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玫瑰戏剧

① 舒伯特音乐作品有那些

《美丽的磨坊少女》、《野玫瑰》、《普罗米修斯》、《魔王》、《鳟鱼》、《菩提树》、《天鹅之歌》、《未完成交响曲》、《死神与少女》、《鳟鱼》、《冬之旅》、《流浪狗》等等。

1、《美丽的磨坊少女》

美丽的磨坊少女叙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天真少年对爱情的憧憬与幻灭的过程。流浪的少年在河边磨坊邂逅了磨坊主人的女儿，因着她的美丽，他不再流浪，期盼这份蕴藏在心中的情感有个美好结局；怎奈这份憧憬却让一个突然到来的猎人粉碎。

痴情少年抱着患得患失、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开始放逐自己，他沿着河岸走下去，爱情的幻灭让他痛不欲生，最后只好殉情，投入小溪流的怀抱中。舒伯特笔下的乐声，便把这出精致的“歌曲小说”经营得非常感人。

舒伯特在创作之时，赋予每一个角色固定的调性。例如小溪流用G大调表示，这条溪流引他进入一个爱情的漩涡，听过他的低声细诉，也提供他生命的最后归宿。心情愉快时表现磨坊用C大调，哀伤时则用C大调的关系小调A小调。描述爱情的幸福时一定是A大调，猎人的出现则用C小调。

2、《死神与少女》

《死神与少女》（亦称《d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一部由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共分为四大乐章。这首四重奏，d小调，作品编号D810，因第二乐章主题旋律与舒伯特1817年创作的歌曲《死神与少女》类似而具标题。作于1824-1826年，1826年2月1日在维也纳约瑟夫·巴尔特的家中首演。

3、《冬之旅》

舒伯特的《冬之旅》是德国艺术歌曲文献中最重要的连篇套曲，其在诗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声乐与钢琴的相互补充、音乐优美与深度兼顾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顶峰。

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美丽的磨坊女》和舒曼的《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和《连篇套曲Op.39》，但在规模上都不如它庞大丰满。为了表达原诗的情感，作曲家在节奏、旋律、织体、调性方面都根据原诗的情绪进行了处理。使其在情感上产生更强的感染力。

4、《魔王》

舒伯特根据歌德的同名诗所创作的叙事曲。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著名的浪漫乐派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600多首歌曲，开创了艺术歌曲发展的新纪元。《魔王》作为他重要的代表作品，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试从多个角度讨论作品中各音乐要素的特点，浅析该作品创作的风格特征。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根据歌德同名诗创作，作于1815年。当时作者只有18岁，这首叙事曲被编为作品第1号。全诗的故事情节：父亲怀抱发高烧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里骑着马飞驰，森林中的魔王不断引诱孩子，孩子发出阵阵惊呼，最后终于在父亲怀抱中死去。

歌曲采用通谱手法，一气呵成，气势宏大。诗歌中叙述者、父亲、孩子及魔王四个不同角色由不同的音调体现出来。作者充分展示了戏剧性的情节，如钢琴伴奏模拟马蹄疾奔的节奏贯穿全曲，低音奏出的风声描绘出夜幕中的森林冷风飒讽、咄咄逼人的情景，烘托出沉闷恐惧的气氛。作者还以小二度上行模仿孩子的惊呼，形象地刻画出孩子愈加惊恐的神情。

5、《鳟鱼》

《鳟鱼五重奏》，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了著名的艺术歌曲《鳟鱼》。这部为钢琴与大、中、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所做的作品共分五个乐章，以第四乐章最为著名。在原作的歌曲中，作者先以愉快的心情，生动描绘了清澈小溪中快活游动的鳟鱼的可爱形象；

