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海棠瓶

❶ 传统工艺景泰蓝因何著名

景泰蓝又叫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制作景泰蓝先要用紫铜制胎，再用扁细的铜丝在铜胎上粘出图案花纹，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填充在图案中。这道工序完成后才是反复烧结，磨光镀金。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这项工艺始于明代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现在虽然各色具备，然而仍然使用以前的名字。因为景泰蓝已变为一种工艺的名称，而不是颜色的名称，景泰帝是宣德皇帝的儿子，据说宣德皇帝非常重视铜器以及铸冶铜质，景泰帝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认识极详，且嗜之极深，只是对于铸炼方面，宣德已到达绝顶，没有能力再求突破，就在颜色方面另辟蹊径，以图出奇制胜，于是有了景泰蓝的创制。因为景泰帝事先对颜色的筹谋极费苦心，所以在成功之后，也极端钟爱，所有御用陈饰无不用景泰蓝制作，种类之多不可屈数，凡瓷料所能制器无不尽有，成化时期继承遗业，未改遗风，仍努力烧制，所以景泰蓝的器物在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

达之后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虽仍然烧制，可是都因循成规，虚应故事，在质量上都不能与景泰和成化年间之器媲美。万历以后，虽然偶有烧制，但不像以前设官置厂视为例务，所以以后出品极少。终明代一世，都没能复兴。

清乾隆年间，景泰蓝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除大量制作祭器外，还制有围屏、屏风、桌椅、绣墩、枕头、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由于制作技术的提高与发备上的逐渐完善，不但能制作极小的精致器物，还能制作一丈多高的大佛塔。

清末和民国时期，景泰蓝工艺品在国际市场渐负盛名，在1904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两次获奖。

新中国建立后，景泰蓝行业逐渐扩大，技艺精湛的工人和设计人员由建国初期的6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产值提高了好几百倍，品种规格达1000多种。近年来又恢复了炉、鼎、壶、立体兽、蜡台的生产，还恢复了过去认为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等传统产品。用景泰蓝形式仿制的部分出上文物，如“金银错豆”、“凤头扁壶”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龙凤、狮子、缠枝莲等图案，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实主义题材的“钢花瓶”、“咏梅盘”、“礼花盆”、“首都八景”等产品不断涌现，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今天，景泰蓝工艺品畅销世界，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❷ 辽代文物特点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政治,文化上也体现出兼收并蓄的特征,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本民族特色,又具唐、宋等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因素。体现在物质文化即文物方面,如陶瓷器、金银器、玉器、皮木器等,显示出文化的多重因素。辽代陶瓷主要以传世品和考古发掘出土品为主,多见单色釉(白釉、黄釉、绿釉等)、三彩、白瓷、酱釉瓷、白地黑花等。器物造型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碗、盘、碟、罐、注壶等,又具民族特征,如鸡冠壶、凤首瓶、鸡腿坛、海棠式长盘等。窑址多分布在内蒙巴林左旗辽上京、辽宁省辽阳冮官屯、北京等地。

❸ 宋汝窑和现代仿汝窑有什么区别

1、釉面：汝窑（汝瓷）真品的釉面光泽和开片，是经历过时间的洗礼釉面温润如玉的光泽和细密、古朴、自然的开片是仿品所达不到的。仿品汝窑瓷器，以现代技术手段空值釉面开片，同时仿汝窑瓷器因时间短，釉面的开片将会持续一个长久的过程。

2、陶土成分：对宋代汝窑瓷器的窑址众说纷纭，更何况宋代汝窑瓷器的陶土及配方了，因陶土和釉料出产地也已不同，其中的成分和含量与真品所用是不同的。现代人即使有了与宋代真品烧造时的胎土和釉料的配比，工拉胚的技艺也未必能够达到古代工匠的熟练程度和皇室严格的要求，现代仿品多是灌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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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的特点如下：

胎色

汝窑胎质细腻，胎土中含有微量铜，迎光照看，微见红色，胎色灰中略带着黄色，俗称“香灰胎”，胎呈灰白色，比其他窑口的胎色稍白。

釉色

汝窑为宫廷垄断，制器不计成本，以玛瑙入釉，釉色呈天青、粉青、天蓝色较多，也有豆绿、青绿、桔皮纹等釉色，釉面滋润柔和，纯净如玉，有明显酥油感觉，釉稍透亮，多呈乳浊或结晶状。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到釉下寥若晨星的稀疏气泡，温润古朴，光亮莹润，釉如堆脂，色泽滋润纯正、纹片晶莹多变为主要特征。

支钉

宋代宫廷用汝窑器物一般均采用满釉支烧，为了避免窑炉内杂质的污染，需用匣钵装好，并将器物用垫圈和支钉垫起，防止与匣钵粘连。在器物底部可见细如芝麻状的支钉痕三、五、七个，六个支钉的很少，痕迹很浅，大小如粟米。

器型汝窑器有瓶、尊、盏托、碗、盘、洗、奁、水仙盆等日用器，少数还有堆花、印花等装饰，器形又分裹足、平底、三足、凹足、葵口、窄板沿和宽板沿诸种。盘分有裹足、凹足、平底、直口和荷花口数种。还有三足洗、弦纹尊（奁）、套盒、尊、方壶、圆壶等，。

