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自救

Ⅰ 宋湘的故事

一、负笈远游的穷学生
宋湘（1757～1826），作为清代中叶一位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他与惠州丰湖书院的关系，由于其诗集《丰湖漫草、续草》，及《西湖五别诗》题刻与书院石刻门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的流传，早已为人们熟知，但他与广州尤其是与粤秀书院的密切关系，却甚少为人提及。本文就从这里开始。宋湘是嘉应州（今梅县）人，27岁时在广州粤秀书院肄业。在书院，文思敏捷的宋湘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每课艺出粘堂壁，同舍皆惊讶，以为古人文”，并且获得师生称赞“文中骐骥”的美誉。但由于资用乏绝，宋湘还需在课余卖文自给同学，生意亦颇兴隆，请他写字作文的纸张常常堆满了桌椅。不过，生性浪漫的宋湘并不以温饱为满足，其“风流才子”习气时有显露，经常出入于歌楼酒馆，他在《忆少年七首》之三、之四的诗中曾言及：跌宕文坛十载强，中间顿挫一衿凉。家无儋石同刘毅，身有空拳似李阳。斩蛟射虎气难囚，快事平生一马周。命酒市楼常独坐，出门一掷ht裘！
二、与诗书画家的交游宋湘在广州时，结识的诗人墨客有黄丹书、黎简（二樵）、郑炳昌、李鸣盛、张思齐、张维屏、阴东林、陈昙、吕坚、吕翔、叶梦龙、冯敏昌等，其中与黄、郑、李数人相交尤深。
黄丹书，字廷授，号虚舟，顺德人，擅书、画，尤工诗，与张锦芳、黎简、吕坚称“岭南四家”，著《鸿雪斋诗抄》、《胡桃斋诗余》。郑炳昌，字颖超，号晓园，香山人，廪贡生，后为澄海县学训导，工诗画，著有《丛书阁遗草》。宋湘寓居郑家两年，与之同游共读。宋离郑家后，一度任广东学政陈桂森的幕客。乾隆五十七年（1792）郑炳昌特在广州租房，与宋湘同住，准备一起应试。是年乡试主考为初彭龄（号颐园），文题《梓匠轮舆章》，诗题《赋得鸿毛遇顺风》，结果宋湘高中解元（全省第一名举人）。一登龙门后，他写了两首诗述怀记事：“海日扶轮出，霞标百丈高。腾天皆虎气，得路果鸿毛。十载围灯火，来朝看锦袍。人声潮水沸，何德忝称豪。”“两点龙门额，青衫十五年。只今三破的，敢诩不空弦。远大男儿志，生成雨露天。一枝何足道，稍得慰堂前。”这是除试帖诗外现存有年月可考的宋湘最早诗作。见其亲笔札中，不载于诗集。 宋湘中举后，辞学政幕归乡，黎简赋诗为他送行：“从容长揖驾短棹，摆落美游宁恶归。竹雨池亭药洲石，梅关蝴蝶麻姑衣。窗鸡星尽汝先起，风o天长吾退飞。今日@堂南弟子，去年北雪到门稀。”（《寄怀宋孝廉芷湾》）宋湘对黎简亦十分倾服。宋还结识了诗人李遐龄。李字芳健，一字菊水，香山人，时方授徒于郑家。黄、宋两人一见其诗，诧为异才，遂与之订交。遐龄后为嘉庆贡生，著《勺园诗抄》、《容安堂全集》。宋湘后期在广州结交的还有李鸣盛。李字佐廷，一字尧山，南海人，附贡生，工诗能文，擅画竹，著有《春雨楼稿》。与宋湘交谊尤挚。鸣盛曾画竹寄湘，附诗云：“凉t动翠筠，云烟回忆十年身。屋梁落月参差影，留得虚心待故人。”湘亦有“留赠”警句“世上葛藤需快剑，心中风雨有深卮”传诵一时。
三、重返母校
嘉庆八年（1803），48岁的宋湘又回到粤秀书院，以堂堂院长的身份去执掌教席。本来院长一职另有人选――由广东巡抚瑚图礼聘江西学者汤藩（价人）担任。但汤至广州时，瑚已离任，而新督抚倭什布、孙玉庭与汤素无交情，故对之不大理会，汤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于是，当局便延请当时已赋闲的宋湘担任此职。宋湘在粤秀书院讲学两载，至嘉庆九年（1804）冬，才北上赴京辞去教席。
两年中，他夙兴夜寐，为发展广州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深悉“寒窗”之苦，所以对穷学生特别关照，加之褒贬公正，故在学员中享有崇高威望。梅州乡人更是闻风竞起，从学者众，院舍几不能容。从此梅州文风渐振，学人辈出。人们公认：“程乡先辈之所以得衣被士流，变转风气者，肇始先生，而后来李绣子太史（李黼平）继之。” 宋湘主讲粤秀书院时，适值冯敏昌亦掌越华书院教席，两院相距不过一公里，于是两人时相过从，论学谈文。冯氏殁后，其门人梁炅携冯诗册稿本至京师，请在京的翁方纲、吴嵩梁、秦瀛、陈寿祺、宋湘等斟酌选定，得四百余首，即传世的《小罗浮草堂诗集》。 纂香书室位于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上村，约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由上村张姓十七世祖张超群用千金所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纂香书室举办培训班，并开办“纂香女子学校”，是东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室坐北向南，宽19.86米，进总深20.09米，建筑面积399平方米。头门面宽三间12米，进深二间，硬山顶，碌灰瓦，龙船灰塑正脊，门额为宋湘题“纂香书室”四字；中进大厅横梁架“思敬堂”匾；后进厅设高1.25米长形供台。整个书室的檐棂。山墙都饰有花鸟图室，或彩绘或灰塑。2004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居民为客家人，主要由福建，广东梅州地区迁入。书室的创办人为凤岗上村的张超群。清乾隆年间广东才子宋湘在书室讲学。书室周围民居林立。