而后，鳟鱼被猎人捕获，作者深为不满。作者用分节歌的叙事方式表达了他对鳟鱼的命运无限同情与惋惜的心情，揭示了歌词深刻的寓意：善良与单纯往往要被虚伪与邪恶所害。

舒伯特这首A大调五重奏与通常的钢琴五重奏不同，不是那种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标准形式，而是钢琴与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样四件弦乐器的组合，亦即比标准形式少了第二小提琴，而以低音提琴取代。再者，这首曲子有五个乐章，这一点也与众不同。因为第四乐章是采用舒伯特本人的歌曲《鳟鱼》的旋律而作主题与变奏，所以此曲俗称《鳟鱼五重奏》。

② 找中国话剧的发展史

关于现代话剧的发展简况

1．文明新戏时期

话剧是一种西方的戏剧形式，19世纪末由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引入中国。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织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话剧团体。他们演出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戏曲，而主要适应于现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戏剧形式，被称为"文明新戏"或"文明戏"。1910年由任天知发起，有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参加的进化社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他们以"知天派新剧"为旗号，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早期的创作与演出模式：强调现场的宣传作用，强调演员的即兴表演（采用"幕表制"，即不用剧本，只用演出提纲）。这种具有"街头剧"特点的"广场戏剧"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衰落。1914年，现代话剧又出现了一个以现代大都市上海为中心、以职业化与商业化为特色的"甲寅中兴"，其中，以郑正秋导演的《恶家庭》为代表的家庭剧风行一时，并创造了文明新戏的最高票房纪录。也正是由于文明新戏的商业化倾向，过于迁就小市民的欣赏趣味，以及艺术上的粗糙和演员的堕落，终于失去了观众。

2．爱美剧时期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特别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后，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传统旧戏，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戏。1920年秋，原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1921年，著名的文明戏演员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萧伯纳的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意外失败后，与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发起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同时出版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戏剧刊物《戏剧》月刊。为避免重蹈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的覆辙，他们大力提倡非营业性质的爱美剧（爱美，即Amateur的译音，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北京清华学校为代表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 3．小剧场运动时期

小剧场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与日本，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戏剧，从而占据剧坛主导地位的一次戏剧革新运动。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的形式进行艺术实验，建立起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小剧场运动剧本创作的重视，培养了田汉、丁西林等著名的剧作家。胡适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的《终身大事》是现代话剧最早的创作剧本。创造社的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以"诗人写剧"而著称的剧作家。与当时现代话剧多以悲剧和多幕剧为主的情况不同，丁西林则创作出了在艺术上十分成熟的独幕喜剧。小剧场运动以爱美剧形式进行过各种艺术实验，建立了不同于文明新戏的话剧体制，其核心是以"导演制"取代"明星制"。

4．左翼戏剧运动时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激发起了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或称"新兴戏剧"、"普罗戏剧"）的口号，1930年8月，又联合辛酉、南国等剧社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后改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成为30年代最为有名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力量，他们掀起的左翼戏剧运动，也成为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戏剧运动以提倡"戏剧的大众化"为特色，在各个领域向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在工厂建立有工人剧团（蓝衣剧团），在农村有熊佛西以"露天剧场"的形式实验的"农民戏剧"，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建立有八一剧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有"国防戏剧"的提倡。这时期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回春之曲》和《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和作者田汉和洪深。

5．剧场戏剧时期

剧场戏剧（即"大剧场"演出）以职业化和营业性为特点，是中国话剧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其必备条件有二，一是必须是一种艺术，二是必须有票房号召力。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剧本的创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从1929年开始的，但真正得以实现则是在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面世之后，这就是《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达到了文学性与舞台性、艺术性与欣赏性的高度统一。剧场戏剧的重要作家除曹禺外，还有夏衍、李健吾等。

6．广场戏剧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话剧再次向"广场戏剧"倾斜，并出现了三次高潮。

一是抗战初期，组织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分赴各地成为当时戏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茶馆剧、游行剧、谐剧等多种样式，其中，被称为"好一计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最为有名。