汝窑器有瓶、尊、盏托、碗、盘、洗、奁、水仙盆等日用器，少数还有堆花、印花等装饰，器形又分裹足、平底、三足、凹足、葵口、窄板沿和宽板沿诸种。盘分有裹足、凹足、平底、直口和荷花口数种。还有三足洗、弦纹尊（奁）、套盒、尊、方壶、圆壶等。

❹ 玉文化的发展

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同样是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中国玉文化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一些关于玉文化产生原因的看法，以便与鉴赏者交流。 与旧石器时期的玉器相比，我国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经过了打磨和穿孔，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实用价值，又具有美观的效果。如果说，拣取自然的石块，进行石打石的处理，说明古人类已经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那么，磨光和穿孔则意味着中华古代先民不仅已经能够制造高一级的工具，而且在思维当中产生了带有观念形态的内容。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还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工艺，可祖先们竟为之实实在在奋斗了几十万年之久。从史学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划时代的标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祖先们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石”，经过耐心细致的打磨，制成带有一定意义的形状，
并钻上一个小孔，甚至还穿上自己捻的小绳，将它套在颈项上或挂在胸前，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情景，它说明古人在进行美的追求，标志着人的思想中有了信仰和寄托。玉石具有无比的美丽，无比的坚硬，无比的价值，它与上古先民思想中至上的祖先、至上的自然力、至上的鬼神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古代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正是循着这一自然过程而产生的。在此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更产生了许许多多和玉紧密关联的神话和传说，这都表明在古时候人们的思维想象当中，一块美玉，它对天地四方、对列祖列宗、对电闪雷鸣、对万物生灵都有说不尽的联系和影响力量，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飞跃。大量古代的文字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都在证明着这样一个史实：一块玉、一件件小小的饰物、一点最原始的审美意识和一种最早的信念和虔诚，都不断地被赋于了新的含义，发生着新的作用，并终于孕育了中国特有的玉文化。 中国原始社会曾有一个被称为玉图腾的阶段，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先民曾经用带有某种含义的玉雕制品作为民族的标志，历史文献也的确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拾遗记》卷一《少昊》记载，少昊的母亲皇娥在少女的时候，白天乘木筏在苍茫的大海上漫游，有一天她到了西海之
滨的穷桑之地，那里出产一种叫孤桑的大树，高达千寻，吃了此树果实会长生不老。在那里，她遇到了神童“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她与这位童子同乘木筏，嬉戏于海上，他们用桂树的树干作旗杆，将董茅草结于杆上作旗帜，用玉石雕刻成鸠鸟的形态，装饰在旗杆顶上，即“刻玉为鸠，置于表端”。后来皇娥生下了少昊，称号叫“穷桑氏”，也叫“凤鸟氏”。而且属少昊的各族有元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鸣鸠氏、鹘鸠氏，这是以玉鸟为图腾的最好体现。
玉石是当时人类用得最多、最广泛的物质，被推为天地之精，既美观又实用。因此，上古之时，先民将玉雕琢成鸟兽等各种图案，作为图腾崇拜，而且围绕图腾标志，还产生了一些原始的公共活动，如包括原始音乐，原始歌舞在内的巫术礼仪活动等，反映了玉图腾是远古文化和意识形态——玉文化萌芽初期的一种形式。 我国关于古代英雄的神话故事很多。这些人战功赫赫，智慧超人，为推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神话故事在叙述这些伟大人物时，也将玉融合了进去，例如，传说炎帝
时曾“有石磷之玉，号日夜明，以之投水，浮而不下”。其实这是一种磷光效应，但古人却把这种自然现象和炎帝神农的圣德联系在一起，似乎天地为贤人的圣德所感，以致于玉石都显了灵；传说中是轩辕黄帝最早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典章制度的，国人至今仍以作为炎黄子孙而自豪。《拾遗记·轩辕黄帝》中记载他曾“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于兰蒲，席上燃沈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沈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这说明黄帝时代已建立了圭玉制度；唐尧是圣德之主，传说他得到了一块雕刻着“天地之形”的玉版，说明唐尧圣世，功绩卓著，与其得玉版受天意和知识有关；夏禹治水，奏万古奇功，皆因他得到“蛇身之神”传授玉简的结果。所有这些描述将玉的神格化作用与世系英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烈地表现了古人对玉的狂热宗教情绪。 中国国家的产生与玉文化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取决于许多因素。但通过对玉的研究明显看出，玉在中国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过极大的推动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玉促进文明社会
