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辟疫
Ⅰ 辟毒疫温鬼,不梦寤寐是什么意思
梦是心中想有所思有所梦，你的梦预示着你的生活中会有贵人相助，而且你的事业会有所成就。
Ⅱ 烟花爆竹是如何辟瘟疫的
【历史渊源】抄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段记载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其实，这完全是由古人的误解所致。
据《神异经》说，古时候，人们途经深山露宿，晚上要点篝火，一为煮食取暖，二为防止野兽侵袭。然山中有一种动物既不怕人又不怕火，经常趁人不备偷食东西。人们为了对付这种动物，就想起在火中燃爆竹，用竹子的爆裂声使其远遁的办法。这里所说的动物，名叫“山臊”。古人说其可令人寒热，是使人得寒热病的鬼魅，吓跑山臊，即驱逐瘟邪，才可得吉利平安。
到了唐初，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点燃后使其发出更大的声响和更浓烈的烟雾，结果驱散了山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最早雏形。以后火药出现，人们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填充在竹筒内燃烧，产生了“爆仗”。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 “编炮”(即鞭炮)。关于爆竹的演变过程，《通俗编排优》记载道：“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
Ⅲ 辟疫出自哪本医书
B1出自哪本书？出出自一本一本医疗的书记的书记
Ⅳ 古代瘟疫是怎么回事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应该是一些急性传染病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Ⅳ 瘟疫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鼠疫
免疫接种：目前我国选用菌苗是EV76鼠疫冻干活菌苗，由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所生产，免疫有效期为6个月，在鼠疫流行期前1～2个月以皮上划痕法进行预防接种。预防接种的范围：
a.在发现人间或动物间鼠疫的地区，人群进行普遍接种。
b.进入鼠疫动物病疫区工作或捕猎的人员，在工作之前两个月内完成预防接种。
c.从事鼠疫强毒实验室工作人员。
禁忌症：
a.体温37℃以上，周身不适者。
b.患急性传染病者。
c.严重心、肝、肾及结核病患者。
d.妊娠前6个月及哺乳期、月经期。
e.体质极度衰弱者。
f.怀疑感染鼠疫或潜伏期内者。
1.人间疫区处理；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和较典型的鼠疫临床症状，不能排除鼠疫者，可确定为疑似鼠疫病人，其所在地为鼠疫区，在当地党政领导、卫生防疫、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疫情指挥部的领导下，划定大小隔离圈，封锁隔离，并对在9日内与鼠疫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实行健康隔离和预防性投药治疗，如有离开本地者，应通报追踪，就地隔离留验。在大小隔离圈内对鼠疫患者所用的各种物品均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最后的处理（化学、高温、高压），尸体经消毒，焚烧后深埋，并对周围环境进行彻底的卫生清扫和灭鼠灭蚤。以切断再传播的途径，当最后一例病人经疫区处理后九天，再无新发病人，可解除隔离。
2.动物间疫区处理：在动物鼠疫流行区包括血清学阳性的现疫流行区进
行投药，彻底的灭鼠灭蚤，尤其是流行区内的居民点和交通要道周围，根据可能污染的范围，对直接接触者限制外出，监视九天。在当年有鼠疫动物病流行的地区，禁止私自猎獭和剥食，作好人群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防止人间鼠疫的发生。
登革热
降低体温
对高热患者宜先用物理降温，如冰敷、酒精拭浴，慎用止痛退热药物。对高热不退及毒血症状严重者，可短期应用小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如口服泼尼松。
2.补液
对出汗多、腹泻者，先作口服补液，注意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必要时应采用静脉补液，纠正脱水、低血钾和代谢性酸中毒，但应时刻警惕诱发脑水肿、颅内高压症、脑疝的可能性。
3.降低颅内压
对剧烈头痛、出现颅内高压症的病例应及时应用20%甘露醇注射液快速静脉滴注。同时静脉滴注地塞米松，有助于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对呼吸中枢受抑制的患者，应及时应用人工呼吸机治疗。
登革热是一种具自限性倾向的传染病，无并发症患者的病程约为10天。本病通常预后良好。死亡病例多为重型患者。
Ⅵ 辟疫出自哪本书
叶天士的温热论里面有有关于辟疫
Ⅶ 现在，在疫苗出来之前，国内有没有什么真正管用的能用于防疫辟疫的产品呢
现在在疫苗出来之前，国内并没有真正用于防疫的产品这是真的。所以不要上当受骗，内有些网容上很多都是有这种诈骗的信息。我们还是要相信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信息，不要相信一些小道消息。以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金钱受到损害。
Ⅷ 古代时疫是什么病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见《温疫论》。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8)丁香辟疫扩展阅读
“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
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Ⅸ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辟邪的
第四：鸡头狗血
鸡狗都是家养禽畜，但是在古人观念中，它们的来历非寻常动物可比。纬书《春秋运斗枢》称“玉衡星散为鸡”，《春秋考异集》则谓“狗，斗精之所生也”。如此秉赋，是与人们将它们身上的某些部份作为法宝
