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号案结果

A. 国际法案例三则： 北海大陆架案、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及荷花号案

1答：大陆架划界自然延伸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围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到大陆边缘外界不到200海里，陆架宽度可扩展到200海里;如果到大陆边缘超过200海里，则最多可扩展到350海里。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主权，归属沿海国所有，但在相邻和相对沿海国间，存有具体划界问题。
2答：大陆架划界公平原则：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政策的第3667号总统公告》指出:"在大陆架延伸至他国海岸或与邻国共处于同一大陆架的情况下，边界应由美国与有关国家根据公平原则予以确定。"自此，公平原则被引入大陆架划界制度。
3答：能同时适用。但在具体适用时自然延伸原则应受到公平原则的调整和制约。

B. 荷花号案的评析

本案涉及属地管辖权和公海管辖权问题。属地管辖即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辖。一国是否可对在其领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辖权呢?国际法承认一国可以根据“属人优越权”(国籍)、保护性管辖原则、普遍性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保护性管辖原则，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决的那样，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的一项绝对的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虽然本案判决超越了刑法的属地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本案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本案的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认当时存在着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明确否定。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管辖。《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二是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但它毕竟不是一国实际领土。而且，“浮动领土”是与“治外法权”相联系的，因此，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C. 荷花号案对国际法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国际法是一个特殊的法律体系，与国内法相比，它具有如下主要特点：内
1、国际法的主体容主要是国家，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还包括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在某些特殊状况下，个人也能够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2、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不是国家之上的法律。即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然后强加于各国。国际法中对国家具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是由国家通过协议制定的。
3、国际法不存在超越国家的强制实施法律的机关，国际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国际法主体本身的行为。当国际法遭到破坏、国际法主体的权利遭受破坏时，国际法主体通过自助或集体制裁，以捍卫国际法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国际法的实施。

D. 荷花号案的判决经过

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德蒙短期监禁(80天)和一笔为数不多的罚款(22英磅)。土耳其内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容较重的惩罚。该案判决后，立即引起法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因法国政府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讯法国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事件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土耳其根据其法律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公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E. 荷花号案的介绍

1926年8月2日，法国邮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与土耳其船“博兹-库特号”碰撞。“博兹-库特号”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当“荷花号”抵达土耳其港口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责值班人员法国海军上尉戴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同“博兹-库特号”船长哈森·贝一并以杀人罪逮捕，并在伊斯坦布尔提出刑事诉讼。

F. 若在同一国家的船，在公海碰撞，中国法院如何适用法律

国际公法中的荷花号案（1927）就是类似这种情形，详情可参照网络。
根据该案，专1952年签署了有关对属碰撞事件管辖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58年的《公海公约》。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管辖。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
若非中国的船只和人员，中国无权管辖
若有，中国可要求管辖，追究其刑事责任

G. 荷花号案的判决依据

1927年9月7日，法院作出判决。法院判称，土耳其对法国“荷花号”的负责船员戴蒙行使刑事管辖权，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则，因此无需考虑对戴蒙的赔偿问题。针对法国的第一项抗辩，法院认为，国际法“远远没有订下一项禁止国家把其法律及其法院的管辖权扩大适用于在其境外的人、财产和行为的普遍规则”，国际法让国家在这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际法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对此加以限制，而在其他情况下，“每个国家在采用它认为最好和最适合的原则方面则仍然是自由的”。
法院认为，虽然在任何法律制度中，刑法的属地管辖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同时，尽管管辖方式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又把各自的管辖权扩展及于在其领土之外的犯罪。因此，刑法的属地管辖并不是一项绝对的国际法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法院认为，土耳其行使管辖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国籍，而是因为犯罪行为的后果产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比作土耳其领土的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国际法上没有规则规定国家只能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犯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即使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至于法国的第二项抗辩理由，法院也不予承认。法院认为，船舶在公海上，即在没有国家能主张领土主权的区域内，除受船旗国管辖外，不受其他国家管辖。但不能说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对外国船舶在公海上作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在公海自由的法律体制下，在公海上的船舶就如同是在船旗国的领土一样，但没有理由说船旗国的权力比属地国的权力更大。因此，在公海上的船舶所发生的事件必须被认为是在船旗国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公海上，而其效果发生在悬挂另一国旗帜的船舶上，或发生在它国领土上，就像发生在两国领土上的事件一样，国际法上没有一个规则禁止犯罪行为效果所及的船舶所属的国家把该行为当作是发生在其领土上的行为。除非有一习惯国际法规则规定船旗国有专属管辖权，而存在这样的规则是没有足够证据的，相反，国家对在外国船上所作出的行为根据本国法律加以处置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因此，国际法并不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土耳其对罪犯行使刑事管辖权。