玉促进了文明社会的产生，从而为国家产生打下了基础：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在国家形成之前，首先是文明社会的产生。文明社会所包含的现象和内容很多，比如文字的起源和应用、专门治人的劳心者阶层的形成、手工业工匠和作坊的产生、宗教和巫师的出现、工艺美术、装饰绘画及其它艺术品的大量创作和运用等。在这许许多多的文明现象中，玉器和其他文化产物相比，有过独占鳌头、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
玉意识演化成国家意识
玉的一些原始意识逐步演化成了国家意识：同任何国家产生一样，中国的国家历史也经历过由血缘氏族组织向地域组织演进、由氏族社会向古代都市演进的历程。从村落社会到村群社会再到国家政治的过程，这是国家产生的一般轨迹，这其中国家意识的产生和形成是关键。玉图腾作为一个氏族和部落的象征，代表了当时人们已有了氏族、组织和地域组织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必然要进一步发展扩大，青铜器的使用，推动了这种发展进程。当玉器的产生和对其的追求进一步发展时，人们赋予了玉器更为丰富的观念形态和内容，这些观念和内容不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村落所独有，它大大超越了氏族地域的界线，成为相当大范围内人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崇拜，如玉器时代的玉璧和玉琮可广泛出土于中国的各个地域，于是便产生了国家建立之初的意识现象，这些现象在《山海经》和《尚书》中有很多描述。
玉器代表的政治等级
古玉器的政治价值表现在古玉器是社会等级制的物化，是古代人们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载体。出土玉器基本上出自有身份和地位的大中型墓葬中，春秋战国就有“六瑞”的使用规定，6种不同地位的官员使用6种不同的玉器，即所谓“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从秦朝开始，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唐代明确规定了官员用玉的制度，如玉带制度。
玉推动社会发展
玉本身的性质推动了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历程：玉由于难得和稀有，成为当时人们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是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便开始了掠夺和占有
，谁掠夺和占有的越多，谁的地位就越高。这种过程逐步演化，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玉推动了古代国家上层建筑的发展：国家的产生需要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理论、思想文化意识、军队和武器。而在所有的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玉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玉制的礼乐器、工具、仪仗器，以及葬玉等都是其重要的内容。
总之，玉与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主要原因在于它本身固有的强烈的两重性，即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当作为工具、器物和财富使用时，它属于经济范畴；当它作为艺术品为人们所欣赏时，就能使人联想、遐想以至于幻想。于是乎关于玉的多种神奇观念，包括符合人类善良愿望的观念、迎合统治阶级奢望的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习俗和规定，都统统产生出来了。玉器的产生要远早于其它材料的工艺品，它最易为上层建筑吸收和运用，客观上只有它具有较早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产出数量之大，使用地域之广，运用形式之高，社会理论之丰富，确实无他物可及。因而，当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最终汇成古代地域内的统一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时，曾经大量融进了玉文化这个内容，并在中华民族祖先形成国家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惊天地泣鬼神的宝玉——和氏璧
2008年央视四套《走遍中国·走进南阳》之《探寻和氏璧》的播出，将中国玉文化最高最圣洁的“和氏璧”与我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联系在一起，使其戴上了富丽堂皇的桂冠，独山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和氏璧可能是河南南阳独山玉首先，发现和氏璧的卞和是楚国人，所寻宝物和氏璧当在楚国，独山玉早在7000年前就已被先民们开发利用了，卞和发现独山玉之和氏璧当在情理之中;第二，当时疆界森严，卞和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出楚国寻宝，目前所知，当时楚国的疆域除了独山玉之外，尚无知名的宝玉被开发利用。所以卞和得独山玉可能性最大;第三，卞和将发现的玉献给先后献给两位楚王而未被“玉人”认出，说明和氏璧外表有“璞”(玉皮)在作怪。独山玉主要矿物是斜长石，极易风化成高岭石而成“璞”。第四，前辈所言和氏璧“正而视之色碧，侧面视之色白”，在独山玉也有表现。独山玉往往是由色带产出，正面看(纵面)若是绿色，侧面看(横面)则可出现绿色、白色等，且绿、白色是独山玉中之上品玉质，“正绿、侧白”问题则迎刃而解;另外，卞和一定是个识玉高手，说明他是一个经常与玉打交道的采玉或琢玉之人，而南阳市特别是镇平县自古以来就是加工玉器的中心之一，卞和识玉也就理所当然了。
玉文化与政治理论
玉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还体现在古代关于玉的一些概念和学说上，实际上就是当时国家政治理论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下列四方面内容：