纂香书室与宋湘有密切的关系。追溯乾隆中期，约1782年，上村财主张应中(张应中，字时行，生于乾隆癸酉年，即1753年，儒林郎历职布政司)到广州经商，邂逅宋湘，发现他有博学之才，于是招之回乡，后聘为书室教师。相传宋湘在开馆之初，出示广告，上写“即日开张”，乡民见了无不掩口而笑，宋湘不恼不怒，挥笔写成“即日开张摆出尼山杂货，他人托贱馆招天下英才”，这二十个大字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洒脱古拙，夭矫不群，众人见了无不叹服。此后，纂香书室，学童莘莘。
宋湘被称为对联奇才，他曾为上村天后宫写一对联：“大庙庙神灵庇佑，尚村村老少平安”。此外，还有“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等等对联，在当地传为佳话。
宋湘在上村任教多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勤奋学习。张应中见他聪明颖悟，学问广博，不愿耽误他的仕途，于是资助他到南澳深造，后来他高中广东第一名举人和第十一名进士，从此宋湘仕途坦荡。
纂香书室与宋湘有不解之缘，然而鲜为人知的张超羣胸怀远志，热心公益，崇尚文化，其孙张应中发扬祖德，慧眼识才，聘请名师，培育英才，以及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一、生平著述 东坡若解西湖乐 早解朝官住惠州
宋湘于嘉庆六年（1801）应惠州知府伊秉绶之邀，曾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在惠州生活了两年，他对惠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十分热爱，经常游览西湖景点，访问惠州市民，将所见所闻写成诗歌。
丰湖书院是伊秉绶一手扶植起来的。惠州大学校内残存的丰湖书院遗迹都是伊秉绶时代的。现存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其实是宋湘为丰湖书院的二门所题。丰湖书院头门上的楹联是伊秉绶题写的“学焉得其性之所近，览者将有感于斯文”。丰湖书院修好后，伊秉绶请来当时的著名诗人宋湘主持丰湖书院。
他还与宋湘一起制订了丰湖书院的规章制度。宋湘的诗集里有《丰湖草》和《丰湖后草》各一卷，都是在书院担任山长的两年时间里写的。在丰湖书院期间，宋湘钟情惠州山水，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丰湖和同样迷人的书院：敞敞亮亮的一大片水，清清静静的一座院落，清风明月，春绿秋白的芦苇，那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卷。
二、散步黄塘村 欣然写下《黄塘村晚》宋湘游览永福寺，寺僧慕他才华，向他索取墨宝，他欣然命笔，写下《永福寺》；他散步于黄塘村，见炊烟初上，牧童回家，便用诗句绘出一幅惠州农家乐图：“桐叶榕叶碧相映，竹鸡水鸡春共声。贪看黄牛骑水过，不觉远寺钟齐鸣。”（见《黄塘村晚》）；宋湘居住在丰湖书院内，日日与湖水相伴，对西湖更是情有独钟。他写下《湖居十首》，下面摘录一首：“洒洒两湖风，满山开刺桐。木棉吹作絮，蝴蝶展如篷。野笋穿篱白，江鱼出网红。倾城人上冢，都在水西东。”本报曾介绍惠州才子江逢辰的《惠州西湖棹歌》九首（2008年3月29日《东江时报》5版《“得人胜获百琼瑰”》一文），而早在江逢辰写西湖棹歌的前76年，宋湘就已写下《西湖棹歌》十首，其中一首是：“卢橘杨梅烂不收，荔枝龙眼出城头。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宋湘在惠州生活两年，成诗195首，平均每年成诗近百首，他把在惠州写下的诗结为《丰湖漫草》及《丰湖续草》。是苏轼、唐庚和今释之外，可将寓惠作品结为专集的又一诗人。 一、为官清廉 任职云南13年 最受尊敬称赞
宋湘曾出任云南省曲靖知府，在云南任职13年，期间曾代理广南、永昌、大理、顺宁、楚雄等地知府及迤西、迤南道尹。他在云南为官清正廉洁、勤政亲民，常勉励自己“要与民间验辛苦”，鼓励人民勤于耕牧，并把自己大部分薪俸用于兴办当地公益事业。