H. 荷花号案的双方主张

土耳其坚持认为它对本案有管辖权，其法律根据是土耳其刑法第6条。而法国认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因为它试图把土耳其的管辖权扩大到适用于外国人在第三国的犯罪行为，这是违背刑法的属地管辖原则的。此外，国际法承认船旗国的专属管辖权，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公海上的船舶碰撞事件。因此，只有法国才有权对法国船员戴蒙行使管辖权。

I. 普遍管辖的特性

自格老秀斯首次以自然法的观点论证了普遍管辖的价值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援用具有普遍管辖性质的“或起诉或引渡原则”惩治严重国际犯罪。十九世纪以来，这种管辖权的运用形成一种习惯国际法，如世界各国对海盗罪行使的管辖权。二十世纪以来，习惯国际法的规则逐渐为国际公约的内容所取代，普遍管辖权的运用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的审判使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以色列法院对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希特勒政府“犹太人中心事物局”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参与和屠杀四百万犹太人而被控犯有“反人道罪”，他本应受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由于其潜逃在外，故纽伦堡法庭的管辖权未能实现。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局获悉艾希曼化名隐藏在阿根廷，便派人将艾希曼逮回以色列进行审判，并由法院判处其死刑。尽管以色列法院对艾希曼的审判并无法律上的管辖依据，因为以色列既非犯罪行为实施地、又不是犯罪行为人所属国，更不是被害人所属国或犯罪行为实施的对象（艾希曼屠杀犹太人时，以色列尚未建国），但国际上对以色列法院审判艾希曼所适用的管辖权则少有疑义。这个审判实例恰好揭示了普遍管辖权不同于一般刑事管辖权的特性。 普遍管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适用上的“国际普遍性（或称为广泛性）”，这种广泛性表现为管辖权行使的广泛性以及针对国际犯罪适用管辖的广泛性。传统的刑事管辖通常以衍生于国家主权的领域或属人（积极的属人和消极的属人）为前提基础，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任何国家均享有属地优越权（或称领土最高权）或属人优越性。正如1927年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所说的，“一个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行使它的权力；”管辖权“不能由一个国家在它的领土外行使，除非依据来自国际习惯或一项公约的允许性规则。”这种情况表明刑事管辖权的适用受制于国内刑事管辖原则的规制，对于那些与国内刑事管辖毫无牵涉的罪行无法行使管辖权，事实上这种状况已无法满足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需求。根据普遍管辖的理论，世界各国均有权追诉那些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因为这类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国家或某个个人的侵犯，而是对整个人类的安全和秩序的破坏。因此，普遍管辖的适用不再考虑犯罪地、犯罪人及受害人等具体的管辖因素，每个国家都可以对国际犯罪实行管辖。普遍管辖权的应用具有一种强烈的国际性，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地域、国籍、利益管辖适用上的限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刑事管辖权的施展空间，为有效制裁国际犯罪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
普遍管辖原理上的独特性是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因而有学者指出，对行为人的处罚性不顾行为的时间和地点是国际刑事责任的必要因素。普遍管辖权是世界各国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权利，是国际刑法基本理论的展现。国际社会之所以需要国际刑法，是因为它明确禁止某些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而且为世界各国联合制裁国际犯罪提供了统一的依据与保障。普遍管辖权的广泛应用则是国际刑法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尽管国际公约与国内刑法设定的普遍管辖依据具有广泛的国际适用性，而且有利于制裁国际犯罪，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普遍管辖权的适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刑事管辖原则，是国内地域管辖、国籍管辖和保护管辖补充适用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普遍管辖的适用应避让其他管辖的优先地位，尽可能地避免与其他管辖原则的适用产生冲突，从而实现国际社会设立普遍管辖的宗旨。由此可见，普遍管辖在实际运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管辖罪行的限制。适用普遍管辖应追诉哪些罪行，历来是国际学界广为探讨的课题，因为有关“国际犯罪”的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所以国际罪行的确认成为普遍管辖适用的限制因素之一。普遍管辖权的适用滥觞于海盗罪的惩治，海盗罪是最早被国际社会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自此，国际社会在界定适用普遍管辖的国际犯罪时，往往以海盗罪为蓝本，主要考虑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
