投行头牌），财务报表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制，上市地是纳斯达克，招股书按照美国1933年证券法编制，上市后的机构投资者从Capital Group、Fidelity到Ballie Gifford、Oppenheimer，无一不是在英美法系下运作的老牌基金，这些基金和前面提到的美元VC，后面的出资人又是在英美法系下募集和运作的各种母基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

没有这一整套的西方资本和制度的输入，你以为会有中国的互联网奇迹？

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西方的资本市场规则。制度是资本和技术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