用有直接联系的。狗血作为辟恶破妖的法宝，《史记》中已有记载。秦始皇杀狗课四门以御凶灾便是一例。此后，杀狗涂血于门户上，一直是民间辟除不祥或抵御邪恶的基本方式之一。俗信又以为狗血鸡头是化解妖气的最简便办法，特别是雄鸡头，黑狗血更具功效。倘遇上“妖人”使用法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时，也可将
狗血泼去，破其妖术。民俗中鸡血与狗血共同使用以厌妖邪的现象也很普遍。
第三：小豆
古人称豆为寂，但是据《广雅》、《博雅》等书的进一步辨析，还有大豆称寂而小豆名答的区别，凡黑豆、黄豆、青豆等，都属大豆，如赤豆、绿豆、白豆、豌豆等，就属小豆。在中国民间传统风俗里被看作有神通有灵验的豆，都是小豆。此外，本土佛教信仰和习俗内，也有用黄豆作“舍缘豆”派用处的。
小豆的神通首先在于辟瘟避疫。如《杂五行书》云；“常以正月旦，亦以辟疫病甚灵验。正月七日，七月七，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经无病，令疫病不相染。”显然，这种有时讲究、男女区分等条件的小豆施术，并不是药物上的观念。再如《岁广记》曰：“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十粒，止赤白痢疾”，其理相同。还有接指认赤小豆就是厌鬼物的说法，《岁时杂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豆粥厌之。”此前我们已知，服赤豆限于冬至，凡正旦、元宵、七夕、立秋均有眼之辟疫的灵验，原来它正是．“疫鬼”最害怕的东西。这个传说不但在中国很流行，而且在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即使在今时今日，在那里的民俗中也广有”撒豆驱鬼“的行为，只是所驱的鬼各有不同而已。
第二：桃木
桃木亦名“仙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制鬼材料。桃木所以具有这等神力，根植于古人认定桃树为百鬼所惧的神秘观念。在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解释里，这种观念的依据大致有三种类别。因为和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详叙了。本段主要讲述的是发挥桃木伐邪镇鬼功能的方式：
1) 桃板。亦称“桃版”、“桃符”、．“桃符板”等，系用桃木削成的厌胜物．成对使用。板上画上神荼兄弟(传说中的驱鬼之神)的像，使之压邪。当然，众所周之，后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春联”“对联”了。
2) 桃印。亦名“桃印符”，用桃木刻成的印钮，涂以红、蓝、黄。白、黑五色并写有辟邪咒语，钮间穿孔。逢端午节时，单只使用，方式是用彩绝将桃印系在门上或帐屏间，起驱凶撵鬼的作用。
3) 桃役。用桃木做成的佩饰性厌胜物，瓜形，多棱，刻有铭文，内容多祈福壤灾乏辞。使用方式是夏历正月佩戴在身上。从《韩诗外传》记述可知，此俗在春秋时已经风行，后来的桃木制刚卯，是其遗制。
4) 桃人。亦名“桃梗”、“桃偶”，用桃树梗刻成的厌胜物。状如人形，大小随意。使用方式是夏历除夕或正旦时，立于门侧，以辟凶邪。从《庄子》、《战国策》等书的记述中可知，此俗在战国时已流行。有些地区的民间建宅习俗中，也派桃人的用处，方式是在门墙上或梁柱间开个小洞，放个小批人．过去，再封住，认为可辟凶鬼，保住宅院的安定。
5) 桃核。截取桃树上的枝杈，毋需加工，就是现成的镇鬼物。《庄子》上说，在家门口插上挑枝，儿童进门不害怕，鬼却因此生畏却步。此外，古人还用桃枝洗澡，以为可避邪气。
6) 桃弓。又名“桃弧”，用桃木制成弓形厌胜物，和棘制的箭形庆胜物配套使用。《左传•昭公四年》记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的仪式，“灾”之含义，似比鬼的概念还要宽泛些。
7) 桃□。用桃木棍和禾穗复合制成的法宝，状如答帚。《左传》、《礼记》和《周礼》等书上，均有用桃热拔除不祥的记载。桃前的使用场合，致有临丧吊唁和杀牲取血两大类。古人认为死人的事总是与鬼魂之类相关联的，凭吊死人前，须用镇物，方可确保活人不受侵害，而桃前便有这种镇鬼的威力。杀牲取血为盟誓用，然而也怕有不祥，桃前起到被除的作用。古时候，手执桃前做拔除工作的，多为巫视等官员，但后来挑前渐渐变成了道土的法器，也就是拂尘的前身了。
8) 桃木剑。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的用途了用桃木削制的“捉鬼”或“斩鬼”的法宝，和“桃印符”、苇索等配套使用，这已是“牛鼻道人”之类手中的物事了，但取义源于古人笃信桃木有镇鬼的神力。
9) 桃汤。《荆楚岁时记》里有正月初一饮桃场以避邪气的描写，究竟是用桃子抑或桃胶、桃木熬场，今已无考。此外，民间巫祝之禁劾方术中，还有用桃场洗澡以解鬼迷的办法。
第一：铜镜
在重多法宝中，铜镜的驱邪能力是最强的。
古代中国人长期使用铜镜，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铜镜的法力从何而来，古人的种种解释多与其制作者相联系。
铜镜的神明妙用，首先在于它能“观照妖魁原形”。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顺此思路，照妖镜又成了应用广泛的禁劾物，比如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部位，多嵌有一块“护心镜”，一方面，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再比如，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的民居建筑习俗，在中国许多地区盛行，甚至直到今天，这块具有镇邪驱怪意义的古老的禁刻物，还常常出现在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只不过镜子的材料已由熟铜变成了玻璃。
又比如，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新娘穿着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在花轿进入婆家大门前，还要由专职人员用铜镜在轿厢内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一遍；用作合晋的洞房里，一面大铜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器物。此外，铜镜也被使用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人们将其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的四角，这些安排均出于辟邪的需要吧。
Ⅹ 古人怎么治瘟疫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