第二，国家主权观念的限制。从理论上讲，普遍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并不矛盾，因为普遍管辖权是由各个主权国家通过缔结公约而行使的一项权利，而且普遍管辖权的适用范围又仅限于国际犯罪。然而，管辖权以主权为依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有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情况下行使管辖权的主权权利。普遍管辖权的行使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当一个国家自认为是其管辖权的主权权利行使时，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认为是对其属地或属人权威主权的侵犯，这种情形使普遍管辖的适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个问题在于，由于世界文化的差异和法制模式的不同，国际社会关于国际犯罪的概念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国家担心其他国家肆意扩大国际犯罪的解释进而扩大其司法管辖权，有意或无意地干涉了本国对案件的管辖权，故而限制普遍管辖的实际运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完全确立普遍管辖原则，不仅在法律上存有实际的困难，而且在政治上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第三，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限制。实际上普遍管辖在扩大一国管辖权适用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在控制和惩处国际性犯罪方面的义务。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每个国家的警察和司法机关都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同犯罪作斗争，因而对于与犯罪行为无关的第三国是否愿意行使管辖权，对各国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因为巨大的司法压力和经费上的困难，往往使得一些国家望而生畏，不愿承担这种额外的义务。特别是证据的提取、搜集和使用的复杂性加重了他们顺利完成特定司法任务的难度。每一步复杂的刑事司法协助程序，无疑给当事国家增加了许多法律程序上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有些国家往往不愿行使普遍管辖权。即使有些国家在特殊的场合有兴趣对某些案件行使普遍管辖权，这种管辖与其说是司法需要，不如说是政治需要。
此外，关于非国际公约缔约国能否行使普遍管辖权的问题也涉及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限制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不应仅局限于公约的缔约国，非缔约国也享有起诉劫持航空器、恐怖主义、种族隔离、酷刑和危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等国际犯罪的权利。这种观点认为，首先，多边公约没有反对非缔约国依照条约审判和处罚罪犯；其次，国家认识到应适用普遍管辖罪行的实际存在，其行使管辖权不是依据条约或公约，而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再次，非缔约国行使普遍管辖权虽然缺乏各种学理支持，但从国际法的渊源上获得支持，即国际社会对惩治国际罪行的共识。我们认为，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其中涉及的问题是，一项条约能否为非缔约国创设权利和义务。如果一项条约（或几项条约）所包含的规则为国际社会普遍赞同，那么这些规则可能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性质，因此对非缔约国也具有拘束力，如关于战争习惯与规则的1907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和《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规则》，以及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因为在有些国家习惯国际法可以作为本国法律的一部分，而条约却需要立法行动才能在国内法中适用。因此，尽管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较为匮乏，但非缔约国基于惩治国际犯罪的共同责任，并根据习惯国际法行使普遍管辖权，一般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