二、民无衣穿 购纺车让妻教妇女纺织初至曲靖，正逢当地水患之后，灾民遍地。宋湘积极带领当地民众修城治水，很快将水患制服，受灾百姓得到了安置。后到马龙州，见当地边民不会纺纱织布、穿衣无着，便将自己的俸银购新纺车500架和木棉一批，让妻子王素云教妇女纺织，所织之布为当地人民称为“宋公布”。在广南府时，见百姓用水困难，他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凿东、西两塘引水至城，供百姓饮用。代迤西道尹时，所属地域饥荒、瘟疫流行，他捐俸银抚恤并组织百姓生产自救，还自购松籽三石，指导群众植树造林，使原来光秃秃的点苍山成为一片翠绿。他本人也亲自到翠峰山种了一片青松，人称“太守林”。在云南大理一中南花厅内，珍藏着一块古雅庄重的大理石碑——宋湘手撰的“种松诗碑”，记载了他任职期间组织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的历史。碑中有“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之句。 在永昌府时，见郡中书院失修，又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使文教渐兴。
三、文武皆能 生擒匪首安定一方秩序宋湘不但能文，而且能武。他任永昌府知府时，因府属境内湾甸一位土司死后无嗣，土司族人景在东趁机篡位，欲聚众千余人扬言要攻打永昌城。宋湘获悉后，在组织乡民操练同时，派人秘密潜入湾甸。经精心策划，宋湘率领乡团突袭土司衙门，生擒匪首景在东，安定了一方秩序。
云贵总督伯麟见宋湘业绩显赫，誉他为贤吏，并向朝廷极力推荐。道光五年（1825），宋湘升任湖北督粮道。第2年病终任上，时年71岁。由于宋湘大部分收入都捐赠给公益事业，以至他去世时家徒四壁、存银无几，惟诗文墨宝颇丰，这在清代官僚中实属罕见。当地百姓极为感念宋湘恩德，为其塑像建祠，立碑奉祀。在《云南大理图书馆记》中有这样的评价：“明清两代人至云南的外省人当中，宋湘是最受人们尊敬和称赞的一位。”
四、诗歌赞云南 江山到处我题诗
宋湘不只是一位耿介奉公、勤政有为的清官，也是诗书俱佳的诗人和书法家。光绪《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循吏·宋湘传》记述：“湘才气豪爽，工书能文，诗尤火速，每有所作，落笔立就，时称为真才子。历官皆着治绩，而奖掖后进，成绩尤多，至今士林传其遗事觉得佳话。”他在公务之余，颇好写诗，所到之处，对当地的名山胜水或光景奇花，往往付之笔端。其后，宋湘把在滇诗作编成《滇蹄集》三卷计157首。这些诗作记述了宋湘在云南的行踪和心迹，以及他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他对云南的感情。
“马蹄今日踏滇山”
嘉庆十八年（1813年）秋，宋湘出任云南曲靖知府，一路南下，弃舟登车，过安顺，出盘县，风尘仆仆，终于在一天下午抵达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宋湘一行人在界关木牌坊边的山脊上稍事休息。当他抬头遥望四周莽莽群山时，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在驿站墙壁上题写了《滇南胜境题壁》七律一首：
马蹄今日踏滇山，山在乾坤何处边。
汉使石坛金碧气，佛门铃塔祖师禅。
封疆六诏开荒服，道里中原认斗躔。
回首十年香案直，退朝满袖只炉烟。
诗中记述了宋湘路过胜境关时的感受。首二句笔力遒劲，气势壮阔，把视线一下子延伸到遥远的群山，给萧寂的荒野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令人心情为之振奋。接下来的颔联和颈联，高度概括了自汉唐以来，云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结句回忆在京任职时的心境。
据史料记载，宋湘到曲靖后，当地正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上任伊始，宋湘身先士卒，率士民百姓赈灾救困，通过治水、筑堤、修路、补城等举措，治理了水患，并使当地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效：“……郡民走告我，今岁谷增万，鱼鳖化为禾，洪波消荒甸；荒荒马龙州，男女骬不线，使君慈母心，女手扦扦劝，五百新纺车，织染兹亦遍。闻之岂不欢？百不了一愿，边荒多艰难，救民先救困。兹行复如何，区区心一寸。”（见宋湘《滇蹄集》卷一《之广南道中述怀四首》之三）。宋湘在曲靖的业绩，受到云贵总督伯麟的嘉奖。
“江山到处我题诗”