二是抗战中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以秧歌剧和民族新歌剧以形式的广场戏剧最为活跃，其中，秧歌剧的代表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民族新歌剧的代表则是《白毛女》以及《赤叶河》、《刘胡兰》等。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的高涨，具有极强的政治的广场活报剧成为当时戏剧的主要形式。这时期，职业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都具有广场戏剧的特点，也是学生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

7．剧场戏剧再兴时期

在广场戏剧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在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剧场戏剧在大中城市也继续得到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剧的创作繁荣，主要代表有郭沫若的战国史剧、阳翰笙的太平天国史剧、阿英的南明史剧等。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繁荣，主要代表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天涯芳草》，以及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田汉的《丽人行》等。三是讽刺作品的繁荣，主要代表有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老舍的《残雾》、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等。此外，沦陷区以《秋海棠》为代表的"市民化"戏剧创作和演出也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态势，正好与后来解放区戏剧的"农民化"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倾向。

三、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以及尚?/ca>

③ 话剧的发展阶段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同盟会会员苗天雨、冯迪汉率团到辽阳市广德茶园（辽阳大观楼），演出话剧《波兰亡国惨》、《民国魂》等。话剧传入辽宁之后，各地爱好者纷纷组织话剧演出活动。民国5年（1916年），大连的陈非我发起组织话剧社，并任社长，社员大多是该市商绅及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演出的剧目有趣味剧《醉鬼捉奸》，正剧《青楼侠妓》、《湘江泪》、《猛回头》、《异母兄弟》等。民国11年（1922年），抚顺青年会附设小学于抚顺西戏楼演出《恶姻缘》、《逆伦案》等。
民国14年，欧阳予倩到大连、沈阳等地给当地戏剧界和爱好新剧的青年演讲平民艺术，传播现代话剧。沈阳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光奇（女）和女师同学被吸收参加“奉天青年会”组织的话剧团，演出话剧《秋瑾和徐锡麟的故事》、《孔雀东南飞》、《谁之罪》、《求婚》等。欧阳予倩还与张光奇同台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回家之后》等。同年2月，欧阳予倩应大连中华青年会邀请，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辽宁各地均组织业余话剧团体，演出十分活跃。 1919年（民国8年），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源自amateur=业余爱好者）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同年胡适发表了独幕剧《终身大事》为他们主张的代表。《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 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
1926年（民国15年）2月，辽宁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爱美剧社于大连正式成立，社长为马殿元、副社长王权祥、导演部主任吕馥棠。1927年（民国16年）5月，爱美剧社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筹备平民教育基金，于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在今民主广场）演出，上演反映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悲剧《千秋遗恨》等话剧。民国18年9月，车向忱组织“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奉天郊区大韩屯等地演出《改良医院》、《盲》等话剧。
1928年洪深创造性地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1929至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话剧开始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后，戏剧工作者于当年8月7日在上海上演《保卫卢沟桥》，并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战。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汇聚武汉的进步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与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组织及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演出相结合，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形成空前壮阔的大普及局面。1938年10月第一届戏剧节上演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轰动一时，可谓这时期剧目的代表。
1939年后话剧运动重心开始转入城市，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在重庆成立，话剧演出剧场化。《一年间》（夏衍）、《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夜上海》（于伶）、《雾重庆》（宋之的）等一批优秀剧 目诞生。1939年（民国28年）夏，金山龙、杨若朱、王宗仁等人创立沈阳业余话剧团，上演丁西林的旬幕话剧《无妻之累》。该团后与奉天话剧团合并，改名为国际剧团，先后在南市国际剧场（今辽艺剧场）演出由李乔、金山龙任编导的《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话剧。之后，庄河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演出《和睦家庭》和《家》，本溪徐殿林自编自演话剧《爱情三部曲》，鞍山进步作家阎力夫组织了众声话剧团，演出他创作的话剧《警惕》等。