J. 荷花号案的判决结果

1·诉讼主张。法国政府认为，根据1923年7月24日的《洛桑和约》第15条的规定，“在土耳其与其他缔约国之间有关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应根据国际法原则解决。”法国提出下面三个诉讼主张：
（1）国际法不允许一个国家单纯以受害者具有其国籍为理由对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
（2）国际法承认船旗国对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排他的管辖权；
（3）上述原则特别适用于碰撞事件。
国际常设法院在诉讼中驳回了法国提出的上述主张，判定土耳其惩罚戴蒙上校的行为没有违反国际法。国际常设法院的判决包含三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国际法和国家管辖权的理论；第二部分是关于国际法是否存在禁止国家对外国人在国外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的原则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船旗国对公海碰撞事件是否具有专属管辖权问题。
关于法国的第一项主张，国际常设法院指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来自国家在条约或在获得普遍接受为明示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这些规则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国家的独立是不容限制的。
“国际法加之于国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限制是：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他国领土内行使权力，不存在相反的允许性规则。从这个意义说，管辖权是具有属地性的。国家不能在其领土以外行使管辖权，除非能从国际习惯或从条约中找到允许这样做的规则。……”
关于国际法是否存在一个规则禁止国家对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的规则的问题，国际常设法院认为这个规则是不存在的。国际常设法院指出：“如果国际法包含一个禁止国家把其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权扩大适用到境外的某些人、财产和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如果国际法允许国家在特定场合可以这样做，作为对这个一般性禁止规则的例外，这个观点才可以站得住。但当前国际法所持的观点不是这样。国际法不但没有禁止国家把它的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权扩大适用于在它境外的人、财产和行为，还在这方面给国家留下宽阔的选择余地。这种选择权力只在某些场合受到一些限制性规则的限制，但在其他场合，每个国家在采用它认为最好和最合适的原则方面是完全自由的。”
法国认为土耳其必须能够找出一个允许它对国外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法院认为在实践上这是办不到的，这只会瘫痪了法院的工作，使它不能在国内行使其民事和刑事的管辖权。国际常设法院指出：
“真的，所有法律体系都认为刑法上的属地性是很基本的，但同样真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他们的司法权力扩大到在其境外发生的犯罪行为，而在作法上又各不一样。因此，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上的绝对的原则，这与领土主权不是完全一致的。”
国际常设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这是在公海发生的两只悬挂不同船旗的船舶的碰撞事件。其中一只船被认为是犯罪者，另一只船被认为是受害者。法院分析说：
“对于法国提出的第一个主张，法院认为没有考虑之必要，即使这个意见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对本案来说，国际常设法院的看法就有所保留了。在本案中，除非国际法有条规则禁止土耳其对犯罪行为的效果发生在其船上、从而等于发生在其领土上一样的事实也不能考虑，那种说法才可以适用。但在上述情况下，即使犯罪者是外国人，土耳其刑法也是无可争议的。国际法不会有这样的规则。反之，许多主张在刑事立法上严格适用属地原则的国家的法院都对刑法作这样的解释：
犯罪者在外国领土上作的犯罪行为，只要有一个犯罪因素发生在其领土，就可被认为是发生在本国领土。……当犯罪效果发生在土耳其船上的时候，不能只因为戴蒙上校是在法国船上，就认为国际法有一条规则禁止土耳其对戴蒙上校进行惩治。法院认为，从所谓属地原则去看，土耳其惩罚戴蒙是正确的。”
关于法国的第二项主张。国际常设法院认为，根据国际法，在公海上，除了船旗国以外，船舶不受其他国家管辖。根据海洋自由原则，公海上是没有领土主权的。任何国家也不能对公海上的外国船舶行使管辖。如果一只军舰，偶然在公海上遇到一只本国船和一只外国船发生碰撞，该军舰派官员登上那只外国船进行调查和取证，这种行为无疑是违反国际法的。但不能说，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对外国船舶在公海上作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在公海自由的法律体制下，在公海上的船舶就好像是在船旗国的领土一样，但没有理由说船旗国的权力比属地国的权力更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公海上的船舶所发生的事情必须被认为是在船旗国领土上发生的事情。“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公海上，而效果落在悬挂另一国船旗的船上，或落在他国领土上，就像发生在两国领土上的事情一样，国际法上没有一个规则禁止行为效果落在其船上的国家把该犯罪行为当作发生在它的领土。除非有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规定船旗国有专属性的管辖权，法院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个规则是存在的，无论从学者学说，或从判例都找不到这样的规则。