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天，宋湘到昆明述职。其间，他先后游览了大观楼、黑龙潭、西山等名胜景点，被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感动，即兴挥笔题诗。且看《题昆明池大观楼壁二首》：
江山到处我题诗，况是登楼放眼时。
此水自从闻汉帝，昔人谁实见滇池。
碧鸡金马今黄土，段诏蒙酋古复棋。
欲唱竹枝三百首，遍传骑象戴花儿。
空翠波光入酒杯，大风环佩亦仙才。
杜陵眼老旌旗失，蛮徼云深关塞开。
万里星辰依北极，百年草木上春台。
君看一带山河影，浩荡蓬壶月照来。
这两首诗都是借景抒怀之作。作者面对眼前如画江山，引发对历史的回顾与怀想，意气风发，神思飞扬，也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抱负。传说，其时宋湘游兴未尽，又应邀在大观楼写下“千秋怀抱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的名联。此联与上述二诗，在立意上一脉相承，在意境上相得益彰，以怀古入题，以景抒情，以形象对格，以数词量词组句，构成一副妙手天成的佳联，抒发了作者旷达乐观的襟怀。
五年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天，宋湘从京城返回昆明，重游大观楼，又题写了《春日重题大观楼二首》：
楼上春云住又飞，楼前春水绿生肥。
举头莽荡身何处？骊酒苍茫醉未非。
三岛游仙他日梦，五湖垂钓几人归。
球场牧马将军老，谁话天山雪打围。
湖花湖柳此依依，天下春光两燕飞。
好水自头连尾看，诸山从古到今围。
百年作客原如寄，竟日登楼只不归。
此曲莫传王粲和，怕教游子泪沾衣。
诗中除了赞叹滇池的美景外，却少了前时的意气风发，多了怀旧的思绪，隐含着宋湘慨叹暮年难酬昔日壮志的心情。这二首七律，首二句似信手拈来，语言清新流丽，为全诗增添了不少艺术魅力。宋湘两次游大观楼写的4首七律，无论是诗的立意，诗艺特色，抑或是引典用词的缜密，对仗的工整，以及音韵节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多年来一直被后人推崇。而且在同一景点上，同时保存一个诗人的三件作品，这在诗联界尚属少见，足见其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
“何时泉边见梅树”
春城昆明四季如春，不仅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亦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奇花异卉，是历代文人骚客心仪的休闲之地。宋湘多次途经昆明，公干之余，曾慕名前往附近的景点游玩，每有所感即题诗壁上，以抒怀记事。请看《初夏独游龙泉观访古梅，题诗而返》：
何时泉边见梅树，传闻封殖自唐年。风雷战斗壮士老，烟霞骚屑将军眠。高搴参天汉柏雨，低绕扑地秦松烟。白摧朽骨何盘盘，苍皮远出青可怜。春天花开大如盏，云中之君下来翩。古香蓊勃遮远天，兰房蕙幕相新鲜。美人石肠青铁肝，中有万古相思魂。问君此情香何处？结子满枝空掩关。吁嗟客心何可言？为官万里纷忧煎。荒山野水走皮骨，蛮烟瘴雨沾衣褌。狂游岂少阮孚屐，清梦久隔罗浮村。角巾东第定何日？手版西山聊暮云。青鞋布袜古箧存，心迹要与林逋论。举头万丈青天月，题诗壁上花应闻。
这首七言古诗，前半部分叙述黑龙潭边唐梅宋柏的来历，突出了梅花经受风霜雨雪的侵袭和磨砺后，仍保持着非同寻常的风韵。作者以比喻夸张的表现手法，逼真地描绘出古梅虬曲高大，历千年磨难而不屈不挠的风骨，以及春天到来时梅花璀璨动人的风姿，讴歌了古梅坚忍不拔的形象。后半部分抒发诗人昔日在广东惠州罗浮山下无忧无虑赏花游玩的日子，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把全诗的立意推到了极致，耐人寻味，久读不厌。
后来，宋湘的好友沙琛（字献如，号雪湖，大理人，乾隆举人，曾任知县，著有《点苍山人诗钞》）游黑龙潭时，见宋湘的题壁诗，也步其韵写了一首唱和诗《黑龙潭值老梅盛开，感怀旧游，用壁间芷湾太守韵次之》（见《点苍山人诗钞》卷七。诗略）。
“云南茶花亦迷离”
云南素有“茶花甲天下”的美誉，且看宋湘游昆明西山云安寺时写的赏茶花诗：
天下茶花无甚奇，云南茶花亦迷离。入院突兀见此本，九州万古空春姿！高火伞，低摩尼；红者玉，紫者泥；十万灶，一军麾。日亦不敢出，月亦不敢窥；朱霞青天，雷电齐飞。何年所植何物为？花叶不到处，精焰犹交驰。才大有如此，独立隘两仪。世人纷纷说少态，蚍蜉撼树真群儿。吁嗟乎！种花须种一千载，看花须看一千枝，饮酒须饮一千碗。君不见挥刘伶，斥李白，云安寺里人题诗。