（1）万物主宰说：这一学说认为玉能代表天地四方及人间帝王，能够沟通神与人的关系，表达上天的信息和意志，是天地宇宙和人间福祸的主宰。在古文字中，“玉”字并没有一点，和帝王的“王”共用一个字。《说文解字》段注解释帝王的“王”字时，认为王者即“天下归往也。”董仲舒也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说文解字》段注解释玉的字型为“三玉之连贯也”，即三横一竖象征一根丝线贯穿着三块美玉。另“皇”字则是“白”和“玉”的组合。
古文中“王”“玉”字型相同，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天地人参通”与王之连贯，两者关系奥妙，意味深刻。许多经典著作中有众多的描述，证明“三玉之连”实际上就代表“天地人参通”。《周礼·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本质上就是玉能代表天地四方，通过它，便能沟通天、地、人间的愿望和意识。
（2）天地之精说：这一学说是用天地之精化生万物的思想来解释玉的起源，用阴阳对立的观点来说明玉的本质和作用，从而把玉推崇为事物之尊者，赋予其神奇的魅力。这一学说的论点广见于各种古代文献中，例如《周礼正义》引郑注曰：“货，天地所化生，谓之玉也。金玉并天地所化生，自然之物，故谓之货。”，此外《白虎通义·考黜篇》、《财货源统》和《玉纪》等均有相同论述。
（3）道德楷模说：这一学说的内容是将玉石本身所固有的物理性质与当时社会中对于善恶、是非、荣辱、美丑等观念糅合在一起，加以拟人的解释，作为评价，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这种说法也广见于各种古代文献记载中。典型的有《说文解字》释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此字为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挈（洁）之方也。”
（4）辟邪除祟和延年益寿说：这一说法相信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认为将玉制品供人佩饰或使用，可增加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抵抗力量，防御邪气的侵袭，扫除鬼祟的祸患，保障人和物的安全和吉祥。这种说法在古文文献中记载也很多。例《拾遗记·高辛》载：“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魅不能逢之”。同时相信玉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相信通过食玉和服用玉类可以实现永远年轻的目的。这一观念宣扬和使用得最多的大约要推道家的学术和法术了。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其中《仙药》一卷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又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等等。 早唐时期
玉对中国的文学、历史著作影响极大，许多著作都以玉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如前面提到的《山海经》、《拾遗记》等。这里再以传说、戏曲和《红楼梦》为例来对玉与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的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传说中玉皇大帝所居的凌霄宝殿和西王母娘娘所住的昆仑玉山，都是宝石构成的辉煌之所，琼楼瑶池，玉树琼花，而奔月嫦娥居住的广寒宫则是冷冷清清，惟有玉兔与之为伴。
东汉科学家张衡(今河南南阳人)在著名的《南都赋》中记载“于显乐都，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南阳）。……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铜锡铅锴，赤垩流黄，绿碧紫英……，”“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蔺堂，珍羞琅玕，充溢园方，琢雕狎猎，金银琳琅……”，对独山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诗经·秦风》中有“何以赠之，环瑰玉佩”。
屈原也在《九歌》中感慨：“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瑶，石之次玉者。琼，玉枝也。说的就是己修饰清洁，以瑶玉为席，美玉为瑱，何不痛快畅饮。
《左传·襄公十五年》中则用一篇不足百字的文章表现出宋国正卿子罕的君子风尚。文章记述的是春秋时，有人送给子罕一块宝玉，并说：“这是经过玉工鉴定过的，绝对是宝玉，我今天特意献给您。”而子罕却正气凛然地说： “此玉虽是宝，但我以不贪为宝。”遂坚辞不受。
唐代王翰的《凉州词》中写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里提到的“夜光杯”就是用和阗白玉雕琢而成的杯壁极薄的酒杯，这种玉在月色下可发出晶莹的光芒，与杯中的葡萄美酒相映成趣，美轮美奂，令诗人酒兴大发。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蓝田日暖玉生烟”的诗句。
爱情这个永恒的话题也与玉联系起来，演绎了多少令人神往的爱情故事。
“弄玉吹箫”的爱情故事一直为世人所称颂。春秋时候，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名叫弄玉，善于吹笙，居住的地方有个楼台叫凤台。有一天，弄玉在凤台上吹笙，忽然有人唱和，晚上梦见一个美男子骑彩凤自天而降，立于凤台之上，告诉弄玉：“吾乃太华山之主，上帝命我与你结婚，在中秋那天相见。”说罢，解腰间玉箫，倚栏吹之，彩凤亦附和鸣叫起舞。弄玉醒来后，派人到华山寻找。在中秋之夜，一男子名叫箫史为穆公吹箫，“才品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至第三曲，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息于林际，百鸟和鸣，经时方散。”穆公大悦，遂赐箫史与弄玉成婚。半年之后某天夜里，弄玉夫妇在凤台吹箫，忽然有“紫凤集于台之左，赤龙盘于台之右”两人便乘龙乘凤，自凤台翔云而去。今有“乘龙快婿”，便是由此而来。