反之，国家对在外国船上做出的行为根据本国法律加以处置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有些条约给船旗国保留专属性的管辖权，那只是授予特定国家的国有船舶对公海上另一个国家的船舶的一种特殊的管辖权力，不能认为是一项明示的法律原则。法院认为法国提出的第二个主张不足以证明存在一条禁止土耳其惩罚戴蒙上校的国际法规则。
关于法国提出的第三个主张，法国认为公海上的船舶碰撞事件，通常由民事法院管辖，很少由刑事法院管辖、惩罚通常是由船旗国法院执行的。国际常设法院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即使如法国代表所提到的判例，那只能认为是那些国家放弃对这类案子行使管辖，而不能认为是这些国家接受了这个义务和受这样的习惯法规则约束。相反的事例倒是很多的。法院认为国际法上不存在船舶碰撞事件由船旗国专属管辖的规则。就本案来说，案情的实质就是：戴蒙上校受到惩罚的行为是由于疏忽和过失造成的，该行为发生在法国船荷花号上，而其后果则落在土耳其船博兹一库特号上。“这两个因素在法理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它分割开来，这项犯罪行为就不存在了。……不给任何国家专属管辖权，也不限制发生事情的两只船的任何一方的本国行使管辖权，正是考虑到公正的需要和有效地保护两国的利益。很自然，每个国家都可以行使管辖权，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这个事件，这正是一件共同管辖的案件。”
法院的结论是：法国提出的论点是不确切的，不能产生排除土耳其对戴蒙上校进行惩罚的原则。必须指出；国际法不存在1923年7月24日《洛桑和约》第15条意义内的排除土耳其行使审讯的原则。由于没有这个原则，土耳其根据国际法赋予每个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之权进行审讯，没有违反特别协议上所指的国际法原则。鉴于法院对第一个主张作了否定的答复，第二个主张就没有回答之必要了。
法院判决表决时，双方票数相等，由院长的可决票决定，判决：
（1）1926年8月2日法国船荷花号和土耳其船博兹一库特号在公海上发生碰撞后，荷花号到达伊斯坦布尔时，由于博兹一库特号的沉没和8名土耳其人的死亡，土耳其根据土耳其法律对碰撞发生时荷花号的值班官员戴蒙上校进行审讯，没有违反1923年7月24日《洛桑和约》第15条。
（2）土耳其没有违反国际法，不用对其惩罚戴蒙上校一事判处金钱上的赔偿。
本案是国际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国际法上的问题有：
(一)土耳其有权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管辖权
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的排他性的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可性规则。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为的效果及于一般悬挂他国旗帜的船舶，就必然适用在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时适用的同样原则，因而，国际法没有规则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对罪犯行使管辖权。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于发生在该外国船的国籍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就等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
(二)土耳其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领土主权的实质是，任何国家未经一国作出明示的许可，是不得在该国领土上地使主权行为。同时，每个国家根据领土主权，有权把发生在国外的行动纳入其本国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围之内，即一国把管辖权扩大到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却发生在本国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根据国际法必须给予无条件尊重的外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这个国家不是在外国领土上行使主权行为，而只是在自己领土上行使管辖权。根据《土耳其法典》第6条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时，若土耳其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应受惩罚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则应受惩办。所以，法院在承认根据国际法船旗国对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内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辖权的同时，又承认土耳其行使管辖权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国籍而是基于犯罪行为的效果产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与土耳其领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对海洋法产生影响
本案判决后不久，国际上十分重视。1952年签署了有关对碰撞事件管辖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58年的《公海公约》。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管辖。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