宋湘在这首诗中，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首二句就突出了“云南茶花甲天下”的语境，使之达到美压群芳的地位。接着，作者满腔热情地盛赞云安寺里的茶树高大，茶花美若云霞、璀璨如火的绚丽多彩的形象。诗人在尽情赞美茶花壮观、丰美、灿烂的景象时，没有忘记为韩愈伸张正义，针对那些诬陷忠良的小人情不自禁地喊出“蚍蜉撼树真群儿”的心声。全诗笔墨酣畅淋漓，诗语形象生动，节奏明快跌宕，音韵铿锵有力，情感高昂激越，立意高峻拔卓。当时诗坛名家吴嵩梁（字子山，号雪兰，1767年生，江西东乡人，嘉庆时曾任内阁中书）看了宋湘这首诗后，发出由衷的称赞：“定光寺（即云安寺）里红山茶，雷火烧空十丈花，看花君载千湖酒，醉胆轮囷大如斗。万古茫茫两谪仙，太白子瞻谁抗手？”（见《香苏山馆全集》卷十二）。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宋湘时隔五年再次重游云安寺，还想饱览茶花盛开的美景。当他站在茶树前，注目茶花，心驰神往，用神来之笔写了《重题云安寺茶花二首》，赞美茶花。其二为：
神仙无醉亦无醒，昨夜东皇觞百神。
来路岂真狮子国，番风长压牡丹春。
梦中彩笔传名士，天半朱霞立异人。
难怪外间桃李笑，此花肝胆大轮囷。
当时，有人说茶花是从海外传到云南的，宋湘对此提出质疑并否认。云南茶花本来就是本土所产，何来外来之说？若以番风压牡丹那样贬低云南茶花的存在，则太不应该了。这里的茶花鲜艳夺目，就像素有神来之笔的江淹那样光彩照人，其品德是多么高尚纯洁啊！最后，作者在茶花如此炽烈的氛围中，精神上得到了慰藉，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深情。此诗最大的特点是善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引典用语似信手拈来却自然娴熟，毫无斧凿痕迹，是一首艺术品位较高的七律佳作。难怪宋湘的同乡好友黄钊在《读向华堂诗集》中称赞这首诗：“读到千枝球放句，朱霞天半照云安。”
“我是何人须是我”宋湘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忘年十载此长安，阅尽荣华耐尽寒。我是何人须是我，真诗莫与外人看。”不论为官还是为文、为诗，他都用一颗真心去做；不论当多大的官，他都保持着一个“真我”，不被浮云蔽眼。宋湘在云南为官13年间，“要与民间验辛苦”是他的格言。他所到之处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恤民情，有的放矢地为当地解决首当其冲的问题，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抗灾害，寻富路，除恶徒，兴文教，捐俸禄，绿荒山，题诗联……他一心奉公不计个人得失，“得失千秋一片心”。《云南大理图书馆记》《清史·列传》《广东通志》《嘉应州志》均记载宋湘始终如一地过着俭朴生活，把薪俸大部用于振兴地方公益事业，百姓都真心感佩铭记他。
宋湘离开云南时，送行的人群排成长龙。人们还在他任职过的地方，自发筹钱建祠立碑来怀念他。宋湘一生清廉，道光六年（182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逝世于湖北任上时，竟然无钱安葬，是当地的百姓父老募捐帮其料理后事。 清代嘉庆年间，一帮广东才子结伴北上赴京赶考，渡韩江，过梅岭，一直来到长江南岸。
一日，他们正待渡江的时候，忽然有一艘官船顺流而下，正好被渡船挡住去路。船上官兵大声吆喝：“f渡船!渡船!别挡道!这是官船，你们挡道，该当何罪！”
过河的这批人全是秀才举子，一来踌躇满志，二来人多势众，三来怕误时辰，再说又不知官船坐的是什么官人，便不理睬官兵的吆喝。
却说官船上坐的是新任两广总督。他见官船被挡，便走出船头看个究竟，见是民船拦路，正待发作，忽见这些人全是赴考的才子，心里就多了个心眼。他想：这帮秀才说不准哪个这次考中状元，以后成了气候，于自已不利。因而不敢贸然得罪。但官威被灭又不甘心，于是，他大声喝道：“喂，你们要想先过河也不难，我出一副对子，你们当中谁能对得通，就让你们先过。”
接着，他就信口出了上联：“万马立青霜，将军出朔方，东之广，西之广，总督两广！”他道出自己的身份，目的是吓这帮秀才，使他们给自己让路。
果然，秀才们一听是新任两广总督，就有些怕了，谁也不敢应对。
这时，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个身穿苎麻衣的秀才。他分开众人，喊道：“我能应对！”
大家都转眼望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他能对出什么对子。
只见秀才不紧不慢地说：“手持七寸管，挥成大文章，中解元，中状元，连中三元！”他语出惊人，正中两广总督的要害和顾忌，总督大人只好赞此人才气不凡，同时也为自己找了个下台台阶 ，就让他们的渡船先过。
这个秀才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一举成名，被称为广东才子的宋湘。