元明时期
元末明初的一曲脍炙人口的杂剧《玉梳记》，亦作《对玉梳》，全称《荆楚臣重对
玉梳记》，写的是扬州秀才荆楚臣爱恋“松江府上厅行首”顾玉香的爱情故事。顾、荆二人相爱两年，情投意合，但此时荆楚臣的金钱用尽，遭鸨母羞辱，并被逐出。顾玉香鼓励荆楚臣赴京应试，考取功名，临别时，玉香将珍爱玉梳“掂做两半”，二人各持一半作为信物。荆楚臣走后，玉香相思忧烦，“茶饭少进，脂粉懒施”，“朝忘餐食无味，夜废寝眼难合”，闭门拒客。后来玉香逃出妓院，赶往京都去寻找荆楚臣，途中遭富商柳茂英拦截，持刀相逼。正好赶上楚臣状元及第，正赴任路过，便将玉香救出并与之相认。顾、荆二人团聚，将玉梳“令银匠用金镶就”永存留念。
明代剧作家高濂的《玉簪记》也向人们讲述了一段关于玉簪的爱情喜剧。南宋书生潘必正在临安应试落第，到金陵女贞观探访身为观主的姑母。大家闺秀陈妙常因避靖康之难，投至观中为女道士。在琴声和诗才的相互感发下，潘、陈二人互通情愫，成其好事。观主察觉，遂逼侄儿再赴科考，并亲自送其登舟起行。陈妙常急忙雇舟追赶恋人，两人在江上互赠玉簪和鸳鸯扇为信物。后潘必正考中得官，与陈妙常结为夫妻。
明代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所作的《紫钗记》更是用女主人公所佩戴的紫玉金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曲折而美好的爱情故事。陇西才子李益，游学长安，与霍王府小姐霍小玉，在元宵节上偶遇，小玉不小心将紫玉钗丢失，李益正好捡到。两人互生情愫，便成了亲。婚后李益参加殿试，中了状元，但因得罪了当朝权贵卢太尉，被派到玉门关外随军，不得还朝。李益在关外立功，却被卢太尉软禁，仍不能与小玉相见，卢太尉派人送信给小玉，骗说李益已经入赘卢府。小玉接到假信，十分伤心，怨恨李益薄情，但又不十分相信，便耗尽家财寻访李益踪迹，最后变卖了信物紫玉钗，恰被卢府买去。卢太尉知此钗乃李、霍定情之物，便用紫玉钗骗李益说，小玉已另嫁他人，两人由是产生误会。侠士黄衫客听说了此事，便救出李益，使之与小玉相见。李益把紫玉钗给小玉戴上，两人冰释嫌疑。黄衫客又把卢太尉专权李益和小玉受屈一事参奏主上，最后得以奸人得惩，好事成双，李益被封为集贤殿学士和鸾台侍郎，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
相比较之下，《荆钗记》的故事就更加曲折而令人可叹了。说得是贫士王十朋以荆钗为聘礼，与钱玉莲结为夫妇。不想王十朋考中状元后，因不愿背叛结发妻子，拒绝丞相招婿，得罪权贵，祸端陡起，落走他乡。妻子钱玉莲则被逼投江，幸遇好人相救。数年后，两人都以为对方身亡，在到道观相逢不敢相认，最终以荆钗为凭，才得以团聚。
玉文化与红楼梦
在中国历史上，《红楼梦》是一部著名的与玉关系密切的著作。作者曹雪芹举家食粥，十年辛苦，泪尽而逝，方哭成《红楼梦》。此书原名《石头记》，即从一小小的石头“通灵宝玉”的出土写起，到此石头的失踪而结束，全面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并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是红学的爱好者，还是古玉文化的爱好者，都有必要从这一角度深入进行一番研究，以进一步深刻理解《红楼梦》这一宏篇巨著的价值和写作的艺术手法。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结合个人理解，对玉与《红楼梦》的关系提出几点看法，以便引出广大鉴赏者更多的精辟见解。
1、《红楼梦》借“通灵宝玉”对传统玉观念和学说进行了无情嘲讽和否定。
通读《红楼梦》，联系到中国传统玉文化理论。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书中“通灵宝玉”的诞生和最终的结局是对封建社会中玉是天地主宰和天地之精学说的无情嘲讽和否定。我们从下列几方面得到验证：
（1）书中的“通灵宝玉”原是娲皇炼制而成，可谓是是天地之精华，但虽经锻炼，而无力补天，继被僧道刻上神奇印记，使之堕落凡胎，遂由小儿衔之而带入红尘。说明玉并非像历代统治阶级渲染的玉是天地之主宰。
（2）宣扬“人玉一体”。书中大凡讲到宝玉的地方，似乎都可理解为贾宝玉本人。而若干关于贾宝玉的情节，又似乎是在讲那块“通灵”的历史。这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一套玉石理论实际就是宣扬统治阶级本身。
（3）“通灵”的经历和顽石历劫，不仅象征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和反抗历程，并且还映照着贾府的盛衰，意味着封建统治的中落。
（4）“借玉非今”。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也。这一个“借”字，证明那“通灵”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世上原本有之，不过权且借来一用罢了。但书中借来的“通灵”却和传统的玉理论大不相同了。玉历来被誉为能辟邪除祟，永保吉祥之物，而书中的“通灵”却喻示着覆灭和消亡；作者描写贾宝玉衔玉而诞生，显然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进一步说明“通灵”所预示的覆灭又是由于违反客观规律所至。
曹雪芹借用天地造化的说教来塑造人物形象，又用谶纬的手法来预示情节，借一块通灵宝玉，让吉祥的玉石来象征主人公的温柔富贵。但到最后，却又用完全相反的结局来说明其纯属无稽，它既不能保住贾府世袭的荣华，也不能保住封建王朝的百年筵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玉文化中关于玉石起源的理论，创作了一个从顽石到宝玉再到顽石的梦幻，使之贯穿于全书的情节之中，实际上是对传统玉论的彻底批判和无情嘲讽。
2、“通灵”的褒贬是封建社会思想政治斗争的体现
《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等，对一块“仙寿恒昌”的宝玉视之如命者有之，嫉如寇仇者亦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鄙夷唾弃者亦有之。例如贾府最高统治者贾母曾直接宣称“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当宝玉丢失时，立即悬赏出一万两银子的赏格以寻求宝玉。实际上，贾母不仅把“通灵宝玉”视作是贾宝玉的命根子，也视此作为贾府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命根子。
