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情人节阉割事件

Ⅰ 男人明明不喜欢你,却还和你爱媚不清,怎么办阉割了他吗

那只是把你当情人，是他的备胎而已
对这样的男人，果断远离就好
没必要伤害他，不然自己要负后果

Ⅱ 是谁阉割了我们

“阉割”这个词用得虽然狠了点，但不狠不足以惊心动魄，不狠不足以警示国人。如果有的人连看到这种狠的字眼都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他的人性真的是麻木的，他的生活无异于行尸走肉，他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这些观点真的很好，正合我意。在这个举国同庆、一片欢腾、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当下，看看这样的文章，可能还能反省一下自己。
1、人性
中国人和洋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已经世所公认，那就是中国人比较内敛，而洋人比较狂放。即使中国人有手舞足蹈的时候，和洋人也是大有差别，比如莫斯科街头那些跳舞的老人和哈尔滨大街上扭大秧歌的老人的表情大不一样。那些跳舞的俄罗斯老头儿和老太太们表情生动丰富，让人看得出他们是从心里快乐，而哈尔滨街头扭大秧歌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们大都表情呆板，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被迫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东北大秧歌与俄罗斯民间舞蹈不同，大秧歌要求整齐划一，要求规矩，而俄罗斯民间舞蹈则是自由发挥随兴所至。但哈尔滨的老人们之所以选择了扭秧歌，俄罗斯老人之所以选择了跳舞，这就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了。
中国人的这种内敛在汉族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在黑龙江农村时，居住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冬天的早晨，看着山外的农民进山打柴，他们从山脚下的大道赶着马车或牛车走过。天气寒冷，那些朝鲜族人都是站在车上，啊啊地唱着，好像是用唱歌来抵抗严寒，而汉族农民全都蜷曲在车上，尽量地缩紧脖子，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寒冷。这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比方说朝鲜族屯子里青年人结婚，老人们都会跳起舞来欢迎新娘，而汉族村子里结婚，老人们只是招待客人大吃大喝。这虽然说是一种习俗，但更是一种民族性格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好像古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那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他的朋友汪伦唱着歌走着舞步给他送行来了。尽管李白常常有“白发三千丈”等不着调的夸张，但我相信他这一送别的细节是真实的。而细节，往往比那些改朝换代，战争杀伐更能接近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不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今天，在码头或车站一个大老爷们又跳又唱地送朋友，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这不能归于是天性上的差别，我觉得我孩子时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呆头呆脑，也爱说爱笑，也调皮捣蛋，也爱唱歌儿，也会吹笛弹琴。可见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也就是很张扬。我的爷爷常责备我话太多，不稳重，他在临终时还让人带口信给我，说我脑子够用，但聪明外露。他老人家一直为我的外向性格担心。他不知道那时远在东北的孙子早已经变得老实听话，规规矩矩，再也不多说多笑，更不再唱歌弹琴，一天天正在变得沉默寡言，木头木脑。
我这一辈子是这样活过来的，从来不敢在公众面前发言讲话；从来不敢对领导的话说“不”字；从来不敢在领导面前放声大笑；从来就对陌生人心怀恐惧；从来没喝酒情绪失控过；从来没跳过舞——真的，一次也没有。我就这样呆头呆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
在农村，公牛一般都是要阉割的。阉割过的公牛老实，听话，只知道干活再也不想别的。大家都知道，阉牛就是把它的睾丸给割掉。虽然只去掉了那么多余的一小块儿肉，但它从此就会大有改变，再也不会发怒顶人，不会调皮捣蛋，永远失去了那种狂放的生气。有一种阉的手术并不给它割掉，但是更残忍，那叫“捶牛”，就是用两根木棍把牛的卵子夹紧，绳子捆住，然后一下一下往下捶，直到把牛的睪丸给捶得稀烂，完全失去功能。从此牛就不再调皮捣蛋。
2、爱情
有时候，我就在问自己。如今说感情，是不是一种病。
关心的是油价，房价，连老大爷老太太都知道盯着那电子屏看着股市行情。我这般小青年还在谈这些。真不思上进。的确，感情就是无聊的时候拿来蒙人的东西。我越来越发现。现今大家关心的食品保值期。而不是一段感情会不会过期。这就是生活。心是自己，但病会传染人。所以，你郁闷是你的事情。你有病那就得闪远一点。
此类话题无所谓争辩。大家潜意识里似乎都有那么个概念。把感情物质化。希望这样表现的诚恳。包括我最尊重的亲情。最渴望的爱情。最欣赏的友情。
没事打个电话问候亲情，没事一路打望爱情。没事拉着友情喝酒。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不会存在单纯的语言思维的空间。而真正看来，感情的确很唯心，但现实是唯物的。于是，我想。
感情不过一块鲜肉吧，被我这般的流浪狗叼了去。再窝在角落慢嚼细咽。
玫瑰花与胡萝卜。
罪过罪过，在下生平只买过一朵玫瑰花。真是可怜。
玫瑰花。一直以来霸占着爱情的代言人职位。不知道是从哪个故事再理出这个渊源。但，的确被大众所认可了。于是，给情人爱人买玫瑰。一直未变。假设，让一个女人挑。我想除了饿死鬼转世。几乎都会要玫瑰花。
而我，只是看着电视学了做一朵胡萝卜花的男人。终究，没资格去说缘分。
啥时候，胡萝卜能代言爱情呢？我郁闷。
谁阉割了我的爱情。
话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二师将军李广利起兵讨伐匈奴，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以别将的身份，率领五千步卒押运粮草辎重，兵出居延，在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原本指望李陵忠烈战死的武帝，听到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龙颜大怒，钦定李陵“族灭”大罪。满朝文武皆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落井下石，指责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一人站出来为李陵辩护。司马迁的辩护不仅没有拯救李陵，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被判处死刑，罪名仅仅是“越职言事”。
后人在慨叹司马迁命运多舛的同时，对司马迁获此重罪大惑不解。实际上，司马迁获罪的原因之一是他挑战了权威，忤逆了“龙”意。朕断定的叛徒，就是叛徒，哪管他是假意诈降，还是曲线救国。二是你替李陵辩护就辩护吧，说什么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责任。李广利何许人也，寡人的大舅子。指责我的宠臣亲信，那不就是抽我的嘴巴吗？
据汉朝法律，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钱买命，有点像今天的退回赃款宽大处理；二是接受“腐刑”。小小太史令家徒四壁，不像今天的娱记，揪住人家的小辫子要封口费，当然拿不出巨资赎罪。他出乎意料德选择了接受残酷地摧残肉体和精神的腐刑。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史记》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的唯一理由。
话说公元2007年岁末，我像太史公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不过，太史公被割掉的是命根，这一点，我比他幸运，我还可以在晚上继续进行“创造人类”的伟大事业；我被割掉的是笔杆，这一点，他比我幸运，他还可以用《史记》骂骂武帝祖宗刘邦的下三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