Ⅱ 战士们高原地区的感人故事

高原的茶花

在祖国边陲的昆仑山巅，常年积雪不化，积百年千年之雪。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万名官兵像铆钉一样驻扎在高原的永冻层上。他们都知道同一个故事，关于高原的茶花的故事。
那一年茶花四岁，第一次和妈妈出门走的就是远路，在辞旧迎新的时节。
被冰雪覆盖的高原依然以它千百年的沉静和冷寂来对待人类任何一个火红的节日。
高原恢宏的美丽是残酷的。
长长的青藏公路上，车越来越少，偶尔有一辆，也是从雪线回格尔木过年的。
从山东来的贺嫂带着四岁的茶花站在路口，焦急地盼望着能有一辆开往昆仑山深处不冻泉兵站的车，她要去那儿寻夫。此时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仨人要一起过年，那叫团圆。这也是老贺每封信里一定要说的话。贺嫂早已忘记兵站有条不让大人带小孩上雪线的规定，另外她怎么也不相信高原的空气真的就是什么“冷面杀手”。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
贺嫂抱着小茶花，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好不容易才拦住一辆进山的便车，但司机很不情愿捎这个脚。
“别人都下山，你偏上山，还带着个娃娃！”
“我从山东老家来探望丈夫，约好在格尔木过节，谁知他临时有任务下不来，我这才往山里赶。”
“你这是千里寻夫啊，丈夫在哪儿工作？”
“他在不冻泉兵站当兵。”
“那上车吧。”
司机再没有说什么，他启动马达，开车。
贺嫂抱着小茶花坐在驾驶室里。小茶花轻轻地从干涩的嘴里挤出几个字：“爸——爸——”
“她病啦？”司机问。
“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可能太累，孩子受不住。”贺嫂说着紧搂了一下小茶花，小茶花的额上很烫。
看着昏昏沉沉的小茶花，司机知道是让讨厌的高原反应症给缠上了，他加快了速度，想尽快把贺嫂送到丈夫所在的兵站。
汽车在盘山道上行驶，雪依然下着，两道刚刚出现的车辙，很快就被悄然无声的落雪盖住。
小茶花在贺嫂的怀里半醒半睡，不停地喊着：“爸——爸——”贺嫂一会儿抬头看前面的路，一会儿低头看女儿，两行热泪悄然而下⋯⋯
自从上次老贺回家探亲，一别就是五年，女儿都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只知道爸爸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当兵，而贺嫂想到这些，终于未能抵挡得住揪心的企盼，带着孩子奔昆仑山的不冻泉兵站来了。
老贺自从沂蒙山到昆仑山来当兵，一干就是十多年。这些年,他在天寒地冻的不冻泉兵站操持着家什，他是那儿的上尉指导员。他的所有柔情就是在写给贺嫂的信中的那句话：无论如何，年要仨人一起过。看来这次能如愿，贺嫂想。

修建青藏铁路的资料与感人故事

人们曾说修建通往西藏的铁路是不可能的，有5000米的高山要爬、12公里的山谷要架桥、数百公里的冻土区无法支撑铁轨和火车。再说，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况下铺铁轨？这条铁路是中国“敢为”精神的最佳例证。 铁道兵十师有位叫邓广吉的连长，为修建青藏铁路，他带病上了高原。后来，他在高原得了白血病。在家乡的医院抢救他时，他对亲人和战友留下遗嘱：“我若死去，把我的骨灰埋在青藏高原上，我生前没有把铁路修通，死后也要看到铁路修到世界屋脊上。” 原总公司党委书记孙有礼是青藏铁路建设中的一名指挥员，他的儿子孙胜很小的时候就随他一起上了高原，儿子到了8岁的时候，还不知鸭子是长腿还是不长腿。 还有许多人的孩子是在高原出生的，只吃过苹果，没见到过树木，下山时，到了西宁，见到杨树，大吵大闹要上树摘苹果。他们只知道苹果生长在树上，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许许多多的树木。 王汉东是中铁十七局的施工处长，修青藏铁路时，勇猛得如下山的猛虎，但是，就在他不知什么是苦是累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得了病，后来死在了太原的一间病房里。医生说：“他得的是高原病。”死前，他对局领导说：“当了铁道兵不悔，死了，让女儿也去当不穿军装的铁道兵，修路去。”他传给女儿的，不仅是创业的意识，还有江山的豁达和崇高，一种高山意识折射出的人生也当有如此的精神，渗给自己，也渗给了女儿 1974年，时为铁道兵四十七团副团长的王连清是第一批进入关角隧道的战士之一。 50年代，青藏铁路的修建第一次下马。经过14年头后，关角隧道由于风蚀水浸，隧道内积满了水。战士们打开封口，坐着林筏开始了初探。第一次初探，木伐就翻了。这似乎意味着部队在关角隧道会有一次恶战。 1975年4月5日10时40分，关角隧道出口30米长的边墙倒塌引起拱架倒塌，1600立方米的岩石落了下来，将正在施工的127名指战员捂在了隧道里。洞中的同志为了抢险突围，关键岗位全部是干部、是党员，而让群众和新兵待在一旁。 新兵问：“为什么？”党员答：“这里有死亡。” 新兵们哭了，他们哭着求那些干部和党员们：“你让我们上吧，大家都在死亡的威胁中，虎口狼牙中，你们把一点生的希望留给我们，我们心里难受……”接着是一阵哭声…… 副营长吴德安在在氧气极其稀薄的绝境中，让大家不要惊慌，少说话，组织大家自救。 终于，洞内的同志在洞外同志的营救下，从死亡的黑洞中爬了出来。他们一见太阳，全部昏倒在地，隧道口躺倒了一大片……