北静王路祭秦可卿，指名要见宝玉，声言“久欲一见为快”，直至见了，连称名不虚传。后来还特意仿造了一件赝品供贾宝玉玩耍，这无疑是代表了一班王公大臣对玉的崇拜心理。
持褒玉态度的人们，主要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属于社会的中
上阶层，这些人的命运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
而持贬玉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连贾宝玉本人也包括在内，他曾骂到：“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我已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等等。
鸳鸯抗婚，哭诉于老太君之前，竟有一句惊天动地之词：“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这都对吉祥权威的宝玉进行了鞭笞，以对封建社会进行反抗和斗争。
3、从作品中能感受到曹学芹对玉本身的喜爱。
这一部恢宏的巨著本身写的就是一块“玉”，曹雪芹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块通灵宝玉。这块玉大如雀卵，可大可小，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正是玉典型的特征。把玉的形、色、质、美表现的淋漓尽致。金玉缘主人公叫贾宝玉，通灵宝玉佩在身上，莫失莫忘，不离不弃，是贾宝玉的命根子。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叫林黛玉，又是玉，一个是良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妙玉，又是一块玉。曹雪芹在判词中写“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玉带林中挂”倒过来念，就是林黛玉，写妙玉“可怜金玉质，终陷泥草中，”把妙玉比为金玉质。在小说中，与宝玉同辈的贾府的男人中，都是以玉字偏旁的字命名的，如贾琏、贾珍、贾环、贾瑞、贾琮、贾琉等等。
小说描写贾府时说到：“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其他描写玉的诗句有“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可幸下瑶台”，在“世外仙源”中有“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的句子，在“有凤来仪”中有“秀玉初诚实，堪宜待凤凰”的句子，林黛玉题帕诗中有“抛珠滚玉只偷衫，镇日无心镇日闲”的句子，还有“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的句子，探春有“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消魂”的句子，贾宝玉有“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的句子，薛宝钗有“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的句子，史湘云有“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的句子。在海棠诗社中，用玉的风骨、玉的精神、玉的美丽来比喻白海棠。同时也显示每个人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4、以中国传统玉文化的研究为起点，结合作者对通灵宝玉的诞生与历劫的描述的研究，是进行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途径。由于《红楼梦》博大精深，历史、文学、政治价值巨大，国际上成立了许多红学研究的学术组织，但这些组织的研究者大都是文学、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学者，较少有玉学专家来参与这项研究。笔者认为这可能正是红学取得新的进展的途径。 “玉”字始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汉字曾造出从玉的字近500个，而用玉组词更是无计其数，汉字中的珍宝等都与玉有关，后世流传的“宝”字，是“玉”和“家”的合字，这是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玉文化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玉”字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壁》、《鸿门宴》、《弄玉吹箫》、《女娲补天》等，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如贾宝玉、林黛玉，还有多少年读不厌一部感人至深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把人生的理想寄托在这块玩石美玉里了，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
古人云：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岫岩玉，产于中国辽宁省岫岩，岫岩县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藏家聚气的风水宝地。经过千万年的自然演化，凝聚了千万年的日月山川之精华，从而蕴育产生了闻名于世的国宝珍品---岫岩玉。 岫玉是产于地灵充足的地脉之下，在千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天地之精华、自然之灵气，所以除了本身具有的可收藏价值之外，更有着风水上的重大价值。
玉是一种天然矿产，矿物是中药中的一类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里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玉文化。近几年来岫玉通过能工巧匠的精心设计，制成的工艺品、保健品及各种玉桑拿板材、建筑板材等玉产品，不但国内市场极为认可和畅销，而且已打入韩国、美国、日本、波兰等国际市场。