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3年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带来营业演出的新特点。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各剧团连续演出《屈原》（郭沫若）、《北京人》（曹禺）、《天国春秋》（阳翰笙）、《法西斯细菌》（夏衍）、《戏剧春秋》（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剧目150余台。1944年2~4月，广西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28个文艺团体演出话剧27台，是一次话剧艺术的大型展览与检阅。在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突出表现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这一时期，伪政权组建三大御用剧团“大同剧团”（长春）、“剧团哈尔滨”、“奉天协和剧团”，均隶属伪协和会。“奉天协和剧团”建于民国27年9月，全团百余人，“负有完成协和会文化方面的重大使命”。主持人原笃（伪满洲国剧团协和会委员长）、瑞山进、安田均系日本人。是年11月举行小公演，剧目为《除夜歌声》。民国28年6月，举行首次大公演，剧目为《东宫大佐》、《在牧场》；同年12月举行巡回大专演，剧目为《从军伍》、《血轨》等。这些剧目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的。截至民国30年，该团共创作演出了20多个剧目。从民国30—32年间，该团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雷雨》、《萌芽》、《欲魔》等。民国31年（1942年）在奉天演出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内容是揭露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日本演出此剧的本意是想宣扬英美列强蚕食中国的罪恶，激起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仇恨。但事与愿违，反倒激起了广大观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群众争相观看，上座空前。这使日伪统治者大为惊恐，立即勒令停演。此外，日伪还在辽宁各大城市组织剧团，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如协和剧团（大连）、协和馆剧团（安东）等。这些剧团在“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相继解体。 解放战争时期，话剧活动处于低潮。《清明前后》（茅盾）、《升官图》（陈白尘）、《丽人行》（田汉）的上演是这时期的重要收获。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东北，在辽宁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并帮助各地积极建立文工团、队。编演了大批活报剧、小话剧等，为东北、为辽宁地区新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沈阳、大连、安东等地还组成了一些民间话剧团体，他们是自筹资金、自愿结合的民间私营职业剧团，如大连的东艺剧团、光复剧团、中华青年剧团、辽东剧团、大连剧团、中苏友好剧团等，演出了话《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工队”及一些国民党操作的话剧团，曾一度把持辽宁各地特别是各大城市的话剧舞台，他们在沈阳、大连、安东等地演出一些反动话剧，如《天字第一号》、《野玫瑰》等，同时，也演出过《雷雨》、《日出》。 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重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院、团。
1949年底，老舍从美国回来，看到新中国的新北京处处是新的面貌，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衷地产生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于是，他写了《龙须沟》。它透过北京城内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的变化，以及住在沟旁的一个小杂院内三户人家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的鲜明对比，表现了共产党给北京人带来的新生活，写出了北京人的新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龙须沟》、《茶馆》（老舍） 、《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50年代后也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域。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1962年后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剧目。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的欢乐和当家作主的幸福感。尽管，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曾有过“左”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毕竟赢得了百年来的国家的统一、生活的安宁和生活的改善，这些，使得文艺，包括话剧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到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话剧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几十年来，话剧发展较快，培养出一批省内外较有声誉的演员队伍。
中国人民荡涤了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扫荡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一旦当家作主，便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使新中国如快马加鞭，数年间，便是一片新的面貌，一片新的天地。话剧，以其对时代的敏感，及时地创作出一些反映这种新面貌的剧本。如《刘莲英》、《六号门》、《龙须沟》、《考验》、《春风吹过诺敏河》等。这些剧多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对新时代的感受，有些剧的作者就来自生产第一线。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话剧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突破旧舞台局限、革新戏剧观念、丰富话剧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戏剧创作上的无场次结构、意念化形象塑造、时空跳跃情节、模糊主题等尝试，舞台艺术上的运用面具、中性服装、几何图形布景道具， 激光灯光以及打破第四堵墙，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四面观众等形式革新，引起戏剧理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场戏剧观念与形式革新的讨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新时期话剧对外开放与交流也更为宽广，自 1986年后成功地举办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奥尼尔戏剧节。北京人艺的《茶馆》多次在欧、美、日等地演出，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访希腊， 均获得很大成功，是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