这条神奇“天路”承载几多感人故事

应自治区政协的邀请，铁道部原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永福作了题为《神秘的青藏铁路》专场演讲。 孙永福曾担任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青藏铁路建设工作。作为青藏铁路建设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孙永福在演讲中，除了向听众讲述青藏铁路工程建设和开通运营的全过程之外，还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百人血书请战修“天路” 孙永福欣慰地说，广大建设者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努力地说，打造着“精神高原”。 当年提出修建青藏铁路的方案时，曾经有人劝孙永福，青藏施工环境这么艰苦，就不要做了。还有人担忧，在“世界屋脊”上修“天路”会使人却步。然而令他感动的是，青藏铁路修建进行招投标时，很多建设单位表现踊跃。中铁十七局，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的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铁路建设工程中担任重任。这次，中铁十七局来投标时落选了。没有中标，职工们很失望：“我们曾为老青藏铁路洒下汗水，现在新一段铁路要修建，怎能没有我们的身影？”参加投标的局长背负众望，回到局里竟无法面对职工。后来，这位局长找到孙永福，再三请缨青藏铁路修建，并带来100多人咬破手指写的请战血书，表达要上高原、要为青藏铁路修建做贡献的决心。 风火山观测站，海拔4700多米。40多年来，三代技术人员守望着这个观测站，收集了1200多万个资料数据，为修建青藏铁路解决多年冻土问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守望观测站的第一代人是该站的党委书记，他干了10多年后病倒了。临死前，他留言：“我死了之后请将我的骨灰埋在风火山，我要看着青藏铁路的火车通过。”后来，他儿子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守在风火山检测站的第三代人已经干了30多年。 对付缺氧指挥长搞发明 在高原上，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人员的日常生活、施工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甚至稍稍不注意，都有可能丧命。但工程建设者们靠自己出谋划策，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当时，施工人员晚上起来解手都要走一段路。几万人在高原上工作，条件有限，多数工地基本都在荒山野外，工程人员们都住帐篷，如果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晚上起夜解手的时候引起感冒，由感冒转为脑水肿、肺水肿。怎么办？中铁十二局的指挥长琢磨出一个解决办法——造活动厕所。晚上将活动厕所推到营地和营地的门对接起来，让大家不经过露天就可到厕所解手，白天则把厕所移走，这样一来，就避免大家感冒、着凉。 四五千米的海拔，正常人尚觉得呼吸困难，更何况还要进行打隧道这样的体力运动。怎么保障工人们顺利施工？中铁二十局的指挥长想出办法，研制出高原制氧机在现场制氧，把氧气直接送到工地上去。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时，全线做了17台高原制氧机，使得沿线高海拔地区施工队伍的工作得到保障。 冻土路段正经受考验 令孙永福感到骄傲的是，截至11月，青藏铁路运送旅客95.3万人次。进藏27万人次，出藏31万人次。煤炭、石油、化肥、粮食等重点物资发送量逐步增长，有力促进了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 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是高原铁路建设的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铁路已经运行了半年。今年进入第一个冬天后，曾有媒体报道，冻土路段有部分发生轻微变形，这些情况对青藏铁路正常运行有什么影响？针对人们的疑问，9月份孙永福到西藏开会时，他特地从西宁坐车进西藏，感受铁路运行效果。“据铁路沿线最近的监测结果来看，我们发现路基的变形程度很小，青藏铁路冻土路段只有很小部分发生轻微变形，路基有细微沉降。”孙永福斩钉截铁地回答，“总体上路基是稳定可靠的，并基本上达到了设计要求，目前正在经受寒冬的考验。”

Ⅲ 词作家田汉

【田汉简介】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黄大傻愤而自戕。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妓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复活》

【田汉主要著作书目】

蔷薇之路（日记） 1922年5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咖啡店之夜（戏剧集） 1924年12月，中华书局

翠艳亲王（无声电影剧本） 1925年，光华书局

银色的梦（随笔） 1928年，中华书局

续银色的梦（随笔） 1928年， 中华书局

南国的戏剧（论文集） 1929年7月，上海，萌芽书店

爱尔兰近代剧概论（论著） 1929年7月，上海，东南书店

田汉戏剧集 1934年，现代书局

回春之曲（剧集） 1935年5月，普通书店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 1936年，万象书店