❺ 叶国珍的获得荣誉

叶国珍教授，1951年12月8日生，福建莆田人。是闻名国内外的著名古陶瓷科学与艺术研究学者。现任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官窑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硅酸盐学副理事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杭州萧山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浙江省政协特邀委员、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杭州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南宋官窑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杭州市第二届杰出人才 。
1971年进入浙江美术学院学习陶瓷艺术创作， 1986年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工程系。
1979年，叶国珍的科研项目《瓷器变色釉的研究》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从此改写了自古以来陶瓷高温烧成釉色不能变化的现象，生产了陶瓷新品种——变色陶瓷。
1980年，作品《雪花釉母子羊》荣获浙江省轻纺工业新产品及装潢设计奖。
1981年，科研项目《仿南宋官窑粉青釉色的研究》荣获浙江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奖。
1981年，科研项目《官窑瓷器和变色釉瓷器》荣获轻工业科技成果奖。
1982年，作品《新彩寿星十杯壶》荣获浙江省轻纺工业四新产品优秀设计奖。
1983年，科研项目《免烧彩瓷微孔釉的研究》荣获浙江省科技成果四等奖。
1986年，国家决定在官窑遗址建造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萧山建立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叶国珍任研究所所长。
1989年，由叶国珍担任所长的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开始批量生产官窑瓷器。同年，在北京国际博览会和精品博览会上，叶国珍研制的官窑瓷器分获金奖和银奖。
1990年，作品《尖晶石型Fe-Cr发色高级翠青釉瓷》荣获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三等奖。
1990年，叶国珍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
1991年，叶国珍作为《用杭州紫金土仿制南宋官窑瓷》科研项目的第二发明人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那年获一等奖的是火箭大集体数万人搞的项目。
1991年，科研项目《高级翠青釉瓷及尖晶石型Fe-Cr发色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1992年，叶国珍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叶国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5年，科研项目《中国瓷器的研究》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年，科研项目《中国瓷器工艺起源的研究》荣获中国轻工业科技一等奖。
1996年，叶国珍创办了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继续研究南宋官窑瓷。
1999年，科研项目《中国青釉定位定型开片裂纹瓷及其制造技术》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此后，凭着对古陶瓷艺术的挚爱和对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叶国珍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00年，科研项目《宋代在泉青瓷工艺恢复和产品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0年，作品《拓雕葵口龙盘》荣获首届中国杭州西湖艺术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金奖。
2001年，科研项目《宋代在泉青瓷工艺恢复和产品开发》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2年，作品《十八款系列》荣获首届中国五大名窑大师作品金奖。
2002年，作品《茶具》荣获首届中国茶与茶文化展特等奖。
2003年，科研项目《纳米氧化铝改性官哥窑青瓷及其抗胎裂研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4年，作品《琮瓶》、《茶具》、《贯耳瓶》、《夔龙》荣获2004杭州市优秀旅游商品优胜奖。
2005年，科研项目《南宋官窑工艺恢复与产品开发研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又一举恢复了失传800年的天目釉瓷。
2007年，科研项目《天目釉瓷及高温生成Fe晶相在釉表层呈色技术研究》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8年，叶国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南宋官窑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
2008年，作品《海棠瓶》、《石榴壶》荣获2008年度杭州市优秀旅游纪念品金奖。
2009年，叶国珍荣获杭州市第二届杰出人才称号。
2009年，作品《冰川玉尊》荣获首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
2009年，作品《冰川玉尊》荣获第三届浙江省工艺美术精品奖。
2009年，作品《宫廷茶具》、《故宫旺牛》荣获2009年度杭州市优秀旅游纪念品金奖。
2009年，作品《故宫旺牛》荣获2009杭州市优秀旅游商品优胜奖。
2009年，叶国珍的“南宋官窑瓷烧制技艺”荣获首届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金奖。
2009年，作品《仿南宋官窑夔耳双环三弦尊》荣获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银奖。
2010年，作品《平口梅瓶》荣获第二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
2010年，作品《圆洗》荣获第二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展铜奖。 叶国珍教授的作品和其他陶瓷艺术家作品区别就在于他充分利用自己在恢复南宋官窑时对南宋官窑艺术文化的深入研究。这使他能够很好地把南宋官窑瓷材料应用同设计南宋官窑瓷造型完全地结合起来，制作出尽善尽美的青瓷艺术品。所以有人说他的作品是现代南宋官窑的经典之作，因而被誉为中国碎瓷王。作为当代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的叶国珍先生，他研制的南宋官窑青瓷作品充分体现出厚重的南宋官窑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南宋官窑青瓷艺术形式，收藏家评价他的作品是南宋官窑品质和青瓷艺术精华相结合的结晶品。

❻ 五大名瓷之一官窑

官窑是中国古时五大瓷窑（柴、 汝 、官、 哥 、 定 ）之一。 后宋代的五大名瓷之一，在除去柴窑而加入钧窑，诸如： 官窑出战戟、这种瓷器和汝瓷、哥瓷、宋钧瓷、定瓷合称中国五大名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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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是北宋大观、政和年间， 官府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开设的瓷窑场，后世广意上官窑意指由 中国历代政府营建，为其烧造瓷器的窑场，所生产的陶瓷供宫廷所用。

“官瓷”是一个特定的特谓， 专指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梁所设的官窑所造瓷器， 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 粉青紫口铁足是其特色。

南宋渡江后，江北名窑均毁于战火，景德年前，赐江西昌南镇名“景德镇”， 元代忽必烈又在此设浮梁瓷局，除皇家专造外，还将战争中俘获的所有陶瓷业工匠均发配到昌南居。

后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这个拥有得天独厚的高岭土资源的昌南古镇， 正式成为中国官窑的集中地，千年窑火一直延续至今天，营造出一脉独具特色的昌南盛世。

因此除了有名的宋代官窑之外，亦有辽代官窑、明代官窑等。 官窑产品必须符合皇家的审美观，客观上就限制了陶瓷工匠的艺术发展，清乾隆之后，官窑产品也就逐渐没落了。

官窑起自唐，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 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 “千中选十，百中选一” ，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

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 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 “景德年制”，“枢府’ 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 “景德窑’，“枢府窑” 等。

广义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 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

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 （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 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 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

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 ，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

从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清朝覆亡， 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 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 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

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 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 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 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 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著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南宋时先后设立了“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 南宋官窑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 釉面乳浊，多开片，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 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而采用刮釉垫烧时，足上露胎而呈偏赤铁色，故有“ 紫口铁足 ”之称。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 ，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