田汉散文集 1936年8月，上海，今代书店

田汉剧作选 1936年10月，上海，仿古书店

黎明之前（剧集） 1937年3月，北新书局

抗战与戏剧（论文集） 1937年月日2月，长沙商务印书馆

岳飞（四十四场新平剧） 1940年，桂林白虹书店

田汉代表作（戏剧散文诗歌集） 1941年，三通书局

秋声赋（五幕话剧） 1944年1月，桂林文人出版社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 1947年9月，中央书店

白蛇传（十五集京剧） 1955年，作家出版社

田汉剧作选 1955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优之死（三幕话剧） 1957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西厢记（六场京剧） 1959年5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关汉卿（十三场话剧） 1959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月光曲（剧集）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田汉选集（戏剧集） 1959年月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田汉戏曲选（二卷本） 1981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田汉文集（16卷本） 198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回眸田汉】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他出生在“戊戌变法”的1 8 9 8 年，而在“文革”1 0 年中的1968 年被迫害致死，可谓生于乱世，死于乱时。他幼而聪敏好学，长而刻苦奋进，由一个山乡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迹，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也赢得了声誉的诗人和剧作家。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由于外强侵略所受的苦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化作民族自救的怒吼，所以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田汉浪漫多情，才华横溢，他追求艺术，追求爱情，追求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但是，为了前者他常常要走在长满荆棘的路上；为了后者他也总免不了要饮下一杯杯苦酒。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撰写了5 0 余万言的《田汉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使海内外读者先睹为快，我们特请作者重新改写，作为连载发表。

出身农家

在长沙县城以东，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镇叫花果园，镇子附近山山岭岭的起伏中有一片方圆数里的“平阳之地”，叫田家（土段），（土段）里又星星点点地散 居着农家，其中有一个叫茅坪的小村落，就是田汉出生的旧家。田汉的家，祖孙三代近三十口子人。这是一个朴实、勤劳而又贫苦的农民大家庭。祖上曾是大地主，但到了祖父田桂泉手上败落了下来。家里有出无进，已经扯得很空，就像一个烂灯笼快要破了。全家靠种田为生，兼做一点织绢的手艺。要冲出这个贫苦、封闭的旧家庭，需要教育、文化的助力。田汉的父亲田禹卿是第一个想通过文化学习而冲出这个家的人，1 5 岁结婚后还坚持在私塾上学。但是他失败了，终因家贫而废学。当田禹卿3 4 岁病死的时候，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留在了儿子田汉身上，把一副生活的重担留给了妻子。

对田汉未来的成长，有两个人物至关重要。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舅舅易梅园。如果说田汉是田氏家庭这个“鸡窝”里飞出的一只“凤凰”，那么他的母亲易克勤便是雏凤的保护神。她小时候曾陪弟弟易梅园 读书，深知文化的重要，极力支持儿子读书。易梅园补廪生，进县学，文化日高，讲学南湘，旋出外谋事；后又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少年田汉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经济上的资助者。田汉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成绩颇佳，很得老师的欣赏。

不久田汉因家贫辍学，暂时在家自学。这时他在槐 树屋的栖凤庐认识了梁三娭（母也）。这位梁三娭（母也）是一位5 0 岁不到的寡妇，田汉母亲的知心朋友。因为她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丈夫梁三公在世时把她的住处取名为“栖凤庐”。那是一个很幽雅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小宅院里种着茶花和天竹，像个“世外桃源”。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听着屋瓦上的雨声和仙姑殿山上传来的钟声，望着那飘坠的茶花瓣和给新雨洗得更加红艳的天竹子，烧着山林间扒来的松叶，喝着山里人家自制的清茶，谈经说史，实在别有风味。田汉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最有趣的是听梁三娭（母也）讲《西厢记》。纯洁美丽的爱情故事和“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样优美动听的文词，在田汉简直如饮甘露，如浴清泉，只觉得一丝轻柔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心田。

田汉与聂耳的交往

聂耳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曾为了共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 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当时聂耳只有二十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 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在1934 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这就是有名的《前进歌》，他自己并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老王的孙子被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时，老王抱起他的孙子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唬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聂耳唱得慷慨悲壮，使观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

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汉这样进步的剧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关系与田汉联络。此时田汉又写成了话剧《回春之曲》，其中的《告别南洋》一曲就是由聂耳谱曲的。这支曲子在卅年代是作为舞台艺术歌曲经常演唱的。

《回春之曲》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时，田汉忍不住想去看看，但他此时被敌人通缉已不能公开露面了。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成一个有身份的阔人，而另一位女同志则扮作他的女儿，搀扶着他走进戏院观剧，但仍然被守候着的密探抓获。幸而这身行头救了他，敌人并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而此时的聂耳也将赴日转赴欧洲留学，田汉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由聂耳谱曲，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不久，年轻的聂耳就死在了异国他乡。