瓷器烧制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 ，不论在烧制工艺，还是器具种类方面都达到了高峰，各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品种，如 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 等瓷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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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在位时， 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 ，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

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 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受等级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 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 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同时又 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狭义

严格地来讲 狭义的“官窑瓷” 又分为两种， 御窑瓷和官窑瓷 。两种瓷器均由“官家”督造和采办，所以对民间而言，统称为官窑瓷。但就管理而言，则有非常大的区别。

御窑瓷 ， 是指专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 ，等级森严，均与《车服制》严格对应，错用或擅用均为重罪。

1、 皇家瓷：比如清雍正的“正黄瓷”，就是皇家专用色彩，仅皇帝和太子可以使用。 纹样方面，皇帝所用为五爪金龙，亲王则只能用四爪行龙，且称为蟒（清代仅有“一诏二封”的恭亲王奕?一人享受过赐用正黄和五爪金龙的待遇），凡此种种，得以成系统流传至今的，首推“同治皇帝大婚瓷”；

2、 王府瓷：型制设彩依例专烧，供包括亲王在内的其他皇室成员使用。 文物中著名的“乐道堂瓷”即是王府瓷中的典范之作。

3、 一品宫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多作帝王赏赐之用。早期的宫瓷题材多取自官服上的补服元素，比如武一品的麒麟，文一品的仙鹤等。

民窑瓷用龙多将爪藏于云水之中而不现，可以说是一种皇家礼制与民俗的相互妥协。

官窑瓷，主要是庞大的官僚君体使用，型制要求相对较低，多限于花鸟虫鱼神话等“礼制”之外的题材， 有时皇家会作为“趣味”把玩器采购，但多为官员、富商使用。这一类瓷器，一般由内务府采办，在景德镇设有专门的督陶官，长年烧造。

鉴别

产品有薄胎薄釉和薄胎厚釉青瓷两种，胎质较松，呈紫灰色。 薄胎薄釉青瓷采用支钉支烧，通体满釉，外底留有 3至4个或更多支钉痕。

薄胎薄釉青瓷采用垫饼垫烧，釉多开片不透明，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淡黄和青灰色，纹饰少见，有紫口铁足现象。 器形有碗、盘、洗和各式瓶、炉等，仿古铜、玉器造型较多见。

现指官窑

官窑，毛公洞第一（今江苏扬州一带）。 南宋官窑瓷器沿袭北宋风格， 规整对称，宫廷气势，高雅大气，一丝不苟。 因为胎土含铁量极高，手感沉重，胎土呈深黑褐色，后称”紫口铁足“。 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

釉面多层反复细刮，釉光下沉而不刺眼，纹理布局规则有致，造型庄重大方。 另外”肉腐留骨“（露胎处象死人骨头，俗称”骨董“）也是那时所造。 我们今天所称官窑泛指历朝官府烧造瓷器，其实，历史上仅指南宋时期烧造的瓷器，后世再无此称呼。

拍卖鉴赏

宋 北宋官窑深腹碗.

RMB 166,842,000

北宋官窑传世极少，十分珍稀名贵。 现除上海博物馆有四片瓷片, 台湾鸿禧美术馆有一片瓷片, 中国文物考古部门在北宋官窑的窑址曾发掘出土几件残器和瓷片外, 全世界迄今没有一件完整器，本次参拍的官窑深腹碗，椭圆洗是海外私人收藏的传世精品。 由于北宋官窑是从汝官窑进化而来，故更显珍贵，文物价值、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等远远超过汝窑，可以肯定该官窑深腹碗和椭圆洗（前一件）的市场价值无法估量。

南宋 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

RMB 91,901,160

官窑其色，青润明亮，匀净素雅，方存之间，映出一片雨过晴天，釉见开片，如一缕金线，曼舞游丝，织出那不世之经典。 时有龙泉其窑，已着力学之，后世仿烧之风，更是延续至今。至明一朝，时人多作文章，对其大加赞赏。宣德、成化两朝，景德镇御窑多有仿造，唯形制略小。 入清以后，雍正曾取宫中珍藏，送至景德镇，命御窑匠师按此烧造，如本品形制者，或亦见于其中。

乾隆帝，尤好古珍，下投其所好，进大批宋官入朝，上见而以为真，择其精者，御题诗文。此类之品，久惑世人，直至近年，方得分辨。 1989年，台北故宫作展，录官窑一百四十三件，其中瓶尊等三十件，然或仅四件实为南宋官窑真品。

南宋 修内司官窑海棠瓶

RMB 80,408,000

修内司官窑，也称南宋官窑，烧造时间非常短，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 ， 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 ，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廷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

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 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而修内司官窑的存世量更是凤毛麟角。 此件海棠瓶器身分量极轻，符合官窑薄胎厚釉典型特征，而釉色开片亦达到官窑器的极致，紫口铁足的工艺更是南宋官窑典型特征。虽然经过岁月的磨砺，但其釉面依然保持强烈的玉质感，如玉如翠！

宋 北宋官窑椭圆洗

RMB 74,152,000

北宋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下旨在汝州张公巷建造的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窑胎体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北宋官窑的典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